不要为犯罪随便找借口
刘仰2008-01-25 23:02
前几日碰巧看了一期电视节目，内容说的是几种流氓活动。
其一，一名男子乘坐电梯，电梯操作员是一位年轻女子。该男子在狭小的空间里，强行拥吻操作电梯的姑娘，没想到被电梯内的摄像头拍下，刚走出电梯就被抓了。
其二，一名男子像是在医院陪护病人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溜入护士值班室。见值班护士在打盹，便向护士身上撒尿。结果也被监视的摄像头拍下，走出值班室便被抓住。
其三，一名男子在女厕所门口游荡，见有女子上厕所，便趴在地上，从门缝底下偷看，也被摄像头拍下，被抓个正着。
其四，一名男青年胆子奇大，守在女厕所门外，见有女子上厕所，便尾随进入。监视录像发现这一情况后，保安人员抓住了这个闯入女厕所的男青年，从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搜出一个DV摄像机。原来他进入女厕所后，从厕所隔板的下方偷拍女子上厕所。
毫无疑问，这四名男子的行为既违背了公共道德，又触犯了法律，具体的罪名有所不同。节目编导将这几个案例集中放在一起，大概有提醒广大妇女的意思。但是，节目编导随后的一段评论却让人不舒服。这段旁白评论的具体文字记不住了，中心思想是：这些人中，有的属于偷窥癖等心理问题。我所反感的正是这段旁白评论。
自从有了辩护律师制度后，有一种现象日益突出。不论面对何种犯罪，辩护律师都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为当事人辩护。例如，一个涉嫌杀人的家伙，辩护律师往往会说，他小时候缺乏家庭关爱，造成了冷漠的性格；或者小时候遭受家庭暴力，造成他性格扭曲和暴力倾向等等。这种辩护的目的无非是想减弱犯罪的主观原因，强调导致犯罪的客观原因、社会原因。更有甚者，还会把犯罪归之于生病等生理原因，以求逃避或减轻处罚。
对于每一个涉嫌犯罪的个体，人们总能找到导致他犯罪的具体原因。按照个人至上的观念，尤其是贴近罪犯的内心世界，人们往往还能发现同情他的理由。但是，从社会整体来看，侵犯他人的犯罪，即便有一万条值得同情的理由，也依然是犯罪。辩护律师就算为罪犯的犯罪原因找出无数的客观原因，也不能改变他已经犯罪的事实。因此，辩护律师的辩护理由，有些是荒唐的，有些是徒劳的，有些是为减轻刑罚找一点借口。在为嫌疑人辩护的活动中，寻找心理学、精神病学上的借口，在西方日益流行。
现代西方心理学开发出众多心理、精神不正常的病症，本身是否都有道理，暂且不去说它。辩护律师借助现代心理学、精神病学为罪犯辩护，他的立足点是站在犯罪嫌疑人的一边。由于存在着与之对抗的起诉方或公诉方，辩护律师为犯罪乱找借口的现象，不至于严重影响审判的法官，法官在两种意见的对抗下，一般能够找到中立的判断。
但是，媒体不同于辩护律师。该电视节目上述那段评论，已经无意中用辩护律师一样的口吻，先给犯罪找了一个借口。我们不能说节目编导说这段话的本意是想为犯罪嫌疑人开脱，它应该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它也因此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在没有医学方面的诊断之前，媒体没有任何权力说犯罪嫌疑人患有各种心理、精神疾病；更不应该将这种猜测，作为确定的结论到处传播。第二，对于有些犯罪，即便存在精神疾患的事实，也只应该在法庭上说，而不应该在社会上随便说。否则，这些说法可能会造成一个结果：只要有病，侵犯他人就可以被原谅。于是，真病、假病又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事情。
虽然精神病患者犯罪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并不等于精神病患者就有了刑事犯罪的豁免权，就可以无所顾忌地犯罪。对于各种侵犯他人的犯罪，社会舆论首先应该做到的是，让每个人清楚地知道，这种行为是错的，而不应该在揭露这些犯罪行为的时候，先把被免予刑事责任的特例张扬出来。
而且，把某些犯罪行为等同于患有某种疾病，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医学可以研究，法庭可以听取医学的意见，对于社会大众，这种观点不宜大肆宣扬。假如有一个经常偷窥女厕所的人，随身携带一张自己患有“偷窥癖”的医学证明，是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偷窥？再说，节目中提供的第四个案例，在我看来，很可能是卖给黄色网站的商业行为，随随便便就把这种行为归之为“偷窥癖”，归之为心理健康问题，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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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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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一名男子像是在医院陪护病人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溜入护士值班室。见值班护士在打盹，便向护士身上撒尿。结果也被监视的摄像头拍下，走出值班室便被抓住。
其三，一名男子在女厕所门口游荡，见有女子上厕所，便趴在地上，从门缝底下偷看，也被摄像头拍下，被抓个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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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四名男子的行为既违背了公共道德，又触犯了法律，具体的罪名有所不同。节目编导将这几个案例集中放在一起，大概有提醒广大妇女的意思。但是，节目编导随后的一段评论却让人不舒服。这段旁白评论的具体文字记不住了，中心思想是：这些人中，有的属于偷窥癖等心理问题。我所反感的正是这段旁白评论。
自从有了辩护律师制度后，有一种现象日益突出。不论面对何种犯罪，辩护律师都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为当事人辩护。例如，一个涉嫌杀人的家伙，辩护律师往往会说，他小时候缺乏家庭关爱，造成了冷漠的性格；或者小时候遭受家庭暴力，造成他性格扭曲和暴力倾向等等。这种辩护的目的无非是想减弱犯罪的主观原因，强调导致犯罪的客观原因、社会原因。更有甚者，还会把犯罪归之于生病等生理原因，以求逃避或减轻处罚。
对于每一个涉嫌犯罪的个体，人们总能找到导致他犯罪的具体原因。按照个人至上的观念，尤其是贴近罪犯的内心世界，人们往往还能发现同情他的理由。但是，从社会整体来看，侵犯他人的犯罪，即便有一万条值得同情的理由，也依然是犯罪。辩护律师就算为罪犯的犯罪原因找出无数的客观原因，也不能改变他已经犯罪的事实。因此，辩护律师的辩护理由，有些是荒唐的，有些是徒劳的，有些是为减轻刑罚找一点借口。在为嫌疑人辩护的活动中，寻找心理学、精神病学上的借口，在西方日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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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媒体不同于辩护律师。该电视节目上述那段评论，已经无意中用辩护律师一样的口吻，先给犯罪找了一个借口。我们不能说节目编导说这段话的本意是想为犯罪嫌疑人开脱，它应该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它也因此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在没有医学方面的诊断之前，媒体没有任何权力说犯罪嫌疑人患有各种心理、精神疾病；更不应该将这种猜测，作为确定的结论到处传播。第二，对于有些犯罪，即便存在精神疾患的事实，也只应该在法庭上说，而不应该在社会上随便说。否则，这些说法可能会造成一个结果：只要有病，侵犯他人就可以被原谅。于是，真病、假病又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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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把某些犯罪行为等同于患有某种疾病，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医学可以研究，法庭可以听取医学的意见，对于社会大众，这种观点不宜大肆宣扬。假如有一个经常偷窥女厕所的人，随身携带一张自己患有“偷窥癖”的医学证明，是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偷窥？再说，节目中提供的第四个案例，在我看来，很可能是卖给黄色网站的商业行为，随随便便就把这种行为归之为“偷窥癖”，归之为心理健康问题，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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