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现代大学章程，南科大走向何方
熊丙奇2011-05-11 05:33
“等学校开学，我们希望退出公众视野，安心办学。”这是南方科技大学一工作人员曾经的愿望。确实，该校3月1日开学后颇低调了一段时间。但日前一则“南科大选拔局级副校长”的通知，再次将其推向风口浪尖。南都记者发现，截至9日下午5时，报南科大两个正局级副校长职位的人数，已经达到60人。与此同时，也有人指南科大内部管理存在问题。（南方都市报5月10日）
以“去行政化，去官化”为基本办学理念的南方科大，突然由组织出面公选两名局级副校长，令关注南科大改革者始料未及。但是，回顾南科大并不长的办学历程，出现这种情况，又蕴含着某种必然。
早在2008年，深圳市就宣布，“要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促进深圳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率先向‘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由’前进一步。”这是深圳举办南科大，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的开始。之后，2009年9月，朱清时被遴选为创校校长之后，亮出“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办学理念，使这所还没有招生的大学，转眼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校”。
可以说，南科大一出生，就承载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使命。然而，如果大家关注南科大的办学进程，就会发现，上述理念，基本上只是口头表态，并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本——在去年12月颁布的深圳《教育规划纲要》中，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和现代大学制度构建，深圳根本没有提到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而这一提法，已出现在去年7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另外，深圳市有关领导和朱清时校长曾多次提到，要制订南科大章程，提交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使南科大章程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学宪章，但在南科大已有首批学生入校之后，还不见大学章程出台。
这给南科大的办学带来了很多的未知数，也使得南科大的办学，有诸多随意和不严肃之处——这些随意和不严肃，是不应该出现在一所以改革者自居的大学中的。在5月6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耶鲁大学副教授钟伟民撰文《新大学计划忽略了多个关键环节》（New University Plan Skips Crucial Steps），他在文中表示，成功的大学教育有两项准则：一是其教学总纲包含着教学人员的集体智慧，二是课程选择能反映出教学人员作为个体的学识和风格。但在钟伟民看来，目前的南科大显然并不具备这两点，在正规课程和院系体系仍未建立的情况下，就开始招生。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事实上，在今年早些时候，笔者曾撰文《南科大的快与慢》（深圳晶报2011年1月10日），指出，南科大在办学中，要分清轻重缓急，要明白什么该快，什么该慢；什么应该“拿来”，什么应该“原创”。在学校的基本管理制度方面，应该尽快明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在具体的办学中，则不应该追求快，而应该追求稳与形成特色。如果基本的制度还没建立，就开始招生，希望快速上马，早日出办学成果。这对于南科大是不利的。
这里所说的基本制度，就是政府、学校，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责权明晰的大学章程。在笔者看来，钟教授所指出的南科大问题，就是因为基本办学制度没有确定所导致。在基本制度没有建立之前，学校怎样招聘教授？采用何种标准？教授们有怎样的自主权？怎样参与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都成为问题。极有可能的结果是，这些由校长大人一人说了算。近来笔者听到一些南科大内部人士对教授的招聘标准、学校管理颇有微词，这是校内行政权、学术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的必然结果。
同样，眼下深圳公选南科大副校长，且将级别定位正局，也是因为没有规范政府行为的大学章程。这从朱清时校长的回应中，可见一斑——据媒体报道，4月30日，朱清时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南科大虽提出“去行政化”，但如果完全跟政府不对接，也有困难之处。他说自己虽知道有干部要来学校一事，但“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对于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干部到南科大，或者出现“政府任命”和“学校聘任”两种用人机制，朱清时说自己也无法保证。 5月7日，有媒体引用朱清时的话说，“在南科大工作的副校长是没有行政级别的”，报道称，朱清时特别强调，学校已经跟市委组织部的领导进行了交涉了，出现这种误会可能是工作中有不如意的地方。他说，学校实际上已经有了管理条例，是由学校校长进行提名，再由理事会任命副校长的，任何干部都需要遵守理事会管理的体制。
结合目前如火如荼开展的公选，再来看朱校长的回应，就不由困惑：难道深圳要给南科大派副校长、且给南科大副校长定位局级，朱校长会不知道？这样的校长，有多少办学自主权？南科大所制订的管理条例，在政府那里管用吗？这给人的感觉是，南科大的办学就是一笔糊涂账，这样的大学，能承载去行政化改革的使命吗？
南科大眼下遭遇的困境，是对南科大的考验，也是促使南科大举办者、办学者反思办学的契机。对于深圳和南科大来说，先不要幻想、盘算何时能办成一流大学，推进具体的招生、人员招聘等办学事宜，而应该彻底想明白要把南科大办成怎样一所学校，并根据这样的办学定位，制订政府和学校责权清晰、具有法律效力的大学章程。还是那么一句老话，只有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大学才能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话题，没有现代大学制度，我国连现代大学都没有，何来一流之说？南科大如果还有一流梦，必须坚持去行政化、去官化的办学理念，否则，其开办的价值，只是在中国多了一所局级的公办学校，而且由于未获招生权，只是一个公办非学历教育机构。
以“去行政化，去官化”为基本办学理念的南方科大，突然由组织出面公选两名局级副校长，令关注南科大改革者始料未及。但是，回顾南科大并不长的办学历程，出现这种情况，又蕴含着某种必然。
早在2008年，深圳市就宣布，“要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促进深圳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率先向‘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由’前进一步。”这是深圳举办南科大，引起社会舆论关注的开始。之后，2009年9月，朱清时被遴选为创校校长之后，亮出“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办学理念，使这所还没有招生的大学，转眼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校”。
可以说，南科大一出生，就承载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使命。然而，如果大家关注南科大的办学进程，就会发现，上述理念，基本上只是口头表态，并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本——在去年12月颁布的深圳《教育规划纲要》中，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和现代大学制度构建，深圳根本没有提到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而这一提法，已出现在去年7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另外，深圳市有关领导和朱清时校长曾多次提到，要制订南科大章程，提交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使南科大章程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学宪章，但在南科大已有首批学生入校之后，还不见大学章程出台。
这给南科大的办学带来了很多的未知数，也使得南科大的办学，有诸多随意和不严肃之处——这些随意和不严肃，是不应该出现在一所以改革者自居的大学中的。在5月6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耶鲁大学副教授钟伟民撰文《新大学计划忽略了多个关键环节》（New University Plan Skips Crucial Steps），他在文中表示，成功的大学教育有两项准则：一是其教学总纲包含着教学人员的集体智慧，二是课程选择能反映出教学人员作为个体的学识和风格。但在钟伟民看来，目前的南科大显然并不具备这两点，在正规课程和院系体系仍未建立的情况下，就开始招生。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事实上，在今年早些时候，笔者曾撰文《南科大的快与慢》（深圳晶报2011年1月10日），指出，南科大在办学中，要分清轻重缓急，要明白什么该快，什么该慢；什么应该“拿来”，什么应该“原创”。在学校的基本管理制度方面，应该尽快明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在具体的办学中，则不应该追求快，而应该追求稳与形成特色。如果基本的制度还没建立，就开始招生，希望快速上马，早日出办学成果。这对于南科大是不利的。
这里所说的基本制度，就是政府、学校，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责权明晰的大学章程。在笔者看来，钟教授所指出的南科大问题，就是因为基本办学制度没有确定所导致。在基本制度没有建立之前，学校怎样招聘教授？采用何种标准？教授们有怎样的自主权？怎样参与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都成为问题。极有可能的结果是，这些由校长大人一人说了算。近来笔者听到一些南科大内部人士对教授的招聘标准、学校管理颇有微词，这是校内行政权、学术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的必然结果。
同样，眼下深圳公选南科大副校长，且将级别定位正局，也是因为没有规范政府行为的大学章程。这从朱清时校长的回应中，可见一斑——据媒体报道，4月30日，朱清时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南科大虽提出“去行政化”，但如果完全跟政府不对接，也有困难之处。他说自己虽知道有干部要来学校一事，但“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对于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干部到南科大，或者出现“政府任命”和“学校聘任”两种用人机制，朱清时说自己也无法保证。 5月7日，有媒体引用朱清时的话说，“在南科大工作的副校长是没有行政级别的”，报道称，朱清时特别强调，学校已经跟市委组织部的领导进行了交涉了，出现这种误会可能是工作中有不如意的地方。他说，学校实际上已经有了管理条例，是由学校校长进行提名，再由理事会任命副校长的，任何干部都需要遵守理事会管理的体制。
结合目前如火如荼开展的公选，再来看朱校长的回应，就不由困惑：难道深圳要给南科大派副校长、且给南科大副校长定位局级，朱校长会不知道？这样的校长，有多少办学自主权？南科大所制订的管理条例，在政府那里管用吗？这给人的感觉是，南科大的办学就是一笔糊涂账，这样的大学，能承载去行政化改革的使命吗？
南科大眼下遭遇的困境，是对南科大的考验，也是促使南科大举办者、办学者反思办学的契机。对于深圳和南科大来说，先不要幻想、盘算何时能办成一流大学，推进具体的招生、人员招聘等办学事宜，而应该彻底想明白要把南科大办成怎样一所学校，并根据这样的办学定位，制订政府和学校责权清晰、具有法律效力的大学章程。还是那么一句老话，只有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我国大学才能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话题，没有现代大学制度，我国连现代大学都没有，何来一流之说？南科大如果还有一流梦，必须坚持去行政化、去官化的办学理念，否则，其开办的价值，只是在中国多了一所局级的公办学校，而且由于未获招生权，只是一个公办非学历教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