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9.11）两个费解的重要现象（二之二）
张五常2003-09-11 19:18
让我先在这里重复陈列上期数据的后一段，一九九七至今天的中国通胀（通缩）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再加上九七至○二年的失业率：
通胀（＋）通缩（－）％ 国民收入增长％ 失业％
1997 ＋0.8 8.8 3.1
1998 －2.6 7.8 3.1
1999 －3.0 7.1 3.1
2000 ＋0.4 8.0 3.1
2001 ＋0.7 7.3 3.6
2002 －0.8 8.0 4.0
2003 －0.3（上半年） 9.9（首季） －
先谈零通胀（及通缩）与经济增长持久地高达百分之八的现象吧。前文说过，如果考虑同期的产品质量大幅提升，通缩率与增长率会更高——现象更不寻常也。
以理论解释，我接受费沙与佛利民等大师耕耘多年的货币理论：支持证据充实，而逻辑也是紧密的。问题是此理论在表面上与今天的现象有冲突。美国的货币量上升了多时，但经济却不见好转，使佛老耿耿于怀，对自己多年的研究开始质疑了。我曾指出理论没有错，而是世界的局限有了很大的转变。是正规的科学方法：当一个理论看似被推翻时，我们可以另寻理论，或保持理论，但把真实的约束（局限）条件再加审核。后者是我今天对佛老的货币理论的看法。
先从与中国现象有关的一个要点说起吧。佛老多年研究所得，是一个国家的通胀率在百分之二至五之间，可取，对经济增长有助，但高于百分之五的通胀会有不能接受的其他效果，而低于百分之二则对经济发展有害，不可取也。通胀率在二至五之间作为可取规律当然是大略的武断，但我与佛老相交数十年，深知此公的天才、毅力与慎重的判断，从来不空口说白话，他说的规律怎样也不能漠视。
问题是佛老这个规律的判断，是基于二十世纪的先进之邦。赞成回复到金本位的蒙代尔，曾经对我说古代的罗马帝国与十九世纪的英国，在金本位制下，有过很长时期的物价稳定与经济繁荣。史实支持这观点。金本位的货币量由黄金的供应量约束，不是没有通胀，而是通胀率低，大约在百分之一至二之间，低于佛老认为可取的百分之二至五。在金本位下的经济繁荣，高增长是百分之三至四，一般是百分之二左右。是的，在昔日的金本位下，实质年利息率大约是百分之一至一点五。这可见中国七年来的零（或负）通胀而还有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是不容易见到的现象了。
佛利民与蒙代尔各持己见，不一定是有冲突的。蒙兄说的是昔日的世界；佛老说的是今天的世界。就当前的美国而言，通胀率在百分之二以下，经济真的很头痛。为什么近于零的通胀率，昔日可取而今天不成呢？我的看法是西方的先进之邦，在二十世纪大兴土木，搞福利制度，搞劳力工会，搞最低工资，等等，使市场的运作满有沙石。通胀有一项功能：可以刺激一下经济，使市场的运作转得快一点。这好比一部火嘴不洁或机器生锈的汽车，加点汽油会行得通顺一点。
回头说中国的情况，我们当然不能说神州大地的经济没有沙石。沙石还多的是，但这些年来确实也清除得快。八十年代的产权结构大改革（主要是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然后通过承包制推行私营的运作），跟著是放开价格及以年期出售房地产，跟著是外资涌进，国营企业自负盈亏……今天，国内的学校与医院是挂国企之名，走的却是自负盈亏之路，虽然还未走到可观之境，但比起香港却是远为接近市场的运作了。有那么多有刺激性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是不需要有通胀协助的。
这里顺便说几句中国的失业问题。大家都知道他们早期的失业数字有问号。一九九二年起他们把失业的定义定下来了。该年的失业率是百分之二点三，上升至去年的四点零。这是不小的升幅，但我认为是好现象。这几年国内的农民转业与因为国企改革而下岗之人甚众。是无可避免的发展，十九年前我希望而又推断会发生的。但转业可不是一转即业，而找到新职后往往还有一段时期转来转去。寻寻觅觅，免不了增加失业数字。这样看，百分之四的失业率是偏低了，而神州大地还没有多见动乱，证明市场确实有无形之手。
转谈工业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这现象比零通胀有高增长难解得多了。想了很久，只是最近才灵机一触，得到了一个比较可取的答案。几项先决条件是存在的。一、落后或发展中的地区，其产品质量有上升的大空间。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大学选修数学及工程学的甚众，促成了讲规格、论量度的传统，虽然不多用想像力，但对产品质量的进取有助。三、十年来国内的学子学得非常快，而电脑与互联网的普及有很大的帮助。四、外资的进入带来科技与重要的生产程序与方法的知识。这些对工业产品的质量提升有助，问题是好些其他地区也有，为什么只有中国的质量提升得那样快？
最近想到的解释，正是前一个现象——零通胀（尤其是通缩）有高增长率——促成迅速的质量提升，而一九九七至今天，时间上刚好吻合。想想吧。有通缩，物价容易地下降。然而，工资向下调历来有顽固性，英语所谓stickiness是也。工资下调不容易，要工人多用功增产吗？真实世界的工业不是课本所说的，产出多少可以卖多少，而是要按订单策划，有约束。余下来的间接调整工资的办法是要工人提升质量。这种质量调整当然有竞争的压力帮助，而在经济增长率高的情况下，变作火上加油：物价下跌，但市场的压力却是工人加薪，产品的质量更被压上去了。
读者们老是问中国的经济前景，这里不妨拿出水晶球来擦几下。我今天认为，如果中国的汇率政策不变，不出两年其通胀率会回升至百分之一与二之间。北京不会拜佛老为师，容许百分之五的通胀率。百分之三左右应该是他们可以容许的极限。曾经沧海难为水，北京的头头对通胀有恐惧症。另一方面，因为外汇储备多的是，控制通胀易如借火矣！
国民收入的增长还可以保八吗？没有问题，如无意外，保八或以上起码可以再维持十年。这不仅因为中国还在改革，而同样重要的是工业产品已经打进了国际市场。工资与先进之邦相差那么远，我们不需要参考森穆逊的什么生产要素价格相等定律了。
中国的人均收入将来有机会跟美国拉平吗？也没有问题，但一定要以实质收入作比较（purchasing power parity是也）。要多久呢？如果没有战争或大瘟疫之类的祸害，而北京又没有行差踏错，能在三年内开放金融，我的水晶球说十八年。（其实是按日本的时间表打个八折。）
立此存照！
相关文章：《两个费解的重要现象（二之一）》
通胀（＋）通缩（－）％ 国民收入增长％ 失业％
1997 ＋0.8 8.8 3.1
1998 －2.6 7.8 3.1
1999 －3.0 7.1 3.1
2000 ＋0.4 8.0 3.1
2001 ＋0.7 7.3 3.6
2002 －0.8 8.0 4.0
2003 －0.3（上半年） 9.9（首季） －
先谈零通胀（及通缩）与经济增长持久地高达百分之八的现象吧。前文说过，如果考虑同期的产品质量大幅提升，通缩率与增长率会更高——现象更不寻常也。
以理论解释，我接受费沙与佛利民等大师耕耘多年的货币理论：支持证据充实，而逻辑也是紧密的。问题是此理论在表面上与今天的现象有冲突。美国的货币量上升了多时，但经济却不见好转，使佛老耿耿于怀，对自己多年的研究开始质疑了。我曾指出理论没有错，而是世界的局限有了很大的转变。是正规的科学方法：当一个理论看似被推翻时，我们可以另寻理论，或保持理论，但把真实的约束（局限）条件再加审核。后者是我今天对佛老的货币理论的看法。
先从与中国现象有关的一个要点说起吧。佛老多年研究所得，是一个国家的通胀率在百分之二至五之间，可取，对经济增长有助，但高于百分之五的通胀会有不能接受的其他效果，而低于百分之二则对经济发展有害，不可取也。通胀率在二至五之间作为可取规律当然是大略的武断，但我与佛老相交数十年，深知此公的天才、毅力与慎重的判断，从来不空口说白话，他说的规律怎样也不能漠视。
问题是佛老这个规律的判断，是基于二十世纪的先进之邦。赞成回复到金本位的蒙代尔，曾经对我说古代的罗马帝国与十九世纪的英国，在金本位制下，有过很长时期的物价稳定与经济繁荣。史实支持这观点。金本位的货币量由黄金的供应量约束，不是没有通胀，而是通胀率低，大约在百分之一至二之间，低于佛老认为可取的百分之二至五。在金本位下的经济繁荣，高增长是百分之三至四，一般是百分之二左右。是的，在昔日的金本位下，实质年利息率大约是百分之一至一点五。这可见中国七年来的零（或负）通胀而还有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是不容易见到的现象了。
佛利民与蒙代尔各持己见，不一定是有冲突的。蒙兄说的是昔日的世界；佛老说的是今天的世界。就当前的美国而言，通胀率在百分之二以下，经济真的很头痛。为什么近于零的通胀率，昔日可取而今天不成呢？我的看法是西方的先进之邦，在二十世纪大兴土木，搞福利制度，搞劳力工会，搞最低工资，等等，使市场的运作满有沙石。通胀有一项功能：可以刺激一下经济，使市场的运作转得快一点。这好比一部火嘴不洁或机器生锈的汽车，加点汽油会行得通顺一点。
回头说中国的情况，我们当然不能说神州大地的经济没有沙石。沙石还多的是，但这些年来确实也清除得快。八十年代的产权结构大改革（主要是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然后通过承包制推行私营的运作），跟著是放开价格及以年期出售房地产，跟著是外资涌进，国营企业自负盈亏……今天，国内的学校与医院是挂国企之名，走的却是自负盈亏之路，虽然还未走到可观之境，但比起香港却是远为接近市场的运作了。有那么多有刺激性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是不需要有通胀协助的。
这里顺便说几句中国的失业问题。大家都知道他们早期的失业数字有问号。一九九二年起他们把失业的定义定下来了。该年的失业率是百分之二点三，上升至去年的四点零。这是不小的升幅，但我认为是好现象。这几年国内的农民转业与因为国企改革而下岗之人甚众。是无可避免的发展，十九年前我希望而又推断会发生的。但转业可不是一转即业，而找到新职后往往还有一段时期转来转去。寻寻觅觅，免不了增加失业数字。这样看，百分之四的失业率是偏低了，而神州大地还没有多见动乱，证明市场确实有无形之手。
转谈工业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这现象比零通胀有高增长难解得多了。想了很久，只是最近才灵机一触，得到了一个比较可取的答案。几项先决条件是存在的。一、落后或发展中的地区，其产品质量有上升的大空间。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大学选修数学及工程学的甚众，促成了讲规格、论量度的传统，虽然不多用想像力，但对产品质量的进取有助。三、十年来国内的学子学得非常快，而电脑与互联网的普及有很大的帮助。四、外资的进入带来科技与重要的生产程序与方法的知识。这些对工业产品的质量提升有助，问题是好些其他地区也有，为什么只有中国的质量提升得那样快？
最近想到的解释，正是前一个现象——零通胀（尤其是通缩）有高增长率——促成迅速的质量提升，而一九九七至今天，时间上刚好吻合。想想吧。有通缩，物价容易地下降。然而，工资向下调历来有顽固性，英语所谓stickiness是也。工资下调不容易，要工人多用功增产吗？真实世界的工业不是课本所说的，产出多少可以卖多少，而是要按订单策划，有约束。余下来的间接调整工资的办法是要工人提升质量。这种质量调整当然有竞争的压力帮助，而在经济增长率高的情况下，变作火上加油：物价下跌，但市场的压力却是工人加薪，产品的质量更被压上去了。
读者们老是问中国的经济前景，这里不妨拿出水晶球来擦几下。我今天认为，如果中国的汇率政策不变，不出两年其通胀率会回升至百分之一与二之间。北京不会拜佛老为师，容许百分之五的通胀率。百分之三左右应该是他们可以容许的极限。曾经沧海难为水，北京的头头对通胀有恐惧症。另一方面，因为外汇储备多的是，控制通胀易如借火矣！
国民收入的增长还可以保八吗？没有问题，如无意外，保八或以上起码可以再维持十年。这不仅因为中国还在改革，而同样重要的是工业产品已经打进了国际市场。工资与先进之邦相差那么远，我们不需要参考森穆逊的什么生产要素价格相等定律了。
中国的人均收入将来有机会跟美国拉平吗？也没有问题，但一定要以实质收入作比较（purchasing power parity是也）。要多久呢？如果没有战争或大瘟疫之类的祸害，而北京又没有行差踏错，能在三年内开放金融，我的水晶球说十八年。（其实是按日本的时间表打个八折。）
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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