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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国学大师与中国有什么不同?

程万军2015-04-03 07:24
本人新著《谁主东洋》选载55
日本国学大师与中国有什么不同?
日本的国学大师与中国有什么不同?
近代日本,有两个著名“国粹卫士 ”——三宅雪岭、志贺重昂。他们都是政教合一式人物,既是学者,又关心政治。在明治维新二十年之际,即1888年,他们以政论家身份组建日本政教社,创办《日本人》杂志,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国粹主义”。
与大清帝国辜鸿铭式的盲目排外“国学家”不同,他们并不反对日本师从西方政治制度,但是对浅薄却占据主流地位的全面欧化主义提出异议,提出“日本应成为日本人的日本,而非西洋人的日本”的主张。也就是说,日本应该实行先进的西方体制,但是不能因此牺牲日本固有的文化。
  在名著《真善美日本人》中,三宅雪岭意在“以日本历史、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来展现日本人的姿态和气概”,力图唤醒在强势的西方文明面前自惭形秽、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日本人的自觉。
这就是日本国学家的“独特”之处。但凡持文化保守主义者必言保存国粹,而三宅雪岭主张的国粹主义却并非狭隘排外的文化保守主义。“余辈或言国粹助长,或言国粹彰显,并非要维固守旧物。”“即便是日本固有的风俗、日本独特的习惯以及制度、国产物,如果不适于今日国家的发展,都可以破除之。文明方面如果不利于同泰西诸邦比肩驱驰,则尽可舍弃,岂能留恋旧物而误国家千万年之大计。”
可见,三宅雪岭的国粹主义文明论是站在理性的合理主义的角度,无论是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发展”为取舍标准,强调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协调。
三宅雪岭主张重新认识亚洲传统文化的价值,强调日本要成为亚洲的文化领袖,为世界文化做贡献。而志贺重昂的思想与三宅雪岭形成非常好的互补。他在考察了东南亚国家后,特别警告日本,莫要走东南亚国家“东施效颦”的老路。《南洋时事》是志贺重昂的成名作,在这部作品中,志贺重昂以南洋土著人在欧美列强的势力扩张下所遭遇的“失去自我”的悲惨命运为鉴,强烈主张日本应依据生物进化的根本法则,保存本民族的势力和“固有禀赋”,以维护日本的独立,而不能一味地崇拜和迷信西洋,以免重蹈南洋土著人的覆辙。
世所共知,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崛起,但不知崛起过程中也有过如何西学的严重纠结。在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国家大校长”指导下,“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是近代日本发展的大背景,然而西化到了一定阶段,日本也出现有别于福泽谕吉的三宅雪岭类“国粹卫士”。
从日本“门罗”的角度看,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使得日本在明治、大正时期能够保持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平衡,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清末民初,大多中国人认为日本是个西化国家,但是同时又不否认,日本是东亚国家中保持东方文化传统最好的国家。在进化中保持国学,和以国学抵抗进化,这是清日两国在十九世纪末端的不同表现,也自然得出了两种不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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