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无异于自戕

社会上有许多人，对未来和生活，往往持一种悲观的迷茫心理。对自己的过去，无论辉煌与否，都一概加以否定，心理上充满了自责与痛苦，口中有说不完的遗憾和悔恨。他们还对未来缺乏信心，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什么事都干不好，认知上否定自己的优势与能力，无限放大自己的缺陷。悲观者实际上是以自己悲观消极的想法看客观世界，在悲观者心中，现实是或多或少被丑化了的。２０世纪的女作家张爱玲的一生，完整地注释了悲观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么巨大。
张爱玲一生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将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族小姐，却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生活中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４０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所以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这种生活态度的确并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但用现代心理学的眼光看，其实张爱玲的这种生活态度源于她始终是抱着一种悲观的心态活在人间，这种悲观的心态让她无法真正地深入生活，因此她总在两种生活状态间不停地左右徘徊。张爱玲悲观苍凉的色调，深深地沉积在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产生了巨大而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无论作家用怎样流利俊俏的文字，写出怎样可笑或传奇的故事，终不免露出悲音。
那种渗透着个人身世之感的悲剧意识，使她能与时代生活中的悲剧氛围相通，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臻于深广。张爱玲所拥有的深刻的悲剧意识，并没有把她引向西方现代派文学那种对人生彻底绝望的境界。个人气质和文化底蕴最终决定了她只能回到传统文化的意境，且不免自伤自恋，因此在生活中，她时而在世俗的喧嚣中沉浸，时而又沉浸在极度的寂寞中，最后孤老死去。张爱玲的悲剧人生让我们看到了悲观对一个人的戕害是多么惨重，然而现实生活中不止文豪有这样的悲观情绪，平常的人也会经历这样的心情。有一位年老的父亲，他有两个儿子，他们都很可爱。在圣诞节来临前，父亲分别送给他们完全不同的礼物，在夜里悄悄把这些礼物挂在圣诞树上。
第二天早晨，哥哥和弟弟都早早起来，想看看圣诞老人给自己的是什么礼物。哥哥的圣诞树上礼物很多，有一把气枪，有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还有一个足球。哥哥把自己的礼物一件一件地取下来，并不高兴，反而忧心忡忡。父亲问他：“是礼物不好吗？”哥哥拿起气枪说： “看吧，这支气枪我如果拿出去玩，没准会把邻居的窗户打碎，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顿责骂。还有，这辆自行车，我骑出去倒是高兴，但说不定会撞到树干上，把自己摔伤。而这个足球，我总是会把它踢爆的。”父亲听了，没有说话。弟弟的圣诞树上除了一个纸包外，什么也没有。他把纸包打开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在屋子里到处找。父亲问他：“为什么这样高兴？”他说：“我的圣诞礼物是一包马粪，这说明肯定会有一匹小马驹在我们家里。”最后，他果然在屋后找到了一匹小马驹。父亲也跟着他笑起来：“真是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乐观情绪总会带来快乐明亮的结果，而悲观的心理则会使一切变得灰暗。换一个角度，换一种心态，你眼前的天空就会晴朗无比。
有一个陌生人给伟大的激励演说家舒乐博士打电话说： “舒乐博士，我遇到了极其可怕的问题。我的生意正在崩溃，我就要失去我的房子，我已经失去了我的汽车，简直糟透了。” 舒乐博士说：“你的眼睛还能看见东西吗？” “可以啊，我看得见东西啊。” “你的耳朵还能听声音吗？” “可以啊。” “你还能走路吗？” “当然了，我当然能走路了。你是什么意思？” 舒乐博士说：“在我看来，你失去的只是你的钱而已。” 人生中，只有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洒脱过活。处于困厄之时，只要为自己寻找一种方式，走出悲观的禁锢，漫步在快乐的林阴大道，你就会发现心情突然变了，怒气和沮丧也消失了，心中充满了宁静，自然的色彩给人带来阵阵的快意。所以，为自己的情绪和心境安个转换器吧，起伏的浪潮中保持安稳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