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王蒙为什么痛恨“小鲜肉”
大家-腾讯新闻2016-12-27 10:30
一次晚宴上，在座一位颇有身份的企业家和我感叹自己“实在看不懂”现在层出不穷的新词。他说，自己16岁的女儿前一阵说话时讲到“然并卵”，“这是非常粗俗的话，女孩子家怎么能说出口？我们家里一想家教很严，我当下严厉训斥了她，她被骂哭了。后来我才知道这竟然还是网络流行语。”
想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最近看到新闻，说著名作家、82岁的王蒙在“汉语盘点2016”活动中炮轰一些网络流行语，表示像“小鲜肉”这样词让他特别反感，他甚至觉得“哪怕你直接谈对性的欲望都比谈‘小鲜肉’好听”；而“‘颜值’”是仅次于小鲜肉的我最痛恨的字之一，什么影帝、影后我也很讨厌这样的词。”他之前就曾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批评“影帝”、“影后”等词的滥用，以至后来广电总局发文禁止使用这些词汇，不过看来收效甚微。对此他也很无奈，说“我没有权利，也不能制止这些词”，他当然认可新词的出现是好事，但还是应当“正确使用”好我们的语言。
词语不问出处 毫无疑问，王蒙的评语是一种保守的反应。那些新词之所以令他反感和痛恨，说到底是因为它们不够“正确”——也就是不合规范，仿佛是不洁的、污染的、冒犯和挑战了原有的秩序，而他提议的“正确使用”便是提议要重组和净化语言环境。不过，语言就像货币一样，它在流通中是中立的，其唯一的检验标准不是它的出身，也不在其正确或纯洁，而在于它是否比其它同类更能被人接受。
美国人类学家Ashley Montagu曾说过：“不曾有任何民族只因国家……明令禁止，便放弃咒骂的习惯。”那些看似不合规范或出身可疑的词语也是如此。王蒙当然并不孤独，他批评的名词滥用和流行语粗俗化，历代都有人反对（毕竟中国自古讲究“必也正名乎”），但从未能成功阻止。如果他觉得“影帝”、“影后”太泛滥，那请试想一下，“和尚”原也是高僧才能使用的敬称，到后来却成了任何佛教男性出家人的通称。“大夫”、“郎中”原本是北宋翰林医官院任职者才能称呼的，但民间却渐渐习用以指称所有医生，元明时一度严厉禁止，医生只许称医士、医人、医者，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违者处以重刑——但即便如此，大夫、郎中作为医生的通称还是沿用至今。
新词往往令人不舒服，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既然是新词，那自然是原本所无的，它们或是外来输入、又或是打破了原有的规范才得以产生的，生来就与人们早已习惯的语言秩序格格不入。社会的巨变势必伴随着描述这些变化的新词大量涌现，这尤其容易让人产生不适感。《二手时间》中恰当地描绘了这种感受：“记得那是在1995年，我走在高尔基大街上，两个女人在我前面扯着嗓子说话，我听不懂她们说的是什么，但她们确实是在说俄语。我呆住了！原来是这样，我都晕了……她们说的都是新词，主要是新的语调，夹杂许多南方方言，是另一种表达方式……我只有短短几年不在俄罗斯，但感觉自己已经成了陌生人。”
晚清时人们就已不满一班“新进少年”滥用新名词，张之洞1904年在《学务纲要》中斥责“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有多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按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词大都早已是常用词汇，我们也不觉得它们有什么不当，更不至于危及中国的“学术风教”，更讽刺的是，张之洞念兹在兹的“国文”一词本身，也是从日本输入的新名词。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可能是自南北朝佛教新词输入、晚清近代西语新词之后的第三次新词浪潮，其特点是一种草根的青少年文化（往往结合外来文化或译语），在全新的互动语境中，造出许多表达新感受的词汇，而它们往往既不雅驯，也不合乎汉语原有规范，但却在网络空间中得到快速传播乃至野蛮生长。从积极的一面来说，任何一种语言除非死亡，都会不断地更新，总会新的词出现，而不再使用的旧词则逐渐消逝，因而当代中国不断涌现的大量新词，正表明这种语言的活跃和再生能力。三四十年前，大概都无人能想象古老的汉语能变得如此新潮和富于创造力。事实上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发生剧变的时代里，竟会没有涌现出什么新词来描述种种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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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最近看到新闻，说著名作家、82岁的王蒙在“汉语盘点2016”活动中炮轰一些网络流行语，表示像“小鲜肉”这样词让他特别反感，他甚至觉得“哪怕你直接谈对性的欲望都比谈‘小鲜肉’好听”；而“‘颜值’”是仅次于小鲜肉的我最痛恨的字之一，什么影帝、影后我也很讨厌这样的词。”他之前就曾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批评“影帝”、“影后”等词的滥用，以至后来广电总局发文禁止使用这些词汇，不过看来收效甚微。对此他也很无奈，说“我没有权利，也不能制止这些词”，他当然认可新词的出现是好事，但还是应当“正确使用”好我们的语言。
词语不问出处 毫无疑问，王蒙的评语是一种保守的反应。那些新词之所以令他反感和痛恨，说到底是因为它们不够“正确”——也就是不合规范，仿佛是不洁的、污染的、冒犯和挑战了原有的秩序，而他提议的“正确使用”便是提议要重组和净化语言环境。不过，语言就像货币一样，它在流通中是中立的，其唯一的检验标准不是它的出身，也不在其正确或纯洁，而在于它是否比其它同类更能被人接受。
美国人类学家Ashley Montagu曾说过：“不曾有任何民族只因国家……明令禁止，便放弃咒骂的习惯。”那些看似不合规范或出身可疑的词语也是如此。王蒙当然并不孤独，他批评的名词滥用和流行语粗俗化，历代都有人反对（毕竟中国自古讲究“必也正名乎”），但从未能成功阻止。如果他觉得“影帝”、“影后”太泛滥，那请试想一下，“和尚”原也是高僧才能使用的敬称，到后来却成了任何佛教男性出家人的通称。“大夫”、“郎中”原本是北宋翰林医官院任职者才能称呼的，但民间却渐渐习用以指称所有医生，元明时一度严厉禁止，医生只许称医士、医人、医者，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违者处以重刑——但即便如此，大夫、郎中作为医生的通称还是沿用至今。
新词往往令人不舒服，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既然是新词，那自然是原本所无的，它们或是外来输入、又或是打破了原有的规范才得以产生的，生来就与人们早已习惯的语言秩序格格不入。社会的巨变势必伴随着描述这些变化的新词大量涌现，这尤其容易让人产生不适感。《二手时间》中恰当地描绘了这种感受：“记得那是在1995年，我走在高尔基大街上，两个女人在我前面扯着嗓子说话，我听不懂她们说的是什么，但她们确实是在说俄语。我呆住了！原来是这样，我都晕了……她们说的都是新词，主要是新的语调，夹杂许多南方方言，是另一种表达方式……我只有短短几年不在俄罗斯，但感觉自己已经成了陌生人。”
晚清时人们就已不满一班“新进少年”滥用新名词，张之洞1904年在《学务纲要》中斥责“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有多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按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词大都早已是常用词汇，我们也不觉得它们有什么不当，更不至于危及中国的“学术风教”，更讽刺的是，张之洞念兹在兹的“国文”一词本身，也是从日本输入的新名词。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可能是自南北朝佛教新词输入、晚清近代西语新词之后的第三次新词浪潮，其特点是一种草根的青少年文化（往往结合外来文化或译语），在全新的互动语境中，造出许多表达新感受的词汇，而它们往往既不雅驯，也不合乎汉语原有规范，但却在网络空间中得到快速传播乃至野蛮生长。从积极的一面来说，任何一种语言除非死亡，都会不断地更新，总会新的词出现，而不再使用的旧词则逐渐消逝，因而当代中国不断涌现的大量新词，正表明这种语言的活跃和再生能力。三四十年前，大概都无人能想象古老的汉语能变得如此新潮和富于创造力。事实上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发生剧变的时代里，竟会没有涌现出什么新词来描述种种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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