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经不起挫折的易碎玻璃心，难怪苏轼瞧不起他
2020-02-12 07:17阅读：
贾谊：去国哀王粲，伤时哭贾生
对贾谊的认知一般总是同屈原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未被明君所识，最后悲惨地离世，二者不同之处无非是屈子更为悲壮，投汨罗江而死；而贾生则是自责加无望，在忧患中而亡。
后世对贾谊是满满地同情，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即怀才不遇，往往被那些自认为是旷世之才的人在不得志时，用来自慰的一面镜子。
这其实是缘自于司马迁，他是将这相隔多少年的两个人生生地拉在一起，写下了《屈原贾生列传》的合传，所以，在司马公的眼中，这二人的境遇是差不多的，他们是一样地忠诚，一样地冤屈。
以前以我的认知，这贾谊不被重用应该是属于正常，那曾经名满天下，其论述被奉为千年国策的董仲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何其响亮，不是一样没得到重用吗？
贾谊同屈原我认为在不得重用这点上，其实并没有多少可比性，造成屈原被放逐，是因为子兰及靳尚这一班小人作祟；而贾谊呢，史书说他是因周勃、
灌婴及陈平这些勋贵元老们的忌妒而遭排挤，这些人可都是汉初的国之栋梁，怎么说也沾不上小人的边吧，所以，定是有其它更深层次的原因。
贾谊，洛阳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成为皇帝的智库人员，不到一年又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
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
从以上简介中我们可以看见，21岁即为太中大夫，大致相当于现在副省部级或厅局级的巡视员，关键是可以直接给君主荐言，大名鼎鼎的东方朔就担任的是这官职，可见是皇帝的近臣无疑。
贾谊18岁即以能诵《诗》《书》、通诸子百家言、善属文而闻名于郡中，实为绝顶聪明之人，后为李斯的学生，河南太守吴公所器重，在其推荐下被汉文帝召为博士。
这贾谊年纪青青就座得如此高位，才华出众自是主要因素，但他缺少历练却也是硬伤，何况他自恃才高，几无能入他法眼之人，于是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
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系列的文字，如《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等著名的政论文，向汉室提出了不少改革时弊的政治主张；其中最著名的是《过秦论》，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强秦所以速败，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过秦论》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有选，前人评语多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被认为是汉赋的主要开创者，此文的意义及特色就不絮叨了，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贾谊的文采真是了得，“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
自刘邦改秦皇郡县为分封以来，这诸侯国一直是中央的心病，对此，贾谊曾著又曾上《治安策》疏，提出“众建诸候而少其力”的策略，以前弱地方诸候的势力。
这《治安策》中心就是如后世之“推恩令”，通过对诸侯子弟的更下一层的分封，来消弱其力量。
贾谊是站在他的角度，或者说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当时的局势，然而，他并未能充分认识和理解汉文帝的所思所想，于文帝来说，其实欣赏的也就是他的文才，至于治国方略嘛，这贾同学还稚嫩得很，甚至可以说，二人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对话。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所写名为《贾生》的一首诗，说的是汉文帝为询问鬼神之事，曾半夜把贾谊叫进宫里，越听越对投机，可惜贾谊的治国之才在皇帝看来，只能聊这些鬼神八卦还中听些。
作为皇帝，他需要摆平各种势力，以保障国家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他是知道自己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策略。
但贾谊就不一样了，他所有的文章谈的都是大政方针而非具体的策略，他自认为自己的认知是站在真理的高度，只要按我所说的去做，定能威加海内，富国强兵，说穿了，这就是千古文人的执政梦。
所以，汉文帝除了欣赏他的文才外，其他都只能是一个呵呵打总结，也不可能仅凭你几篇光鲜的论文，就将国事托付于一个刚出道的博士生吧。
要说仅凭一席话便受到君主重用的，在历史也不乏其人，如那战国时的商鞅、范雎、苏秦、张仪一众，但他们所谈同贾谊还是大有区别，一个是理论高度，一个是谋略措施，二者不在一个层次上，就如同炒股一样，一个是告诉你低进高出的道理，一个是告诉你应该买哪支股票，我想，作为君主来说，当然更喜欢后者。
司马迁虽然给贾谊作传，着眼点其实并不是放在其政治理论上，而更象是以一个文学家列传，注重的是贾谊的才华，于其治国思想仅寥寥数语，“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只这几句便一笔带过了。
文帝对贾谊所论不是不听，而是没有可操作性，要知道，文帝上位全赖于周勃陈平等刘邦给他留下的老臣，当年周勃一个“左袒”，便将吕氏集团连根铲尽，没这帮人，文帝刘恒只能在代地终老，所以，作为一个刚当了两年皇帝的刘恒，如何敢得罪这帮功臣？
在这帮老臣眼中，如何能将你贾谊这毛头小伙儿看上，说他们忌妒贾谊，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他们同贾谊之争，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他们只要略微地一个不满眼神，也得让文帝知道如何办了。
所以，“汉朝公卿忌贾生”乃是必然之事，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当时周勃是丞相，他反对重用贾谊，其实也有避免贾谊动静闹得太大的因素；于是，贾谊在没有得罪任何人，没有办错任何事的情况下，被贬去了梁国。
文章是越写越好，官是越当越低，虽然皇帝也欣赏贾谊的才华，有些理论还付诸了实施，但是，在各种隐形地压力下，是不敢重用他的，所以，就这点来看，贾谊也是个很悲催之人了。
苏东坡写有《贾谊论》，他对此看得很是清楚，“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
后来贾谊去做了长沙王的太傅，远离朝堂，这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贬谪，其实我觉得，将其看作是下放锻炼更合适一些；因为贾谊的硬伤是少历练，让他去地方帮助诸侯操作国事，积累了经验后再回来干，岂不是好事一桩？
文帝还他当了自己最爱的幼子太傅，这肯定是出于栽培的角度来考虑的，而这时的才27岁，以后的路还长，如果假以时日，这贾谊定有大发光彩之日。
但贾谊并不这样想，他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不能实现而悲伤，在去赴任的路上，贾谊心里特别委屈，在湘江自爱自怜；在过湘水时，写了一篇《吊屈原赋》来凭吊屈原，实则借此感怀自身。
他自比屈原，其中有“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这所指很明显了，他所说的“小人居高位，君子沉下寮”，带有极大的愤慨和讥讽之意，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眼中的谄谀小人，自然意指的是以周勃及灌婴为首的功勋旧臣。
贾谊被贬长沙，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心中是失意忧郁的，后来更是因为他辅佐的诸侯意外死亡而内疚，竟至英年早逝，悲戚而死。
“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对此，一生贬谪寻常事的苏轼是满满地看不起，“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这个可以理解，以苏学士之生性旷达，世间又有几人能比？他看不起贾谊所为，说贾谊是“量小”又“识不足”，很正常！
后人都说贾谊委曲，怀才不遇，其实我觉得有才是真，但并非不遇，想那汉文帝亦是明君一枚，所谓“文景之治”中的“文”便是指他，所以，贾谊其实已经很受重用了，只是他是被作为储备干部使用的。
但这贾谊却体会不到汉文帝的苦心，他所指出的问题，文帝心中早已了然，但面对这些要解决的事，一心想着要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必须要假以时日，方能了断。
比如那削藩，从开始的“众建诸侯以少其力”到实施“推恩令”，又经景帝朝的晁错引发“七国之乱”，到了汉武帝朝，不就顺势解决了，没见起过多大的风波。
作为一介书生，贾谊缺乏政治敏锐力，这也是自古以来书生治国或误国的通病，想当年，郑庄公不听书生之见，终克段于鄢；建文帝听书生之言，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不都是很好的例子嘛。
书生还有一通病，自认为自己有治国之才，李白同学也曾自认为有大才，还是玄宗看得清楚，真让其去管理一方土地，谁知道会发生何样的结果，毕竟，文学才能同治国之才是两回事。
汉文帝也曾想重用贾谊，他最后贬黜贾谊是出于无奈，因当时功臣的权力已强大到可以随时指定他们认定的“真命天子”，所以，丢卒保车，退让是必须的，而并非皇帝不识其才；另外我觉得也有让贾谊暂时淡出权力中心，外出避避风头的意思。
贾谊，就是这场汉文帝与功臣派的角斗中的牺牲品，殊不知“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中间，隐藏了汉文帝多少的辛酸与无奈！
反观贾谊，不能理解领导的用心，不能在略显低谷的环境中更加发奋而有所作为，反而是自怨自艾，虚度光阴；最终抑郁成疾，33岁便告别了这个自己曾经热爱的世界；怪谁呢，文帝还是周勃？
贾谊以文名而非在政坛上有何作为，司马迁是识人的，贾谊的悲剧其实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是生不逢时，他面对的是连皇帝都要惧怕的功臣集团，尽管有皇帝的赏识的关爱，但他经不起挫折的易碎玻璃心，将他自己拉入了万劫不复之深渊！
前有司马公的屈贾并传，后有一堆的文人感叹，贾谊遂成为千古士子抱负难展之典型，王勃《滕王阁序》中那一句“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引来后世多少人的共鸣。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何需哀伤付一生。
这是毛主席一首诗，诗中对贾谊的才情有着极高的评价，但也道出了他对贾谊的看法，从中我们看出，他老人家也认为贾谊不值，性格有缺陷，这与东坡在《贾谊论》中所执观点，何其相似乃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