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虽“自认文武全才，但他毕竟没有军事的实际知识”，深知自身存在的缺陷和编练新军需要新型军事将领，于是向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求助。荫昌是旗籍道员，本人没有太显赫的战功，但其识别军事人才的眼光却很独到，他向袁世凯推荐了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四人，除了梁华殿之外，其他三人成为日后大名鼎鼎的北洋三杰，而梁华殿未能成名并非其能力不济，而是运气太差，他在调往小站不久后，就在一次夜间操作中失足掉入水中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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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虽“自认文武全才，但他毕竟没有军事的实际知识”，深知自身存在的缺陷和编练新军需要新型军事将领，于是向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求助。荫昌是旗籍道员，本人没有太显赫的战功，但其识别军事人才的眼光却很独到，他向袁世凯推荐了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四人，除了梁华殿之外，其他三人成为日后大名鼎鼎的北洋三杰，而梁华殿未能成名并非其能力不济，而是运气太差，他在调往小站不久后，就在一次夜间操作中失足掉入水中淹死。
时他更担心如果第三次考试还考不上，就可能屈居人下。就在他为此焦虑之际，有一天袁世凯忽然命人让段祺瑞去见他。段祺瑞奉命到达袁世凯府邸后，袁世凯“东拉西扯，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直到临走时才塞给段祺瑞一团纸，段祺瑞拜别上司后，将纸团打开一看，发现竟然是考试的试题。这张纸团帮助段祺瑞顺利通过考试，当上第三协的协统。袁世凯在考前故意泄露试题之举，不仅达到他预先让三杰平衡发展的目的，同时也卖给属下一个天大的人情，可谓一举两得。
袁世凯暗助考试之事令段祺瑞毕生为之感动，此后常对知交说他受袁宫保的私恩太重。1901年，也就是段祺瑞的夫人吴氏病故后一年，袁世凯将自己的表侄女张佩蘅许配给段祺瑞。关于张佩蘅的身份，包括段祺瑞的部属王楚卿等多人都传为袁世凯的义女，但张佩蘅的女儿段式巽却澄清说“事实上母亲是袁世凯的表侄女”，这样袁和段更多了一层翁婿关系，袁将段视为“半子”。
1900年袁世凯调任山东后，冯国璋担任济南秋操总指挥，在他训练下的武卫右军“行若奔涛，立如直木”，军容和作战素质都与旧军拉开明显差距，在镇压义和团时屡立战功。袁世凯对冯国璋的练兵术非常看好，在他出任北洋大臣后，于1902年任命冯国璋为直隶军政司教练处总办，负责编练北洋常备军。北洋军官兵对袁世凯忠诚度都相当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得力于冯国璋的军事教育。对教练、学务、校阅等操兵事务都非常熟悉的冯国璋在训练士兵上多采用新方法，但在日常教育中则注重强化士兵对袁世凯的忠心意识。后来很多历史书籍及影视作品将清末的北洋军刻画成一支“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的私家军或许有所夸张，但袁世凯的确是北洋军不可或缺的人物，即使在他下野后依旧对这支军队发挥影响。
但袁世凯与冯国璋默契就远不如段祺瑞，这种弊端在小站练兵与北洋建军时期表现得不是太明显，但到辛亥革命爆发，冯国璋率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军作战时则表露无遗。冯国璋因为没有领会袁世凯“养寇自重”的算盘，不遗余力地对革命军发起进攻，并攻下汉阳重镇，结果打胜仗反而遭到了袁世凯的冷落。当然，一向对部属恩威并施的袁世凯不会将冯国璋彻底冷藏，待他当上大总统后，又亲自为部属做媒，让自己家的家庭女教师周砥嫁给已年过半百的冯国璋。可以看出袁世凯拉拢部下，除了在公务上做文章外，还利用结姻亲、拜把子等方法加强私人关系。
庚子国难期间，义和团在京津地区活动频繁，许多外国传教士、商人逃往青岛避难，王士珍则“特派便衣队沿途保护，并为他们安排舟马、提供衣食钱粮，竭尽庇护之能事”。后来八国联军侵入京师后，四处烧杀抢掠，王士珍派人到山东、直隶交界处的一侧墙上写下“此山东境”，表示到这里就进入了袁世凯的管辖之地，而袁世凯是保护过外国人的。后来联军到此地后，果然停止前进，山东因此免遭兵祸。
袁世凯升任北洋大臣后，对王士珍更为器重，但凡重要的军事问题，“必咨询士珍而后行”。袁世凯所写的奏折中，无论上奏或下发，他也一定先让王士珍圈阅修改和临发前审阅，王士珍因之被称为“龙目”。袁世凯则赞誉他“聘卿乃北洋第一军事人才也”。不过，王士珍骨子里的忠君思想也比较重，因此他与袁世凯之间的交往更多的只限于公务。1912年清帝退位后，王士珍也辞官归故里，直到袁氏欲行称帝时才再度出山。后来袁世凯因洪宪帝制之事与段祺瑞、冯国璋先后闹翻，唯有王士珍，直到袁临终前都一直守在他的病榻前。
袁世凯暗助考试之事令段祺瑞毕生为之感动，此后常对知交说他受袁宫保的私恩太重。1901年，也就是段祺瑞的夫人吴氏病故后一年，袁世凯将自己的表侄女张佩蘅许配给段祺瑞。关于张佩蘅的身份，包括段祺瑞的部属王楚卿等多人都传为袁世凯的义女，但张佩蘅的女儿段式巽却澄清说“事实上母亲是袁世凯的表侄女”，这样袁和段更多了一层翁婿关系，袁将段视为“半子”。
和冯国璋的默契远不如段祺瑞
冯国璋于1898年底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后，一度成为袁世凯练兵的得力助手。他不仅制定了一套营制军规、训练章程及考核制度，并与段祺瑞一起主持编著了新军训练的基本教材《新建陆军操法详细图说》。1900年袁世凯调任山东后，冯国璋担任济南秋操总指挥，在他训练下的武卫右军“行若奔涛，立如直木”，军容和作战素质都与旧军拉开明显差距，在镇压义和团时屡立战功。袁世凯对冯国璋的练兵术非常看好，在他出任北洋大臣后，于1902年任命冯国璋为直隶军政司教练处总办，负责编练北洋常备军。北洋军官兵对袁世凯忠诚度都相当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得力于冯国璋的军事教育。对教练、学务、校阅等操兵事务都非常熟悉的冯国璋在训练士兵上多采用新方法，但在日常教育中则注重强化士兵对袁世凯的忠心意识。后来很多历史书籍及影视作品将清末的北洋军刻画成一支“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的私家军或许有所夸张，但袁世凯的确是北洋军不可或缺的人物，即使在他下野后依旧对这支军队发挥影响。
但袁世凯与冯国璋默契就远不如段祺瑞，这种弊端在小站练兵与北洋建军时期表现得不是太明显，但到辛亥革命爆发，冯国璋率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军作战时则表露无遗。冯国璋因为没有领会袁世凯“养寇自重”的算盘，不遗余力地对革命军发起进攻，并攻下汉阳重镇，结果打胜仗反而遭到了袁世凯的冷落。当然，一向对部属恩威并施的袁世凯不会将冯国璋彻底冷藏，待他当上大总统后，又亲自为部属做媒，让自己家的家庭女教师周砥嫁给已年过半百的冯国璋。可以看出袁世凯拉拢部下，除了在公务上做文章外，还利用结姻亲、拜把子等方法加强私人关系。
更像谋士的王士珍
位列北洋三杰之首的王士珍，正如他的绰号“北洋之龙”一样，能升能隐，颇有些名士风范。相比段祺瑞和冯国璋，他更善于像谋士一样给袁世凯出谋划策。袁世凯在山东任职期间，面对有清廷庇护的义和团感到非常棘手，此时，王士珍为他献上一条剿抚策略，即“先行劝解，然后以武力相威。如仍不从，再捕杀首犯，解散胁从”。袁世凯采纳此策，并让王士珍参谋山东全省军务，在劝解无果后即以“假义和团”的名义加以捕杀，在不得罪朝廷的前提下将拳民逼离山东。庚子国难期间，义和团在京津地区活动频繁，许多外国传教士、商人逃往青岛避难，王士珍则“特派便衣队沿途保护，并为他们安排舟马、提供衣食钱粮，竭尽庇护之能事”。后来八国联军侵入京师后，四处烧杀抢掠，王士珍派人到山东、直隶交界处的一侧墙上写下“此山东境”，表示到这里就进入了袁世凯的管辖之地，而袁世凯是保护过外国人的。后来联军到此地后，果然停止前进，山东因此免遭兵祸。
袁世凯升任北洋大臣后，对王士珍更为器重，但凡重要的军事问题，“必咨询士珍而后行”。袁世凯所写的奏折中，无论上奏或下发，他也一定先让王士珍圈阅修改和临发前审阅，王士珍因之被称为“龙目”。袁世凯则赞誉他“聘卿乃北洋第一军事人才也”。不过，王士珍骨子里的忠君思想也比较重，因此他与袁世凯之间的交往更多的只限于公务。1912年清帝退位后，王士珍也辞官归故里，直到袁氏欲行称帝时才再度出山。后来袁世凯因洪宪帝制之事与段祺瑞、冯国璋先后闹翻，唯有王士珍，直到袁临终前都一直守在他的病榻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