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辱母者”为什么被广泛关注？

​​ 连日来，许多人的微信朋友圈都被“刺辱母者”的报道和评论刷屏。但如果回到事件本身，它却并不算特殊。研究基层治理的学者经常关注到类似事件，它们长期以来都在冲击和困扰着地方社会。在公共舆论场，热门或名人微博的评论里，来自基层的“举报”和“诉求”层出不穷，涉及的不公遭遇和审判，比此案更令人震惊的也有。
催款者杜志浩等人的“黑社会”身份、涉嫌“渎职”的地方警察，这些是权益诉求事件中的常见情形；苏银霞是企业家，不符合“弱者”身份，知识精英认同“所有人在暴力或权力面前都是弱者”，但民众在情感上却不这样认为，在实际的日常政治生活中，经济和职业上更符合“弱者”身份的人才更可能得到他们的同情。
而“刺辱母者”何以得到了空前的关注？无论是让城市中产阶级看到了陌生的残酷，还是触发了基层的共鸣，都面临一个疑问：在民众心中，到底是什么磨平了企业家苏银霞及其儿子于欢，跟真正处于边缘的“弱者”的差异？“所有人在暴力或权力面前都是弱者”，权利和尊严面前所有人都需要保护，这是所有类似事件都涉及的。
将这些身份差异在民众心中磨平的，是标题中简练而刺眼的“辱母”。母亲被人侮辱，所有儿女都不可能接受，没有人不本能地起来反抗。“如果是我母亲受到这样的侮辱，我毫不犹豫会杀死他！”这才是民众的共情点。
从《南方周末》的新闻报道中看，是包括“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在内的侮辱，但更大的、在微博上被讨论更多的侮辱，却是那一句“极端手段”。何为“极端手段”，大家似乎都懂，这是如何实现的？是来自色情、暴力的视频或文字的想象吗？是微博上的记者聊天信息吗？
在权益诉求中，当事人怎样描写和表达女性的身体和性，不是现在才有的议题。其涉及的性观念、措辞、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当事人的生活智慧，乃至其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但如果不考虑这些，就难以理解我们在日常网络生活中见到的一些权益诉求，比如现在的“刺辱母者”。

▌“性话语”的挣扎和力量

新浪微博曾树立起“围观改变中国”的公共舆论形象。但大概从2013年起，微博走向滑坡，公共讨论的氛围渐弱。即便抛开权力和资本的控制因素，微博用户自身也有明显的疲惫，不像早年那样热衷于转发、评论和支持“诉求”、“维权”等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