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在南都观察和文化纵横主办的沙龙上，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潘璐和正午故事的记者淡豹与观众讨论了“如何构建一个性别友善的社会”。
在观众互动环节，现场一位女士对女性目前的处境不乐观，肩负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让她看不清女性的未来。南都观察将她的问题和淡豹的回复整理如下，与读者分享。
在观众互动环节，现场一位女士对女性目前的处境不乐观，肩负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让她看不清女性的未来。南都观察将她的问题和淡豹的回复整理如下，与读者分享。
新浪博客
提问:
我是学德语的，对德国社会的研究比较多。在德国，有很多Part-time（兼职）的工作，比如一份工作由两名女性来完成，一般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兼顾家庭和职业。但其实兼职也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类工作往往是很低级的，没有很高的上升空间，更多是秘书或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另外，德国的一些政策对女性比较友善，比如生育津贴，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在税收上有一些减免；比如提倡父亲育儿的文化，父亲也可以休育儿假。
我觉得最好的政策是德国推行的女性就业比例。比如议会里要有一定百分比的席位由女性担当，也推广到大学。有的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职位也有比例要求。这样的政策也有争议。这种在企业或机构中规定“最低女性比例”的政策，有何利弊？这是不是未来“构建一个性别友善的社会”的基础性的方向？
回答:
谢谢你提问。先谈谈兼职的问题。
第一，其实中国有相当多女性在从事“兼职性”工作，但是推行兼职制问题很大，未必是好的解决方案。首先先谈阶级差异。兼职制或弹性工作制对于一位女高管可能有益，但是我们来看看，保姆也是一种兼职的职业，育儿嫂、小时工可以有时去城市工作，农忙时节或者孩子放假时，她们就回家。这类工作看似有弹性和灵活度，同时却意味着没有社保、医疗保险，缺乏上升空间。从业者得到的仅仅只是经济收入。这种职业状况和90年代初的进城全职“打工妹”还不一样，打工妹还有可能通过城市里的工作来改变自己的职业地位和婚姻机会、未来的上升途径。兼职表面上对女性是友善的，但可能也会带来复杂的社会后果。
我的工作单位是“界面新闻”的长报道栏目“正午故事”。我的同事，“界面文化”栏目的记者董子琪前阵子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数量庞大的年轻女性何以堕入贫穷深渊？》，谈日本青年女性如何长期陷在“临时工”之中，朝不保夕，和长期雇员相比缺乏平等的福利待遇、晋升和培训机会。
这种兼职工作，表面上给已婚已育的女性提供了更弹性的工作和育儿机会，但并没有改善照顾劳动中的性别化分工，反而有可能固化这种分工。照顾行为、工作调整都是以孩子和男性为出发点的，更多的责任负担依然在女性身上。它改善的是儿童权益，而非妇女权益。
第二，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由不同的人群组成，每个人群面对不同的困境。推行兼职制度表面上对已婚已育的职场妈妈有利，让她们可以更好的兼顾各方。但反过来，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依然往往被视作一个整体的性别。其结果就是政府机关招聘时明文歧视女性，“只招男生”，雇主不愿意雇佣女性，研究生导师不愿意招收女生。
“兼职制”的推行，对部分人群暂时有利，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有利。但它既不能解决女性“两难困境”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也不能解决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甚至还有可能固化和加重它。它不是一种对女性普遍、长期有利的社会政策。
你必须要考虑个人的长期发展可能性。在考虑劳动意愿时不能只作暂时经济收益权衡。如果工作目标只是换取报酬，而不考虑工作带来的见识、成就感、发展机会，那么女性考虑问题的核心就可能是“自己如何为家庭带来更高的收益”。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没有人照顾幼儿，但雇佣保姆的费用比女性每个月工作薪水更高的话，出于经济考虑，女性就可能回家育儿了。但在家庭中的家务育儿劳动对于她未来的职业发展、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第三点，性别配额制，我想单独说一下。我完全支持它。这是正确的“政治正确”。配额制能让女性进入她们传统上被歧视或者传统上排除女性的领域，让平时被忽略的女性声音有机会发出声来，进一步改变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到目前为止，人类在药物实验中，样本主要以白人男性为主。但很多药物在女性、在非高加索人的身上会有不同的反应。如果有更多女性、非高加索人种的科学家参与实验，情况就会有所改变。这些变化会经过各种复杂的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翻译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和我们的未来之上。
类似地，如果领导层中、如果各界都有配额给予女性，那她们不仅能改变公众对于女性才能、角色的认知，还能够通过参与政策制定和发声来代表和提升女性权益。即使她们本人的工作内容并不直接与性别有关。
我认为配额制是目前绝对有效的政策。但同时，我不认为它是可以单独成立单独奏效的一个政策，它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意识改变。之前有提问者说，她认为中国社会一百年来在性别方面有积极变化，她对未来也很乐观。那我想，如果我们还相信这个进步存在，还希望把这个进步继续推进的话，配额制是在现阶段应当推进的，必须暂时执行的社会政策。
我是学德语的，对德国社会的研究比较多。在德国，有很多Part-time（兼职）的工作，比如一份工作由两名女性来完成，一般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兼顾家庭和职业。但其实兼职也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类工作往往是很低级的，没有很高的上升空间，更多是秘书或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另外，德国的一些政策对女性比较友善，比如生育津贴，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在税收上有一些减免；比如提倡父亲育儿的文化，父亲也可以休育儿假。
我觉得最好的政策是德国推行的女性就业比例。比如议会里要有一定百分比的席位由女性担当，也推广到大学。有的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职位也有比例要求。这样的政策也有争议。这种在企业或机构中规定“最低女性比例”的政策，有何利弊？这是不是未来“构建一个性别友善的社会”的基础性的方向？
回答:
谢谢你提问。先谈谈兼职的问题。
第一，其实中国有相当多女性在从事“兼职性”工作，但是推行兼职制问题很大，未必是好的解决方案。首先先谈阶级差异。兼职制或弹性工作制对于一位女高管可能有益，但是我们来看看，保姆也是一种兼职的职业，育儿嫂、小时工可以有时去城市工作，农忙时节或者孩子放假时，她们就回家。这类工作看似有弹性和灵活度，同时却意味着没有社保、医疗保险，缺乏上升空间。从业者得到的仅仅只是经济收入。这种职业状况和90年代初的进城全职“打工妹”还不一样，打工妹还有可能通过城市里的工作来改变自己的职业地位和婚姻机会、未来的上升途径。兼职表面上对女性是友善的，但可能也会带来复杂的社会后果。
我的工作单位是“界面新闻”的长报道栏目“正午故事”。我的同事，“界面文化”栏目的记者董子琪前阵子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数量庞大的年轻女性何以堕入贫穷深渊？》，谈日本青年女性如何长期陷在“临时工”之中，朝不保夕，和长期雇员相比缺乏平等的福利待遇、晋升和培训机会。
这种兼职工作，表面上给已婚已育的女性提供了更弹性的工作和育儿机会，但并没有改善照顾劳动中的性别化分工，反而有可能固化这种分工。照顾行为、工作调整都是以孩子和男性为出发点的，更多的责任负担依然在女性身上。它改善的是儿童权益，而非妇女权益。
第二，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由不同的人群组成，每个人群面对不同的困境。推行兼职制度表面上对已婚已育的职场妈妈有利，让她们可以更好的兼顾各方。但反过来，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依然往往被视作一个整体的性别。其结果就是政府机关招聘时明文歧视女性，“只招男生”，雇主不愿意雇佣女性，研究生导师不愿意招收女生。
“兼职制”的推行，对部分人群暂时有利，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有利。但它既不能解决女性“两难困境”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也不能解决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甚至还有可能固化和加重它。它不是一种对女性普遍、长期有利的社会政策。
你必须要考虑个人的长期发展可能性。在考虑劳动意愿时不能只作暂时经济收益权衡。如果工作目标只是换取报酬，而不考虑工作带来的见识、成就感、发展机会，那么女性考虑问题的核心就可能是“自己如何为家庭带来更高的收益”。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没有人照顾幼儿，但雇佣保姆的费用比女性每个月工作薪水更高的话，出于经济考虑，女性就可能回家育儿了。但在家庭中的家务育儿劳动对于她未来的职业发展、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第三点，性别配额制，我想单独说一下。我完全支持它。这是正确的“政治正确”。配额制能让女性进入她们传统上被歧视或者传统上排除女性的领域，让平时被忽略的女性声音有机会发出声来，进一步改变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到目前为止，人类在药物实验中，样本主要以白人男性为主。但很多药物在女性、在非高加索人的身上会有不同的反应。如果有更多女性、非高加索人种的科学家参与实验，情况就会有所改变。这些变化会经过各种复杂的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翻译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和我们的未来之上。
类似地，如果领导层中、如果各界都有配额给予女性，那她们不仅能改变公众对于女性才能、角色的认知，还能够通过参与政策制定和发声来代表和提升女性权益。即使她们本人的工作内容并不直接与性别有关。
我认为配额制是目前绝对有效的政策。但同时，我不认为它是可以单独成立单独奏效的一个政策，它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意识改变。之前有提问者说，她认为中国社会一百年来在性别方面有积极变化，她对未来也很乐观。那我想，如果我们还相信这个进步存在，还希望把这个进步继续推进的话，配额制是在现阶段应当推进的，必须暂时执行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