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高以翔猝死，“加速社会”中人人皆社畜？

11月27日凌晨，高以翔录制节目，倒地昏厥，送医院后抢救无效去世，节目组发声明证实其为心源性猝死。
网络上几乎众口一致地讨伐浙江卫视与《追我吧》节目组的“玩忽职守”。这种情绪杂糅了网友对明星主体的同情，与作为社畜个/客体不得已“卑微地”身处996社会生产体系的愤懑。因此，高以翔猝死，与过去数年间社交媒体屡屡出现的某高校博士或青年教师、某公司职员或高管因加班熬夜心脏病突发离世的“活生生的个案”一样，在当下具有了某种自反性的意味，从而最大程度地引发网民的共情。

《追我吧》是浙江卫视推出的一档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秀节目，节目设置的环节很有难度，包括梅花桩、飞檐走壁、平衡滚筒、70米爬楼和高空速降等。在录制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参与节目的嘉宾需要全程奔跑，对人的体力及耐力有较高要求，连国家运动员李小鹏参与录制时都觉得很困难。© 《追我吧》
自上半年马云讲话风波以来，大量的自媒体评论、论坛或社媒发帖，对996现象提出相对严肃、甚至颇有洞见的批评。然而，当前网络舆论的悖论就在于，它仅仅停留在言语的层面，而无法上升、或者说落实在行动的层面。在日常生活几乎全面数字化的今天，奥斯汀意义上的“以言行事”沦为了来去匆匆的情感风暴。端坐在电脑前，或随时随地摆弄小屏，匿名地传播情绪，感染自己和他人，达到虚拟的“站出来”（stand out）的运动效果，刷新“道德履历”，几乎成为数字化个体非总体性的、实用主义的生活常态。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潇洒地抛下现实的一切，去实践“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任性地驾车穿越大半个地球去南非。这种心态早在2011年动车事故期间的微博上就有显露。“我自己很愤怒。但是我有房子，有车子，还有工作。我必须考虑，如果……我将失去所有这些”。来自国内某著名时尚杂志主编的声音，传神具象地描述了“I have something to lose”的个体在面对与己利益攸关的公共事件时，进行理性的成本——效益核算的心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