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首富胡雪岩为什么会热衷于商业投机

2017-07-15 11:46阅读:
  “去年金嘉记闻因某宦提去存项二十余万,以至不能支持。今年泰来庄亦以票号立索存欠,以致倒闭。”(《论沪市衰象》,《申报》1883年12月6日,另注:去年、今年为农历年间隔,公历未跨年)
  金嘉记是一家上海老牌丝行,泰来钱庄则是上海一家信用卓著的钱庄,他们两家的倒闭,恰恰是今人总结的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的两个阶段性标志。
  前者倒闭于1883年1月12日,欠款总额56万两,涉及钱庄达40家,要知道,当时全上海只有78家钱庄,这一下子就牵连了一多半。时间点又非常“寸”,正赶在农历年关之前,中国传统商业讲究年节结账,农历年就是账期终了,所有钱庄都要收回账款。
  人人催债,市面银根愈紧,各行各业因周转不灵而倒闭的,“相继而起”。仅仅不到20天的时间,包括丝茶栈、什货行、糖行、沙船号、洋布号、铁号、棉花行等20多家商户倒闭,涉及日用品零售、进出口、原料批发、国内运输等多个行业。
  当然,这些商户的结局也是他们持续亏损的状态注定的,比如《申报》2月2日报道的永安街生昌杂货栈倒闭事件,详细记录了店主李俊方积欠的8000-9000两巨款产生的细目,整个光绪八年(1882年),他做金针茶74票、蚕茧3000两、丝头70担、颠色20、30担及鸭毛、瓜子、牛角等杂货,全部亏本。
  做啥啥赔,也不怪当时的“某宦”,也就是“金嘉记”的某位股东或者官员债主,在年关之际把20万两巨款提走,或许他将钱投向了股市,又或许他只是觉得生丝贸易利润太低,毕竟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但却事实上拉开了1883年经济危机的序幕。
  复杂的货币体系,让居间的钱庄,更确切地说是胡雪岩这样擅长银钱投机的钱商如鱼得水。
  怡和洋行经理波斯卫1856年从上海写信说:“中国人谈到出口7万包(生丝),除非缺乏银元,迫使价格降低到殷富的中国人认为投机买入不会吃亏,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出口更多。”(郝延平[美]:《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这位外国商人揭示了一个本质——半殖民地化的上海外贸的决定者,并不是供给和需求,而是“舶来银元”多寡决定的利润。
  1895年,由于英国限制本土银币的流出,所以英国政府在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的造币厂铸造了新的贸易银元,用于英国在亚洲的贸易,因此严格说来仍然属于英国银币,标准称谓为'英国贸易银
元'。
  再进一步解释一下,是19世纪国际市场中,中国—英国(银元兑英镑)、上海—内地(银元兑银两)、政府—民间(库银兑民银)、钱庄—丝商(银两兑钱票)、批发商—丝户(钱票兑铜钱),这种种盘剥关系的利润总和才最终决定了大商人们的商业选择。
  现实生活中,当时的每一次兑换和金钱流动中,都有钱庄的盘剥空间,并向食物链最底端的生产者逐级转嫁成本、吞噬利润。尽管市场在理论上会因供需变化达到某种平衡状态,保护商业系统不致走向自毁,但在晚清复杂的货币体系中,某一种货币完全脱离了本土金融机构的操纵时,极端的意外情况根本无法避免,平衡也只能是梦想。
  现实是晚清中国的银、铜产量都很有限,根本不足以满足市场对货币的需要,更不可能决定国际市场上这两种金属的价格和流入、流出,换言之,大清朝已经完全丢失了货币发行权,“钞票印多少由英国人决定”。
  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整个江南经济区被纳入世界市场,在太平天国战争大破坏之前,这个区域一直是中国内部贸易体系的“发动机”,当它完全转向外贸,巨大的生产力甚至能和工业化的英国抗衡,萨缪尔亨廷顿曾引述过保罗贝罗克《1750-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估算的数据:
  1860年中国占世界工业生产份额是19.7%,只比英国低0.2个百分点,同期的美国只有7.2%。(《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所有在华的商人,面对的都是一个强悍的生产力与落后的制度并存的诡异环境:
  1840—1854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2600文以上。(官方价格从顺治年间开始即800文)
  1855—1865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1200文左右。
  1866—1873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1800文以上。
  1873—1904年,每两纹银可兑换制钱1200文左右。
  1905—1911年,由1100—1400文,回涨到1800—2000文。
  动辄50%,甚至100%的兑换价格变化,凸显了清末货币制度在国际金融市场中随波逐流的状态,除了清朝无论涨跌都立于不败之地,所有商人,包括外国商人,发家破产往往都只在一念之间。
  这样的环境,唯有投机客才能游刃有余,其中的翘楚正是胡雪岩,尽管他曾经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赌赢无数次,可他仍然掌控不了这个谜一样的1883年。
拓展阅读:伍秉鉴是如何成为世界首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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