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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

2020-01-26 05:37阅读:
疫情还在发展中,总结教训一是尚早二是也轮不到我等百姓。只想谈一点窃以为的原因---超大城市发展过快。
划分城市类型,我国将城区常住人口超过百万的定为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至1000万的定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定为超大城市。据媒体公布,2019年我国内地有6个超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紧随其后即将或者已经进入超大城市的一说是成都,而另一说就是武汉(统计口径不一)。
我国将发展大城市定为政策,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ZYZF的政策是发展小城市,控制大中城市。这是充分学习发达国家特别是宜居国家如德国、加拿大等国的经验制订的。但是在1984年,BJ大学地理系胡某教授等发表《大城市人口发展的超前发展规律》一文,提出我国应优先发展大城市,主要理由有:节约土地,工业、金融、贸易等的集聚效益,城郊农业的高度专业化等。总之是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至于早已证明的,快速发展大城市必然产生的城市病: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垃圾堆积、用水不足,各种生产和生活物資严重依赖远距离的运输等,胡某等认为可以通过早期规划、严格控制、后期调整解决的,“十分乐观”。
于是经过十年的争论,胡某等的观点终于被许多地方接受,大城市迅速发展起来。ZYZF只能事实承认。为什么?还是经济利益。因为大城市的发展一是经济效益确实来得快,二是在我国中小城市原有的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要
想发展中小城市得先行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即“要赚钱得先花钱”。地方ZF自然不会作这样的买卖。于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在我国内地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请注意,在此过程中一直被优先考虑的始终是经济效益,而不是如何防止“城市病”即建立最佳居住环境。
结果呢?不能否认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至今这些超大、特大城市的GDP和收入一直占国家总值的很大部分。但是城市病也日益严重,并不像胡某等的“轻描淡写”而是需要花大力气解决,如“南水北调”就是典型例子。虽然各地ZF一直在“规划、控制、调整”中,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即如北京都要另建城市副中心和若干新城,其城市病的彻底解决仍然是“在预期中”。
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发生恶性传染病,由于人口过于密集必定迅速蔓延,并且凭借超大城市的发达交通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2003年的SARS就是如此,但是一些握有城市管理大权的GUANYUAN并未吸取教训,又有了2020年的新型肺炎。
还是那句话:要钱还是要命,命都没了,要那些钱有何用?但愿这次能够使大家彻底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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