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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如何面对历史镜鉴?

2020-06-06 20:0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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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如何面对历史镜鉴

安立志


康熙如何面对历史镜鉴?

微信群里有人议论国 王的新衣,这里不谈国王,只说皇 帝。前几年,我写过一篇《谁在贬低长城》,网络上广泛抄转,最后被人剽窃。标题中的“谁”,是指两位皇帝,一个是唐太宗李世 民,一个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也就是康熙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与康熙皇帝被视为明 君和英 主,他们的功业彪炳史册,前者有“贞观之治”,后者有“康乾盛世”。不过,这些说法都是基于皇权立场,与现代政治毫无关系,甚至掩盖了他们的罪恶与污点,比如康熙皇帝,无论官史还是电视,从来不提他制造的文 字 狱。

当然,他们贬低长城的历史作用,说明其视野与胸襟,的确超出了长城所代表的疆界与限域。在对历史的看法上,比其前任或晚辈,他们有着更为深刻的见解。今天的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其实,这句话的
著作权即使不确定属于李世 民,也应当承认其见解更为精辟,“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新唐书·魏征传》,中华书局,1975年,页3880)

史书记载,李世 民登基后,对于亡隋弊端念兹在兹,深刻体现了他对历史教训的戒惧,从而成就了名垂青史的“贞观之治”。玄烨是满清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他的通古斯部族,无论叫女真、后金还是满洲,在当时尚处渔猎阶段,显然落后于中原文明。由于皇室对其系统的文化传统教育,以及本人的天资与勤勉,他竟然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统 治者。在终身制的皇权体系中,他享年69岁,在位61年,在历代皇帝中也属罕见。在其漫长的执政生涯中,玄烨与李世 民一样,也表现出对历史的敬畏。

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元1704年12月22日),玄烨专门为文,对修纂《明史》作出指示。文章中,他体现了与多数皇帝不同的胸怀与风度,他似乎意识到,群臣的匍匐跪拜,并不意味着自己高如山陵;群臣的山呼颂圣,并不意味着自己天纵英明,皇帝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因此,他亟需补充人类的稀缺资源——自知之明,虽然“孜孜求治”,也须时刻责己,“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曾一时不自责也。”(《康熙政要》,华文书局,页830)他常常“清夜自问哪些地方做的不好,哪些方面还有弊端,比如,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同上)错误缺点不少,一下子坦白出五六条。每当想起这些,不免“自觉愧汗”。后人当然可以说,玄烨这是故作姿态,“伟 大谦虚”,这叫小事否定、大事肯定,或者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然而,一个九五至尊,言出法随的皇帝,如此坦承,史上又有几人?

任何文明都是前代的积累,任何进步都是前代的迭加,任何成长都是基于前人的肩膀。随意否定前代,任性非议前任,无端贬低前人,无疑于把当代矗立在沙丘之上。因此,他要求,明代的进步与文明不应遭到无视与否定,有明以来二百余年,流风善政,岂能枚举。”(同上)不然,如何解释延续了200多年的大明王朝!而回顾本届施政,尚且诸多瑕疵与弊端,哪里有时间对前朝是非任意褒贬,妄加评论呢(何暇论明史之是非乎)?

修纂《明史》当然是必要的,他要求,必须强调,“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同上书,页832)今天的历史是当年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今天的执政者也是明天的历 史人物。历史可以对今人作出裁判,今人却不可剪裁历史。在历史的镜鉴里,没有谁能垄断真理,独占光荣;没有谁能一贯正确,永远英明。他指出,现在朝廷的“用人行政、规模法度之是非,朕当自任,无容他诿”(同上书,页830),似乎他从来没有“甩锅癖”。皇帝拥有无限权力,自然承担无限责任。“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是尧舜的古训,“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则是谀臣的谗佞。

康熙十分尊重专家意见,卿等皆老学素望,名重时,明史之是非自有见,卿等众意为是即是也”(同上书,页832),即使“刊而行之偶有斟酌”,还可“公同再议”,历史问题不能由皇帝一锤定音。首先,皇帝是权力至尊,不可能是知识至尊,不能对任何领域都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其次,皇帝“日理万几,精神有限,不能逐一细览。”不能对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轻定是非”,妄加评骘,“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当,后人将归责于朕,不可轻忽也。”(同上书,页830)可见,他很在乎后人如何议论他的历史足迹。他坚决拒绝由皇帝敲定明史,他明确表示,“朕无一字可定,亦无识见,所以坚辞以示不能也。”((同上书,页832)

康熙皇帝表达的意见,反映了18世纪初年满清统治者的认识水平。当时轮转到19世纪中叶时,人们的思想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一本英国人的著作中,就有这样的名言,“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未来就控制了过去。”(《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32)康熙作为一 言九 鼎的天 下至 尊,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控制现在,也可毫不费力地控制过去。删除、涂改、湮没与己不利的史籍,捏造、保留、修改与己有利的史料,控制过去,方式多多,办法种种,眼前的机会就是修纂明史。在这点上,他的儿子胤祯(雍正皇帝)与孙子弘历(乾隆皇帝)就不再恪守他的原则与坚持。乾隆皇帝主导修纂的《四库全书》,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号工程,实际上就是一项通过“控制过去”以“控制未来”的系统工程。鲁迅先生指出:“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88、191)有人认为,为了控制现实与未来,有选择地对待历史,让历史按照政治需要呈现或湮没,这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十年浩劫”的“破四旧”,毫无二致。

通过修纂史书控制过去,通过控制过去以控制未来,“过去”、“未来”的时间载体之上,无非是思想与政制。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没有宗教传统,他们所敬畏者无非“天”与“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说明当时社会对“史”还存在某种程度的敬畏与戒惧。这个传统传下来,到了唐太宗,皇帝本人要看“起居注”,他担心其“不善”载入史册,褚遂良说:“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刘洎说:“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资治通鉴》第13册,中华书局,1956年,页6175)宋太祖在后园弹雀,不听劝谏,他见大臣拣起被他敲掉的门牙,恼怒地说:“你把牙收起来,是要告我吗(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年,页7)即使今人也曾留下敬畏历史的嘉话。1962年夏天,正是饥荒日益危重时期,刘激动地对毛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2005年11月15日人民网,原载郭德宏、林小波著《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康熙前有楷模,后有传承,他的行为并无出格之处。

面对历史这面镜鉴,美丑妍媸高矮胖瘦,自然会如实呈现。要紧的是,历史镜鉴不能成了《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只看正面,不看反面,正面呈现的总是可人美女,如花婵娟,倘若如此,一味文过饰非,隐恶扬善,岂不会重蹈贾瑞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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