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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伯祖李准与汪精卫的一段因缘

2020-04-13 11:27阅读:

三联书店李昕

前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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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伯祖李准与汪精卫的一段因缘



上小学的时候,就曾听家父说,汪精卫做过我祖父的家庭教师。
当然,那是我祖父的大哥李准把他请回家来的。
汪精卫后来是汉奸。在成为汉奸之前,他是国民政府的高官,再早,他曾到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在去日本以前,他打过的唯一一份工,就是在李准家里做私塾老师。
李准李准

这些,我过去知之不详。对伯祖父李准,也只知道他担任广东水师提督时,曾经巡视西沙群岛,代表中国宣示南海主权,后来在辛亥革命中,他率领广东水路军队向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党投诚,使广东省和平光复,进入共和。直到最近读到一些史料,特别是读到李准的长子(我的堂伯父)李景武的回忆录《清末民初官场琐记》,才知道原来李准和汪精
卫多年前的这一点“缘分”,竟然和后来他在广东革命时选择弃暗投明、率队起义不无关系呢。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字季新,精卫是他投身革命后写文章的笔名。他1883年出生在广东三水县,是家中幼子。他祖籍是浙江绍兴,作为广东人,他不过是新移民。人人皆知绍兴是几百年来盛产“师爷”的地方,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未曾取得功名,便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带着全家移民到广东番禺。从此,不仅汪省斋本人,而且汪家两代人里还有多人曾为当官的人家做幕僚、当师爷。汪精卫少年有才,1901年他18岁时考中广州府的“案首”(秀才的第一名),但是他在自己的家庭中地位却十分难堪。一来是因为父母双亡,13岁丧母,14岁丧父,此时只能寄人篱下,跟着比自己大22岁的同父异母的大哥汪兆镛一起生活。汪兆镛曾经中举,研究经史、金石皆有成就,但是思想守旧,甘当前清遗老,直至辛亥革命后多年还舍不得剪掉辫子。他对思想活跃的汪精卫的管教自然是古板严苛。而大嫂对汪精卫也不厚道,竟然常以“饭后鈡”伺候,故意提早开饭,有时汪精卫12点回家,就发现家里11点半已经开过饭;第二天他提前到11点半回家,又发现家人们11点已经吃过了。受这样的委屈,汪精卫实在过不下去,于是希望自己能谋一份职业。本来,他要备考举人,是不必忙于找事做的。
此时,李准这边正好到了需要用人的时候。不久前,李准的父亲李征庸去世,抚养家庭的责任都落在他一人身上。那时他担任广东省厘金局总办,在广州天平街盖了房子,一大家十来口人都住了进来。这其中有7个孩子,3男4女,都到了该上学的年龄。3个男孩最大的是李准的远房堂弟李澂(由李准母亲收养),15岁,然后是弟弟李涛(就是我祖父)8岁,最小的是儿子李景武6岁。女孩子一个是李准的妹妹淑贞9岁,另外三个是女儿,菊荪13岁,梅荪11岁,芝荪8岁。这些孩子需要有人看管,有人教育。
这时李准家里的师爷(官称总文案)名叫汪兆莘,李准把他待为上宾。李准喜食西餐,每天早晨,必要汪兆莘陪他吃牛奶面包。有一天吃早餐时,汪兆莘对李准说,他那个刚刚得了秀才的堂弟,学问过得去,考的虽是八股文,但对策论也有相当研究,时文做得不错,诗词也拿得起(汪后来的确出版过《双照楼诗词选》,颇为人称道),他准备等朝廷开恩科时去考举人,现在闲着无事,请他来给李家孩子们教教书,是否可以?
李准从来对汪兆莘言听计从,何况他推荐的是自己的堂弟?于是二话不说,事情就决定了。

青年时代的汪精卫青年时代的汪精卫
谈到“束修”,就是教师的报酬,李准说按照一个月二十两银子。汪兆莘说,这万万不可。举人教书一个月酬金最多也不超过十六两,他堂弟只是个秀才,怎么可以拿这么多,这岂不是要坏了规矩?他建议,最多给十二两,不要把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惯坏了。
但是李准执意要厚待教师,于是定下每月付给汪精卫白银十六两。而且,每逢过年过节,还会另有馈赠。汪精卫对此非常感恩戴德,后来他谈到此事时曾对人说,以秀才出身任私塾教师,而能享受举人待遇的,除他而外,没有听说过第二个。
汪精卫那时也不过是个大孩子,他教六个小孩子背书,作文、对对子。李景武最小,不过是和先生学了一些简单的对子,如“云对雨”“月对风”“来鸿对去雁”“晚照对晴空”之类。汪的态度友善,从不打孩子。顶多在孩子出错的时候,罚打两下“手心板”。他面貌清秀,举止腼腆,像个大姑娘,有时李准的夫人会叫丫鬟送点心到书房,请他享用,他的脸竟然羞得“似一块红布”。
李准家里是给汪先生另外提供早餐费用的。这些费用都有预算。当时一两银可以兑换几毛钱(价格随市),孩子们每人每顿早餐费只给5分钱,而汪精卫的早餐费是一毛。这一毛钱在当时很值钱,可以买不少东西,那时好一点的鸭腿面也不过5分,一毛钱可以买两碗。叉烧云吞面还要更便宜。面碗很大,汪精卫连一碗都吃不完,所以常常就会把剩下的5分钱买成10块鸡蛋糕放在书柜上。开始,孩子们发现了,有时会偷吃,后来才知道,汪先生是要把这些蛋糕带回去孝敬家人,就没有人再敢偷了。
如此的生活大约一年多,到了1903年,汪精卫没有等来朝廷“开恩科”,却等到了留学日本的机会。长兄汪兆镛让他继续等待,而他本人想出国见见世面,开开眼界,征求李准意见,李准也赞成他出洋,并主动资助路费。果然汪精卫考取了官费日本留学生,赴日入读东京政法大学。临走时,李准请他把自己的堂弟李澂也带到日本去读中学。
汪精卫到日本后变了个人,开始接触启蒙思想,倡言革命。1905年谒见孙中山,恰逢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汪成为同盟会第一批会员,并出任评议部部长。此后他担任《民报》主编,以"精卫"的笔名在该报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的趋势》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派理论,受到孙中山的好评。
此后几年,汪精卫一直在东南亚和日本跟随孙中山宣传革命,筹措革命经费,力图借助各地会党的力量组织革命武装,推翻清朝统治。
而这一时期,李准担任了广东水师提督,并统领广东各地巡防营实施剿匪,其中也包括扑灭革命党人利用会党组织的武装起义。
这样,汪精卫和李准在客观上成为水火不容的敌人。
但是汪精卫念及当年李准厚待他的知遇之恩,从日本给李准发来一信,信中谈到今日双方之对立形势,担心将来有一日双方遭遇。于是汪精卫仿照两千年前晋公子对楚成王说话的口气,写下“避君三舍,与君周旋”八个字。
这里的典故,是春秋时期,晋国发生内乱,晋公子重耳逃亡到楚国避难。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宴会上,楚成王问重耳,将来你回到晋国当了国君,怎样报答我?重耳说,将来如果两国在中原交战,我晋国的士兵当退避三舍。
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这里的意思,是退避九十里,以表礼让。
如此说来,汪精卫似乎不仅豪侠仗义,而且不乏人情味。
但是对于其他革命党人来说,就没有什么避让之说了。
汪精卫走后不久,李准家里又请来一位私塾老师,名叫章云和。年龄不过30岁,风度翩翩,老成持重。他教几个孩子读唐诗,还有李后主的词等等。此人半年后不辞而别,留下一张纸条,令大家大吃一惊。纸条中说,他来李家,原本是奉组织之命,监视李准行踪,随时可以找机会下手。后来他在虎门陆军学堂听了一场李准的训话,见李准对学生们说:“你们青年学子必须要有耐心,我炎黄子孙,要好自为之”。于是感到李准和那些满清人的忠实走狗不同,遂决心离去。原来,是李准无意中使用了“炎黄子孙”四个字,救了自己的命。
当然,随着后来几年李准在广东军界的势力越来越大,随着他镇压和平定各种骚乱和起义次数越来越多,革命党人注定要把他作为暗杀目标了。
然而到了这时,人们发现才汪精卫的“辟君三舍”也只是一个空头承诺而已,他本人并没有打算兑现。1909年底,汪精卫回到香港,继而到北京,变成了一个热衷于暗杀活动的革命党人。而他确定的暗杀清朝官员的目标,竟然第一个就是李准。
对于汪精卫的暗杀活动,当时在香港担任同盟会南方支部长的胡汉民从来就不赞成。汪还在日本时,胡便致长函,对他进行规劝。告诉他,革命成功要靠武装起义,暗杀活动无济无益。汪精卫也回复长函,说:“兄主张军事行动,无大款何以能举?海外奔走,为效甚微,不有剧烈举动,何以振起人心?弟又不长于军事,即决志牺牲,只有唯所自择。”胡此后又再三致书,告诉汪在今天“杀一虏首,失一精卫”,不值得。但汪说他的决心已下,不再置辩。
汪精卫回到香港后,并不与胡汉民商量,就秘密找人研制炸弹。忽一日他宣布,他准备潜入广州,刺杀李准。大家都劝他,此行太危险,汪表示不怕。但大家告诉他,胡汉民等已经安排了针对广州的武装起义,在此时行刺李准无异于打草惊蛇,汪精卫才放弃了这个计划,转而和陈璧君、喻培伦等人,准备下长江刺杀两江总督端方,因为端方也是晚清时期为革命党所憎恨的官吏之一。谁知伏击行刺方案已设计好,端方临时变更路线,汪精卫等人扑了一空,于是他们再次变更计划,才有了刺杀摄政王的一幕。
赴京前,汪精卫转给胡汉民一幅手书,上面只有八个大字,以鲜血写就:“我今为薪,兄当为釜”。究竟何意,外人不懂,但胡汉民一望而知。这是汪精卫自创的一个典故。他在《民报》上曾经发表一篇题为《革命之道德》的文章,其中谈到:
“革命党人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灶火,光熊燃,俄顷灰烬;而釜则尽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饭以供众生之饱则一。”
意思是无论“为薪”(即做柴)或“为釜”(即做锅),目的一致(烧饭),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汪精卫以“我今为薪”自许,意思是说他此行便是去为革命燃烧自己,决意献身。
这份血书,可谓重要革命文物,胡汉民说他一直珍藏,然而却意外地在辛亥年广东革命中丢失了。起因是胡汉民应起义投诚的李准的要求,把家搬到广东水师行台,谁知他自己手下以会党为骨干的民军,竟然趁乱抢劫了他的家,由此汪精卫的血书也不翼而飞。后来他曾悬赏重金,希望取回这幅血书,然而全无结果,令他极度遗憾。

北京后海银锭桥(金纪友摄影)北京后海银锭桥(金纪友摄影)


汪精卫写血书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和黄复生、喻培伦到达北京后,先是以开设照相馆掩护身份。他们探知摄政王载沣每日上下朝必经后海的银锭桥,便在桥下安装了炸弹。结果不幸被人发现,密报清廷。清廷顺藤摸瓜,找到了制做炸弹的照相馆,当场抓住了汪精卫和黄复生。
汪精卫在监狱里的表现是为人称道的,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他留下了一首著名的五言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他真的是显示了“我今为薪”的决绝。
这种视死如归的气势,甚至震撼和感动了审讯他的肃亲王善耆。有道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善耆见汪精卫如此,以为杀他无益,只能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同时,他见汪精卫才华横溢,也动了怜才之心,于是力劝摄政王不杀汪,改判“斩立决”为无期徒刑。
汪精卫的运气不错,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1911年11月6日,清廷在最后时刻为了向革命党释放善意,将他从监狱释放。
然而汪精卫可能没有想到,李准这在这时也选择弃暗投明。就在两天之后,的11月8日,他率领水路各军向革命党人投诚,拥立胡汉民为广东督都,并同时在水师各炮台和军舰上挂起革命军的旗帜。两人殊途同归了。
李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一般认为有这样几个理由:
首先,他头脑清醒,在武昌起义之后,认识到大清朝气数已尽,中国走向共和乃是人心所向。
其次,两广总督张鸣岐对他起了疑心,多方设法裁撤他的兵马,限制他的兵权,甚至寻找机会置他于死地,已然露出杀机。
再次,他参与镇压广东“三二九”起义之后,革命党人对他恨之入骨,几次以他为暗杀目标,其中一次把他炸成重伤,直至辛亥革命时仍未痊愈。这令他终日惶恐不安,担心自己再遭不测。
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李准最后决心反正的重要原因。但是,李准的长子李景武认为,还有几个原因被人们忽略了。
一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汪精卫在狱中慷慨陈词的同时,也向清廷供认了他和李准的关系,即曾受雇于李准并接受李准资助去日本留学。
二是汪精卫同时承认李准的堂弟李澂是他带到日本去的,而此时日本华人圈里正在风传李澂在和梁启超的女儿谈恋爱。
三是当时年仅15岁的李景武在德国留学期间参加了兴中会,曾给父亲李准打电报说:“大厦之将倾,一木之难支,望大人当机立断,毅然反正,还我汉室山河”。此明码电报被两广总督张鸣岐看到,他也据以向朝廷奏报,说李准的儿子是革命党。
在晚清最后这些年,官员结交革命党和康梁一党都是大罪。汪交代后,刑部曾经行文广东查询,李准无从辩解,只得老实承认。而张鸣岐的奏报,据说因李准朝内有人被“留中”,未能上达。幸好并没有御史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否则参上一本,李准便下场难料。须知,前任两广总督岑春煊,慈禧太后和他"分属君臣,情同母子",但不久前就因为袁世凯参奏他勾结康有为、梁启超,而被慈禧一怒之下撤职。
上面说的三条,其实都与汪精卫有牵连,连李景武也是汪精卫的得意门生,受汪精卫的影响而参加兴中会。所以由此来看,李准投诚革命,不能说与他和汪精卫的那一段前缘无关。
从另一方面来说,李准于1911年农历九月初四(公历10月25日)派出自己的弟弟李涛(即我祖父)作为全权代表去香港与革命党人接触,商定起义大事。之所以如此,一是为了表达诚意,有以亲属为人质之意,二是因为李涛本是汪精卫的学生,以此身份见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应当比较容易拉近关系,建立信用,达成沟通。事实上,在双方取得互信之前的最后一刻,胡汉民让李涛带口信给李准说:“李(准)固识精卫,犹不能信革命党之行动耶?”一句话,还是拿汪精卫的诚信来向李准作保,以获得李准对革命党的信任。由此看来,李准和汪精卫的缘分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
然而李准自己是否了解汪精卫对他态度的改变,我们无从考证。根据情理判断,李准对此应是知情的,因为他在广东革命后和胡汉民成为密友,两人无话不谈,“胡都督每夕皆到水师提督的坐舰上留宿,晨间由水师护送至公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胡汉民会将汪精卫的事和盘托出。何况,就在这几天,汪精卫为了表达从事暗杀的决心而交给胡汉民的血书在李准的广东水师行台里被盗,胡汉民怎会不向李准提起?不论李准得知后怎样想,认为这是大义灭亲也好,忘恩负义也罢,总之他会相信,汪精卫已和他恩断义绝,所谓“辟君三舍”的谦恭早就没有了。但是李准并没有禁止自己的儿子李景武追随汪精卫(当然,抗战时期,汪精卫成了汉奸,李景武也跟着附逆,在伪政府任职,这事李准不知,此时他已经去世几年了),大概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与汪精卫的恩怨情仇看得很重,甚至没有把它当做自己的重要人生经历。

李准《任庵自编年谱》李准《任庵自编年谱》
1926年,李准着手写《任庵自编年谱》。当时汪精卫已做了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位势显赫。但李准在这本比较详细的编年体自传中,提到汪精卫时没有一句多言,只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记事的末尾平淡地写下:
“是年,延番禺汪季新茂才兆铭授弟妹女儿读。”



2020年1月
原载2020年4月9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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