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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家恩公----李准和岑春煊的恩恩怨怨

2020-07-14 11:24阅读:

三联书店李昕

前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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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是晚清重臣,清流派的代表之一,史学家们对他的争议颇多。1903年到1907年,他两度担任两广总督,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在他手下任职,曾受他提携也遭他排挤。他与李准之间的恩怨情仇,几乎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一)
有人把岑春煊和其他封疆大吏作比较,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有术无学,岑春煊不学无术”,意思是岑春煊平庸不值一提。但事实上,岑春煊在整顿吏治方面既廉洁自律又严厉肃贪,是其他为官者所远远不及的。当时民间即有这样的说法,张之洞屠财,袁世凯屠人,岑春煊屠官。[1]说的是岑春煊在极端腐败的清末政坛上,每到一处都要无所顾忌地参劾贪官,并以此闻名。他任四川巡抚和总督时,被他整肃的贪官污吏达几十人之多,其强悍勇猛,实是令人刮目。



(岑春煊)(岑春煊)

他是1903年署理两广总督的。此前他曾在广东有过大约半年的短暂任职。那是1898年他担任广东的藩司(即布政使),主管全省的民政和财政事务。他接到民众控告,说总督谭钟麟的亲信幕僚王某索贿敲诈,曾致人死命,准备严行查办。但谭钟麟不肯,堂前议论时竟然破口大骂,还把眼镜摔碎在
地上。岑春煊顿时拍了桌子,说:“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参奏可也。”然后摘掉官帽掷于谭钟麟案前,拂袖而去,从此托病不出。不久他奉调陕西布政使,到任后仍继续奏劾谭钟麟营私舞弊,最终导致清廷将谭的总督职务罢免。岑春煊自己回忆此事,曾不免沾沾自喜:“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2]
据说粤人好行贿,自古已然。岑春煊明白这一点。那时商人找官员办事,贿赂之款,是公开致送,名之为“公礼”,若是官员不收,则是无诚意表现,反令人不安。但岑春煊严拒任何贿款,曾退回一米商夹在告状禀词中的40万两银票。这件事令商民“知不收公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3]。
如此为官,民望必高,所以岑春煊每次调职,临行之前,总会获得万民伞[4]无数。闻知他将由四川到广东履任新职,据说广东各界翘首以待,雀跃欢迎,以为朝廷知人善任。
这次岑春煊在广东的亮相,又再刮廉政风。5年前他任藩司时,知贪吏中有王、裴两人颇有恶名。王某即是上面提到的谭钟麟亲信,早已被革职查办,而裴某乃是裴景福,至今仍在担任南海知县。所以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老账新账一起算,参劾裴景福。裴知情后畏罪潜逃至澳门。经与葡方协商引渡,裴被押回治罪,发配新疆。
另一名贪吏是个芝麻绿豆官。但其贪腐之巨骇人听闻。他是广东海关的库书(相当于书记员,负责登记造册)周荣曜,竟然截留私吞公款银元百万,因长期勾结谭钟麟手下王某,故能得其庇护,近日又通过行贿庆亲王奕劻,获得任命,将出任大清国驻比利时大使。此时尚未出洋。岑春煊立刻将其撤职查办,抄家收缴大量赃款。
如此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举措,自然令广东官场一片惶惶,人人皆惊。
这些算是下马威,无论对谁都一样。然而李准见此,便有几分特别的恐惧和担心。倒不是因为贪腐,而是怕被牵连或遭到中伤。刚刚被贬的裴景福和他有姻亲关系,他的妹妹不久前刚嫁给了裴的儿子。他不知会不会受到株连。而且,他自四年前担任厘金局总办以后,为了完成税收任务,改革旧制,裁撤冗员,堵塞了诸多官员中饱私囊的渠道,难免遭人嫉恨;他觉得,若是有人借机陷害,他的处境就危险了。因为据他了解,这位总督“轻听又轻发,妄杀多冤情”,他真怕此人偏听偏信,“将寻我罪名”。[5]
岑春煊上任时,严格地说,李准还不是一个军人。他的官衔只是道员(广东候补道),充任粤汉铁路工程局总办。其实他也不主管施工,担当此职,只是因为工部侍郎盛宣怀需要李准手下的兵士协助维护铁路沿线周边的治安和秩序。而李准的兵士也并非正规军,那是他担任广东厘金局总办后,为了保证顺利征收厘金(税款),防止沿岸盗匪打劫抢掠商人财产,而建立起的水警部队和陆上的防营。他建的队伍当然要由他来指挥,于是前任总督陶模便给他加个头衔,让他做内河的所谓水师统巡,兼统粤义军。因此他手下大约拥有五六十只大小兵舰,几百条舢板,在珠江的支流“四江”上拥有大约十个营的所谓“水军”。同时他又仿照新军规制,把防营建成了粤义军两营。手下有如此众多兵马,他给岑春煊的第一印象,好像一个军事将领,其实他的差事,不过相当于水警局长兼保安队长。
岑春煊给他委派的第一件差事,是押运护航。岑自己到广西督办军务,要李准率队照料军行,还要筹集军饷。李准恭谨从命,一路小心翼翼,沿途日夜不息调船运送物资,亲力亲为,不辞劳苦,最后总算圆满交差。但抵达梧州后,却得知总督又一次发威。原因是此次岑春煊西行,善后局特地嘱咐不要惊扰地方,粮草食品自备,而梧州当地官员竟然以总督到境,曾办理粮草食品为理由,支取三千银元,要求善后局给付。岑春煊闻知,勃然大怒,严厉参劾广西巡抚和陆路提督以及司、道官员多人,一杆子横扫一片[6]。此事虽与李准无干,但也令他不寒而栗。
真正的麻烦是广东匪患不绝,岑春煊认为这是李准多年来剿匪不力。当年九月,他下令要李准将西江一带活跃的区新匪帮全数荡平,并生擒匪首来献,不准一人漏网。公文上责问说,你李准身统重兵,而不能压住匪徒气焰,说你是“纵盗殃民”也不为过。因为国家“岁糜巨币”,匪徒却逍遥法外,你李准是负责人,难辞其咎。今限一个月,如果逾期不获,对你绝对不能宽宥。这在李准看来,简直就是要找个借口把他撤职[7]。

( 李准1907年)( 李准1907年)

李准觉得很委屈。因为他的水警部队只是为了给商船护航而设立,并不负责剿匪。他从未承担过缉捕之责,也从未领取过军队的兵饷。至于国家年年花钱,所谓“岁糜巨币”,与我何干?总督不去向有缉捕之责并领取兵饷的文武官员追责,而来苛责于我,是不是别有用心?
于是他向自己的老友庄蕴宽求教。庄当时是广东巡抚李兴锐的幕宾。一番对话后,李准如醍醐灌顶。
庄蕴宽说,这纯粹是你自作孽,与别人无关。
李准问:为什么?
庄蕴宽说:你办厘金标新立异,废止旧章,这样与人结怨了。此次总督赴任,沿途送迎的人,告你诬你的,不知有多少!岑春煊刚到任时,本来是要置你于死地,就像裴景福那些人一样对待,但这次你随军到广西,一路辛勤照料,他对你的看法有些改变。不过回到广东后,又有人告你,说你多年来从收取厘金中捞取不少钱财。这件事亏得有藩司丁方伯替你说话。丁方伯说你诚心办事,任劳任怨。厘金收取数额比以前大增。岑春煊说,厘金大增,想必其中私款不少。但丁方伯回说,若是李某人谋得私款,那么公款怎么会增加如此之多?正是他廉洁自持,才会有这样的成绩。岑春煊恐怕是不信,所以他要为难你。你过去办厘金立过军令状,这次总督西征,你若是办不到军饷,必然要自行解囊才能交差。[8]这事不是你自己惹的吗?你接下厘金这差事,原本有章可循,你照办即可,谁让你今天撤这人职,明天夺那人位?本来你坐享高薪,闲事不管,不是很舒服的事情吗?你又非要干涉缉捕之事,还想肃清沿江盗匪,现在岑春煊要你剿匪,纯粹是你自找的。
李准说:我承包征收400万两厘金,这么大的数额,不能不订立新章程,也必须择人而用。为了商船交易兴旺,不能不肃清盗匪。不然,厘金怎么收得到[9]?
庄蕴宽说:你真是个傻子,包收400万不过是一句官话,如果收不到,还能真要你自己赔付吗?再说你向李鸿章承诺此事,而李鸿章在广东能待多久,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吧?今天你的对策,就是要向岑春煊说明,你并未统兵。总督下面有营务处,可以调遣防营去围剿土匪。悬赏捉拿,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匪徒区新虽然狡猾,也一定逃脱不了。这事你先自己去做,我请巡抚李兴锐也帮你说句话。[10]
我们找不到史料证明,李兴锐是否曾经为李准说情。只知道岑春煊听了李准的解释,了解他未曾直接统兵以后,仍然维持原议。他从别处调两营军队交给李准,还是让李准承担剿匪之责。李准说别人的兵未经训练恐不能用,岑春煊说,这两个营,人马枪械军饷都划归你管,如何改编、训练和使用,我都不管了。李准只得领命而去。他内心里认为,这是总督要他好看。
于是他询问手下部将李世桂,李为他推荐了傅赞开、潘斯铠二人。这两人说来有趣,都是独眼龙且都瘸一条腿。傅是盗匪中的投诚者,潘则是区新的邻乡人。两人都熟悉匪情和地形,李准让他们作为侦探和线人,每人发给两千元作为线费。
这时傅赞开说,他做土匪时曾收区新为弟子,愿意先去招降,若区新与他恩断义绝,再去围剿不迟。李准让他去了,虽招降无效,却探明了区新藏匿的具体地址就在区村。李准于是率队亲征,黎明进村,不准声张,严密搜剿,将区新及其死党的住处团团围困。匪徒负隅顽抗,双方展开激战,相持三日之久,匪徒力有不逮,试图夺路而逃,被官兵奋力追捕,除当场击毙者以外,生擒匪首区新、区湛、区满、区东养等17人,大获全胜。区新等几人因为身负重伤,旋即毙命。李准将区新的尸体押送回营,向总督禀报[11]。
据说,因为区新已死,无法审问,岑春煊最初不信尸首是区新,疑为替身。幸好有人告诉他,区新左手有两个拇指,于是派人核查,方验明正身。[12]李准也算不辱使命,如期交差。
正在这时,李兴锐调升浙闽总督,广东巡抚一职由河南巡抚张人骏接任。张过去曾在广东担任藩司,对李准极为欣赏,态度友善。他见平定区匪一役打得漂亮,便对岑春煊进言,李准按期铲除巨匪,应予表彰。这是依例行事,岑春煊同意了,于是就与张人骏联名上奏朝廷,汇报剿匪过程,并给多位有功人员请功。[13]李准获记首功,“上谕赏赐果勇巴图鲁”名号,其他尚有多人获得各种奖赏,其中包括傅赞开、潘斯铠这两个重要线人。但李准希望奖励最初向他介绍傅赞开、潘斯铠的李世桂,因为这次他手里只有尚未成军的两个营,最终得以侥幸成功,全靠着线人密探消息,所以绝不该忘记曾对侦察情报有贡献者。而岑春煊却以为李世桂于此事无功,不予列报。更有甚者,因李世桂过去在沿江缉捕盗匪时领过经费,岑春煊怀疑他中饱私囊,此番不但不奖,反而罚他缴纳征西军费50万元。李准见此,连连感叹,这个总督的威严太可怕了。[14]

(二)
区新一股匪患刚定,岑春煊又下令要李准去剿灭巨匪李北海。这股匪帮活跃于两广交界地区,和广西土匪连为一体。以往官军多次围剿,屡战屡败。前期主持剿匪的是高州镇总兵莫善积,还有参将柯壬贵,他们所统领的共7个营兵力,岑春煊全数调拨给李准指挥,要求务必肃清匪帮。
李准提出要求,希望不要限期。说自己“尽力往办,成不居功,败不任过。”
强调“败不任过”,显然是他内心里担心将来有一天会被追责。因为过去官军对付李北海,败绩太多了。
但岑春煊说:“有成败即有责罚。好自为之,我自有权衡。”[15]
这话说得仍然让李准直冒冷汗。
西征之前,李准研判了形势,发现那里的地形复杂,于我不利。这群土匪飘忽无常,出没在连绵数百里的云雾山和西山之中,官军围剿时,兵多便躲藏隐没,兵少则出山迎击。过去莫善积总是穷追不舍,但是疲于奔命,而土匪则每每乘其疲惫时来偷袭,所以官军总是失利。于是他人还未到,先电令莫善积分兵把守大山的关隘,匪来则击,匪去不追,以逸待劳。
同时,他了解到匪徒中有一人名李亚汉,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原本是读书人,因为李北海的父亲是他祖父的养子,这样他便成了李北海的亲戚。官军剿匪时,找不到李北海,便勒令李亚汉交出。李亚汉无奈逃跑,被抄家通缉,最后只得加入李北海一伙。李准请手下土匪出身的傅赞开写信给李亚汉,希望他悔罪投诚,如果他能生擒李北海来献,不但可以赦免其罪,并且将归还其家产。
随后他便率军出发,及至到达李北海的家乡新兴县天堂墟,先询问李北海踪迹。当地人说,知道你们大兵将至,土匪早逃进大山了。李准问,山里有没有村庄?回答说没有,只有少数山民。李准又问,山里有粮食来源吗?回答说,没有,存粮应该不够这么多匪徒吃十天的。断粮时,他们肯定会下山抢粮。李准听了,心中有底了。
这时总兵莫善积来迎接,一见面就跪地不起,说是要请李准救援。自己带兵多年,从没有遇到过这样难对付的土匪,几个月剿匪不但无功,反使自己人损兵折将。总督若是追责,自己怕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李准扶起他问,我电令你分兵设险据守,是否照办?莫回答说已照办了。李准说,这股土匪,非实行坚壁清野之法,不能制其死命。所以你们还是要守住关隘,以逸待劳。静等他们出动就是了。
果然不出10日,匪徒开始设法突围。各隘口守兵只击不追,屡次将他们赶回大山里去。因为得不到粮食,他们内部开始慌乱。
这时李亚汉对李北海说,我们原本是在大山里设伏,但是今天官军不进山,我们无计可施了。与其束手就擒,不如主动率队投降。他分析说,李准本来是个文人,是岑春煊逼他来做这事。他用坚壁清野的方法围困我们,这种见识比那些行伍出身的人高多了,但是他可能不像那些行伍之人那样嗜血成性。我们投靠他,估计会被接纳。若李准不相容,我们再拼死一战,那时可生死不计。
李北海和众匪同意试试,于是请了山下一位姓梁的教书先生前来与傅赞开等接洽。李准闻知后禀报岑春煊,岑允准受降。李准问对方有多少人?答曰骨干七八十人,追随者上千人,不过现在有些已经四散而逃。李准令其开具匪徒名册,定期缴械纳降。
既是投诚,就要接受改编。李准从众匪中选出80人编入防营,作为先锋队,以李北海为队长,意思是将来再遇剿匪,要以他们打头阵,使其立功赎罪。其余人遣散回乡。[16]
至于李亚汉的安排,李准原先想让他在先锋队里当个哨长,但李亚汉表示,他不愿再跟随李北海,而希望带10个兵士进入李准的亲兵营,随侍李准左右。李准见他不过二十来岁,相貌英武,谈吐不凡,有读书人气质,便同意了,并将其改名为李耀汉。此人后来屡立战功,在李准手下被提拔为巡防营的管带。民国以后更是有大作为,一度竟然担任了广东省省长。他对李准终生感恩戴德,1935年前后,他仍居广东,发了些财,闻知李准在天津生活困顿,便在广州盖一别墅,来函邀请李准前往居住,安度晚年。但李准很快去世了,未能成行。这些是后话。
(民国时期的“李耀汉大屋”)(民国时期的“李耀汉大屋”)

李准平定两股巨匪,使岑春煊认识到了他的军事才能。立即任命他为全省营务处总办,将中、东、西、北四路巡防营全部调归他指挥,其地位类似于今日广东地方的武警总监。
目的当然还是让他继续剿匪。近年来,广东香山东西二海以及沙田一带土匪甚多,公然向百姓勒收“行水”(保护费),商民敢怒而不敢言。按地丁征收,明码标价,每亩每人一元至数元不等。凡抗交、迟交者,不容分说,劫而杀之。其气焰嚣张,地方官兵见之无不退避三舍,不敢与之较量。他们从未认真办过剿匪,因而使土匪愈加猖獗,毫无顾忌。
众匪中,林瓜四一伙被称之为“沙匪”,尤为凶悍。枪械精良,人数众多,每年收“行水”数十万、上百万银元之多。他们平时在港澳一带藏匿,每到早稻和晚稻播种之时,便驾船而来,按户收费,满载而归。其势力甚强,甚至敢向官军公开挑战,以往官军与之交战,多不能敌。


(因为李准打击海盗、保民护农,当时的香港人在茶果岭天后庙中供奉了李准像,此像至今犹在)(因为李准打击海盗、保民护农,当时的香港人在茶果岭天后庙中供奉了李准像,此像至今犹在)

这件事令岑春煊忧心忡忡,此时便与刚刚凯旋而归的李准商量,是否可以扑灭这股巨匪。李准表示愿意尽力,不辞辛苦,但请总督不要限期。岑同意了。同时,因为林瓜四的活动常在海上,实属海盗,所以岑又将外海的军舰的调遣权力也交给李准。这样李准开始介入广东水师事务。到此时,他开始感到岑春煊对自己信任有加。[17]
于是李准率队西行,在大澳一带与沙匪遭遇。因为过往官军征剿常常是虚晃一枪,做个样子,放几枪就撤退,所以众匪并没有把李准当一回事。谁知这次李准是动真格,迎头痛击,穷追不舍,不但当场击毙匪徒无数,而且还活捉了几个匪首。但其中没有林瓜四。一问才知,林瓜四早来过,收够了“行水”,已经回到澳门去嫖赌了。
这时已经入冬,沙匪不再出没,李准只能收队回省城,等待来年再找机会。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李征庸三年前去世,一直停灵于广州东门外他自建的义庄里,因为自己太忙,无暇护送灵柩回四川邻水老家安葬,一直于心不安。此时得些空闲,他便想抓紧时间回乡葬父。但岑春煊不准假,要他务必擒获林瓜四方可离开广东。但他在此情景之下,却有如坐针毡之感。他担心自己责任重大,所管辖事务众多,万一稍不留意,出一点差错,可能不只是被参撤职可以了结的。岑春煊之威不可测,令他伴君如伴虎。他觉得自己只有兢兢业业,诚心做事,或可避祸,此外别无他法。
李准和林瓜四的决战是在第二年(1904年)。农历六月初十,还是在大澳,沙匪又来收“行水”,李准率队亲往围捕,并请水师派兵两路合围。当场擒斩数十人,余者逃散。六月十九日,又在东围与沙匪大战。当时正是晚稻种植季节,沙匪如期前来滋扰,正落入李准预先布置,大败而逃。十月十一日,暗探侦知沙匪在三墩沙聚集,李准便督军进剿,歼擒匪徒一百多人,包含多名匪首,缴获枪械无数。这一年,由于李准的奋力追剿,沙匪在早晚两季稻播种期间,都没有得到“行水”。[18]岑春煊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上这样写道:

“计自六月至十月,营勇与匪接仗大小十余次,以大澳沙、东围、三墩沙三役战功尤为卓著。总计剿捕格毙获办著要各匪不下千余名,夺获艇只、枪械、旗帜、号衣无算,起出被掳民人百余名。”[19]

但是至此,匪首林瓜四仍然在逃。六月十九日那天,有一场海上决战。当时沙匪的船队潜入临近澳门的香山县所属海面,李准“调集水路各营,合击一日夜,愈战愈厉,贼遂不支,击毙及落水死者多至百余名,生擒三十余名,林瓜四受伤落水,乘机宵遁。”[20]
事后李准回忆,那天林瓜四带伤逃跑时,大小兵舰上的官军一行追赶至澳门对面的横琴岛。此岛属香山县(今属珠海)。但刚一登岛,便有葡萄牙兵士出来阻挡,说这里是葡萄牙属地,中国兵士不能越界捉人。我方人员说,澳门只是一小块租借地,你们何时侵入中国的横琴?对方说,葡国在此派警察已经数十年了,中国官方从不过问。我方人员说,这是你们侵犯中国的警察权,应当被驱逐的是你们。这样双方争执,相持达半日之久。而林瓜四就利用这个机会,从容逃到旁边的路环岛。而路环岛在当时确为葡萄牙人管辖,李准等人颇为无奈。

收队回营后,李准上书岑春煊,请他将此事报告外交部,由外交部向葡萄牙人交涉收回横琴岛的管辖权。
领土的事有别人去办,但抓林瓜四还是他的责任。他派了李耀汉、李炎山等潜入澳门,暗中查访林瓜四行踪,发现他住在路环岛一间杂货铺的二楼上养伤。李准知道,葡萄牙警察大多被盗匪收买,如果公事公办,请澳门葡方政府协助出票缉拿,那么林瓜四一定会提前知晓,溜之大吉。所以他们只能悄悄地抓捕。他命令李耀汉、李炎山等人假扮葡兵,深夜进入路环。事前找到线人,陪林抽大烟,待林熟睡,线人将其窗户虚掩,然后前来报告。李耀汉等爬树上楼自窗而入,将林匪捕获。押解到兵舰旁,天已黎明。此时突然赶来一队葡国士兵,他们不准将林瓜四带走,指称李耀汉等是越境抓人。李耀汉等则以“彼方私侵我国属地”(指葡国警察进入横琴)反驳。双方激辩之后,葡方同意先将林瓜四押往澳门监禁,再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谈审判方式。后来经过反复谈判,林瓜四于次年二月被引渡回广东。
自林瓜四就擒以后,其党羽林瓜五等迅速被围剿,最终全部覆灭,无一漏网。经此一击,香山一带多年不再有匪徒勒索“行水”之事。
李准剿匪大获全胜,令岑春煊十分欣喜,他再次和巡抚张人骏一起,上奏朝廷,引见李准。奏折题为《奏为广东补用道李准为监司中不可多得之员请咨赴部引见事》,仅从题目就可以知道他们此时对李准的评价之高。奏折中有这样的话:
“近年粤省论治军之才长于缉捕者,必于该员首屈一指。”[21]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清朝的引见制度。在中国古代,一般的中下级官员面见皇帝,需要有王公大臣的介绍和引领。这种引见制度,是朝廷考核选拔官员的重要手段。经过引见,一个官吏可能被升迁调用,也可能被降革处罚。至于李准是因取得显著政绩而被引见,自然是有了升职的机会。
李准能意识到这一点,他向岑春煊请求开缺(辞职),准备回乡葬父,岑不准他开缺,同意给他三个月的假。
于是他带着父亲的灵柩上路了。刚刚出发,忽闻林瓜四被成功引渡,即将押解回省。岑春煊令他回来监斩,要凌迟处死,并挖出他的心肝,以祭奠历年剿办沙匪阵亡的官兵。如此酷刑惨不忍睹,而岑春煊却派人取回他的心血和酒而饮。李准对此极为感叹,以为此人心肠狠毒,太恐怖了。

( 岑春煊、张人骏引见李准奏折中的一页)( 岑春煊、张人骏引见李准奏折中的一页)

(三)
护灵离开广州时,李准心情格外轻松,因为他准备一去不归,从此脱离虎口,不再重入漩涡。两年来岑春煊的淫威和气焰,让他受不了。
灵柩回四川需走水路,他从广州上船先到上海,然后沿长江经南京、武昌到重庆。一路上他去拜见两位师长辈的人物。一位是两江总督周馥,另一位则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他们都是李准父亲李征庸的旧友,曾对他多有关照。因为关系亲近,见面时他便直言自己近年的苦况,表示希望摆脱岑春煊魔掌,离开广东另行任职。
张之洞过去虽曾多次提携保荐李准,但这一次却说:“你有成绩在,西林(岑为广西西林人,故有此称谓)纵极强横不讲理,亦当有几分公道也。勿过虑,好自为之。”而周馥则表态说,正好朝廷改制,取消江苏巡抚,改设江北提督,命北洋系推荐人选。他觉得此职适合李准,可以电商袁世凯向朝廷保荐[22]。其实李准此时还不认识袁世凯,但周馥和袁世凯都是李鸿章的最为赏识的官员,而且两人是儿女亲家,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有希望了。
李准回到家乡四川邻水的第二天,还未及安排父亲灵柩下葬,忽然接到军机处急电。奉谕旨:“李准着近日来京,预备召见。”他只好把父亲安葬事托付给乡亲,自己重又慌忙上路。路过南京,周馥告诉他,袁世凯已经向朝廷保荐他出任江北提督,他听了欣喜若狂。
李准在他的自编年谱中,详细记录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1905年农历四月十五日、十六日和二十一日三次召见他的过程,召见地点在颐和园。

( 慈禧太后召见李准的颐和园仁寿殿)( 慈禧太后召见李准的颐和园仁寿殿)

第一次是考查。太后从“你从哪里来”,“在北京住在哪里”,“你今年多大岁数”,“你父亲是谁”问起,扯了一些闲话,也问岑春煊的近况。接着她问李准关于正在发生的日俄战争的看法,关于我国军队练兵的情况以及李准在广东是怎样训练兵士的。当然此次召见的正题,是如何任用李准。太后谈到袁世凯和岑春煊都保荐他。
太后说:“我本来要叫你到江北去。岑春煊又有电奏来,说你还有经手未完事件,还是要你回去。”
李准知道他担心的事情来了。他赶快解释说:“臣并无经手未完事件。”
太后说:“他说你的队伍别人统不了,非你回去不可。”
李准连忙找理由,说:“臣在广东带兵在外多年,感受潮湿,两足已不良于行,能在北方,足疾方易痊愈。”
太后说:“你一个年青青的人,还怕什么病?有个好大夫医治也就好了。”
李准说:“内治外治,中医西医都治过了,总不见好。”
说到这里,太后表示体谅,问他是否跪着不舒服,让他坐下歇歇。但是李准是否回广东的话题,也便终止了。
召见结束,李准从仁寿殿出来,因为紧张出了一身大汗。见到一些朋友,讲到召见的情况,有人告诉他,一个道员被召见45分钟很少见,可以提前向他道喜了。但李准仍然忧虑,这次恐怕还是要回广东。
果然,上谕当天中午下达,李准“以总兵用,署理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得知,沮丧之极,他“闻命之下,惶怵万分,以为又入虎口,岂望生还”?

(慈禧太后)(慈禧太后)

无论如何要谢恩。第二次召见,他叩谢天恩之后,太后对他讲了为何要他去广州的道理。
太后说:“本来袁世凯、周馥保你到江北,因岑春煊电奏一定要你回广东,你就去好好地帮帮岑春煊,就当是帮我一样。岑春煊忠心报国,我跟他分属君臣,情同母子。庚子那一年,不是岑春煊,咱们母子哪里还有今天(言时面向皇上,皇上为之颔首)?[23]就当我多养了他这么一个儿子罢了。你到广东去给他说,叫他不要那么性急,什么事要从从容容的办,不是一天能办完的。他若是把身子急坏了,那就不得了了。有什么事你帮着他办,他也可以少着点急。

于是李准只能表示,回到广东后,一定尽心竭力帮岑春煊办事。别的不敢再说。太后要他到天津向袁世凯致谢,他遵命前往。
离京前,他按例要向太后请训,又赶往颐和园,这是第三次召见。太后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要李准告诉岑春煊,“我跟皇上都很好,只要他不闹病我就乐了。”太后说:“你把我这一番话跟前两回所说的都对他说了,说我时刻都惦记着他呢。”然后就要李准早些出京。[24]
五月初二,李准回到广州,岑春煊率一众文武官员来迎。李准告岑,太后有话。于是岑向北跪下,恭请圣安,李准把太后几次谈及岑的话背诵一遍,算是传旨。
入座后,岑春煊立刻就变了脸。问李准,“你怎么运动袁世凯保你到江北去?”
李准知道惹祸了。连忙解释说,自己不认识袁世凯,这次是太后提起,才知道他保举,还是遵照太后嘱咐他才去天津看望袁,实在不曾“运动”。
此时岑春煊厉言正色,说:“一个人要走一条路,不能走两条路。他会保你做提督,我不会保你做提督吗?以后要拿定主意才好。”
李准心里明白,他掉进官僚派系的陷阱里了。在晚清官场上,袁世凯和岑春煊分属不同派系,是政坛死敌。于是连忙说:“不敢另有二心”。
岑春煊又问:“你见了周玉山(周馥)吗?”
李准回答:“见了,我家与周家是世交。”
岑春煊说:“怪不得是他替你去运动的。”
李准回说:“不敢说运动,不过玉帅(指周馥)问起,我以年来在广东过于辛苦,感受潮湿,两足酸胀,夜不成寐,能换换水土,或者可望痊愈。”
岑春煊说:“你这话不是明明不愿意回广东吗?一个人以身许国,生死尚且不顾,一点潮湿病就这样小题大做?”
李准慌忙说:“不敢,当时只是随便说说罢了”[25]。
这次对话,使李准受到不小的惊吓。他辞出时,发现自己出了一身淋淋大汗,竟比慈禧太后第一次召对时出汗还多。他隐约感觉,自己办砸了一件大事。原本岑春煊大概是准备把他培植成自己的亲信,但现在,他很可能由于袁世凯的关系成了异己。
(军机处抄录李准以总兵记名简放署理水师提督之上谕)(军机处抄录李准以总兵记名简放署理水师提督之上谕)

的确出乎李准的预料,岑春煊这次是真向朝廷鼎力保举了他,他和张人骏的联名奏折中有这样的话:

“该员任事果敢,而才力足以相副,治军尤贵纪律,平日以恩信相孚,故人乐为之用,求之近今统将,实为不可多得之才,而熟悉广东水师情形,相需尤切。……若以李准署理提篆,必于防务捕务大有裨益。惟事属创举,臣等未敢专擅,谨将水师提督一缺关系重要及该员李准历年统兵办匪卓有成效各情形,据实奏明请旨。”[26]

为什么会说“惟事属创举,臣等未敢专擅”?因为李准原来只是正四品的候补道员,要保奏他提升为从一品的水师提督,连跃数级,乃是破格之举。当时的新闻报道评论此事,说李准“以道员而任广东水师提督诚为仕途中罕见”[27]。所以说岑春煊和张人骏在短短40天内,接连两道奏折,又是引见又是保奏,硬是要重用他,可见此时岑对李准十分器重,极为看好。而李准竟然私下“运动”企图调离,而所托之人竟然是他的冤家对头袁世凯!所以,如果说此事令岑春煊愤怒,并不奇怪。
当然,与总督有了这样的嫌隙,李准知道,今后他更要当心了。虽然他现在的身份,已是从一品大员,论官阶和已总督不相上下,但提督原本就受总督管辖,何况他与岑之间关系又如此敏感。所以他必须慎之又慎,处处小心设防。此后,他刻意放低身段,保持谦卑,每每拜会总督,仍持司、道一级官员之礼节,到宅门入帖(递名片)时,只写姓名不具头衔,致总督的公文则用“咨呈”名义,以示下级对上级的恭敬。
这样他与岑春煊之间相安无事。
1906年,清廷裁撤广东陆路提督,将水师提督和陆路提督合并一职。李准出任署理水路提督,他的权力更大了,陆上不仅巡防营,而且连新军都归他统辖。他成了广东唯一的最高军事长官。这其实是岑春煊又一次向他释放善意。两职合并的建议原本是岑春煊向朝廷提出的,而水陆提督的人选,也是他向朝廷保荐的。奏折说:

“现署水师提督本任、南澳镇总兵李准讲求戎政,节制有方,于广东全省情形尤为熟悉,拟请即以署理广东水陆提督。如蒙圣恩,特予简授,实于粤省地方有裨。其正任陆路提督李福兴应请作裁缺提督,恭候朝廷录用。”[28]

裁撤他人现职,只为将两职委之于李准一人,这应该也算非常之举。表明岑春煊还是把李准作为“自己人”在使用,他好像仍认为李准是在走自己这“一条路”。然而当他和李准议及此事时,李准却似不情不愿。这大概是李准心里没底,不知是凶是吉,不敢承接。当时香港一家报纸曾以《李准何故告辞》为题,谈到“李竟在大吏前再三推托,大有藉故告假辞办水陆两提之意”[29]。最后只是因为岑春煊再三坚持,李准才勉强赴任。
就这样,岑春煊把李准推上了权力高峰。然而他本人命运却出现意外转折。大概就在一两个月后,岑春煊忽然接旨,调任云贵总督,而两广总督由周馥接任。从两广这样的富庶地区调往贫瘠的云贵,无论朝廷怎样解释此行的重要,岑春煊都会感觉被贬,但这对李准来说却是喜讯,因为周馥作为父执辈,不仅格外信任他,甚至可以说对他宠爱有加。辞旧迎新之际,李准对周馥到来按例讲几句表示欢迎的话,却发现惹出了岑春煊的不满。他觉得岑“气小量狭,口气多愤语,而意见愈深”。他意识到需要补救自己与岑的关系,所以在此后几个月里,他对没有立即赴任而暂住上海离职养病的岑仍然恭谨如常:“问候之,使无月不至。赠送马匹、食物、水果、火腿、蛇胆酒之属,一月至少一二次,自以为可告无罪矣。”[30]
李准原以为这样可以保自己平安,哪知紧接着朝廷发生了“丁未政潮”,使他被不明不白地卷进政治漩涡。

(四)
“丁未政潮”是指1907年(按干支纪年为丁未年)清朝统治集团内北洋派与清流派之间的党争,曾经引起晚清政局的一次大重组。北洋派以袁世凯为首,其后台是庆亲王奕劻,而清流派的领袖是瞿鸿禨,岑春煊则是瞿的主要支持者。其实,这场恶斗早在1906年9月就开始了,起因还是在岑春煊身上。前面提到,1903年岑到广东,甫一上任就查处了巨贪的广东海关库书周荣曜。周一向对庆亲王行贿,岑的举措断了庆亲王的财路,使他对岑一直怀恨在心,便想要设法排挤他,把他弄到偏远地带去。于是这一次,是庆亲王伙同袁世凯向慈禧太后进言说,云南有一些边界问题,非岑春煊去不能解决,于是朝廷调岑为云贵总督。然后袁世凯又设法使自己的亲家周馥补了两广总督的肥缺。所以,前面说李准听到岑“口气多愤语”,其实是岑已经知道自己被人暗算。

(瞿鸿禨)(瞿鸿禨)

但岑春煊未去昆明赴任,他在上海等待时机,准备反击。几个月后,朝廷又下旨调他任四川总督,他仍不予理会。他和瞿鸿禨约定,定要直接到北京向慈禧太后当面参劾庆亲王。1907年农历五月,慈禧太后四次召见岑,使他得以在廷前痛陈时局之弊端,官场之腐败,并举出周荣曜的例子指名道姓参劾了庆亲王奕劻。慈禧信任岑春煊,感念他对朝廷的忠诚,但她仍袒护庆亲王,对其网开一面,只是说“奕劻太老实了,是上人的当”[31]。最后她决定,留岑春煊在北京,担任邮传部尚书。然而这样一来,庆亲王和袁世凯急了,他们认为岑留在慈禧太后身边对自己威胁太大,于是又设计陷害岑。他们让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松寿接踵电奏朝廷,说广东饶平、黄冈、钦廉等地匪患难平,非岑春煊前往督剿不可。于是在邮传部上任仅仅25天的岑春煊又被调往广东,第二次被任命为两广总督。
朝廷用人如此朝令夕改,颠三倒四,岑春煊当然知道是北洋派在搞鬼。他要反击北洋派,得拿人祭刀。然而谁也不曾想,他抛出的竟是李准。这大概是因为李准和周馥、袁世凯这些北洋派关系密切吧。
六月初七日,岑春煊上奏朝廷说:

现署广东水陆提督,本任南澳镇总兵李准,勇于任事,人颇有才,驾驭得直,原可添以为用。自周馥到粤,派令总统全省各军,惟其言是听,文武进退,悉以咨之。李准气质未纯,复鲜学问,因周馥假以事权,由是恃宠而骄,积骄生玩,且以喜怒为进退,驯至用人失当,捕务渐就废弛,盗贼总为生心。此次钦廉惠潮之事,李准亦未尝不尸其咎。臣既有所闻,不敢以保荐在先为之掩覆。
拟请朝廷特加裁抑,将李准开去广东水陆提督署缺,调署北海镇总兵[32]。

他要求朝廷给予李准降职处理,从提督将为总兵。理由是李准作为提督,因为“恃宠而骄”荒废了捕务,以至于对“钦廉惠潮之事”办理不利,难辞其咎。但这实属欲加之罪。事实上,李准在不久前平定钦廉骚乱中,仍然一如既往,迅速解决问题,不是有过而是有功。至于奏折说到李准原本有才,“驾驭得直”可以为我所用,岑意在为自己曾经保荐李准升任提督做开脱,同时又攻击了北洋派周馥用人失控和失察。这一参奏起了作用,朝廷立即下旨将李准降为北海镇总兵。
李准当然看不到这个奏折,自己莫名奇妙被撤去提督,十分不解。吏部侍郎于晦若是他的朋友,于是他电询于晦若,获知原委。
于晦若告诉他被参的理由,和岑春煊的奏折的说法相类似,不过参劾的时间略早。五月份太后召见岑春煊时,岑已经向太后面奏,说李准“威权太重,骄蹇难制”。太后问,“你不是说他很得力吗,还保荐他。”岑回说:“本来很好,都给周馥纵坏了。必稍加裁抑,乃可玉成大气。”[33]
李准内心极度委屈,觉得自己多年来苦心孤诣,尽心竭力,为国为民,却落得这种结果,令他灰心之极。他想尽快和新任水路提督秦炳直交接,然后速速离去。
然而秦炳直需要从江西调来,办理交接恐会拖延很久。岑春煊在两天后的六月初九日为此又专门致电朝廷,请吏部催促秦尽快到任[34]。岑本人其实并未到广东履职,但他念念不忘要撤下李准,可见内心成见之深。
接着,又发生岑春煊向李准逼交罚款之事。原因是前面提到的李准部下李世桂,他和杨洪标两人曾被岑春煊怀疑截留缉匪经费中饱私囊,罚款50万两。两人因交不出巨款而逃匿到越南。现在岑听说他们在自己离去后,又潜回广东,于是便来电要求李准交出二人,否则便要代李、杨缴纳10万两罚款。其实两人即便是回来过,也并未回李准手下当差,而是去香港做生意了。李准无法抓人,只能认罚,但他心中不平,觉得这位总督“直蛮不讲理,谓之‘蛮帅’,谁曰不宜?”[35]
被贬后,李准甘愿“弃官入山”,退居北海,不再理会剿匪、平乱、缉捕一类事务,乐得逍遥。然而不久钦廉之乱又再次爆发,钦州和廉州两地接连发电告急,要求省里派兵弹压,广东藩台胡夔甫请李准派兵,再三恳求,而李准因心有怨气,置之不理。无论如何,现在的总督又变成了岑春煊,李准不想再给他效命了。
而李准的部下,特别是那些曾经被调往钦廉两地的军队将领,听闻李准获咎被贬,都觉不寒而栗,人人自危,一时多人请假,有些人索性住到医院养病去了。
然而,或许是天公有意,这个局面很快有了转机。七月初四日,传来上谕:岑春煊开缺养病,张人骏补授两广总督。

(庆亲王奕劻)(庆亲王奕劻)

任职两广总督刚刚一个月,岑春煊人未到任就被免职,是因为北洋派使出了杀手锏,把清流派彻底击垮。在晚清政坛,清流派的软肋是戊戌年间支持过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改革,因为慈禧太后憎恨康、梁,绝不容忍朝廷大员与之有染。于是庆亲王找出当年瞿鸿禨保荐康有为的奏折,使瞿被罢官,回老家了。袁世凯则派人伪造了岑春煊和康、梁合影的照片送呈慈禧,使太后大怒而免其职。
从此岑春煊以养病之名在上海赋闲,历时四年之久。
而李准闻知张人骏到来,态度立刻转变。马上受命带兵出征,平定钦廉之乱。出发前,各将领纷纷来见。
李准问:“尔等不俱病入医院乎?”
众将回答:“主帅被贬,我等不知死所,不得不病了。今闻主帅出,均同时病愈而听指挥也。”[36]
这两次“暴乱”,实际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领导的“钦廉起义”。李准抵达钦州时,知起义军活动于广东、广西两省交界处,于是电邀广西提督丁名槐率军前来会师,东西夹击,很快将七八千人的起义军击溃打散。
接着,广东西江又发生了英国军舰以缉捕之名在我内河开枪扰民的事件。奉总督张人骏之命,李准与英国人交涉,成功收回西江捕权,并亲自办理西江捕务。
李准办事得力,张人骏为之欣喜,勉励有加。他想帮助李准官复原职,正好此时朝廷军机处对岑春煊将广东水陆两提督两职合二为一有所顾虑,认为水陆情形不同,各有复杂之处,恐秦炳直一人不能兼顾。于是他电奏朝廷,建议重新将广东水陆提督分置两职,由李准担任水师提督,秦炳直担任陆路提督。朝廷批准了,于是,李准贬职后仅仅半年,就在当年十二月复任提督。
远在上海的岑春煊自然知道此事,但是他已被罢官在野,即便对李准有再多的嫉恨,也无计可施了。

(五)
岑春煊的阴影散去,李准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他与张人骏以及下一位继任总督袁树勋的合作都很顺利。因为这两人都对他都比较赏识和倚重,他也便不再有挂冠而去的想法。
(张鸣岐)(张鸣岐)

然而到了1911年,两广总督换成了岑春煊的心腹张鸣岐。对李准来说,恶梦似乎又回来了。张鸣岐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削减李准的兵权。李准在自编年谱里回忆说:这是因为张在上海受岑春煊严嘱:到粤必先从李准下手。因为提督权重总督必然无权。李准想不通,岑春煊总要压制他,而他本人竟然不知因何事开罪。几年来岑在上海,他也从未忘记问候,信函无月不至,赠品每年必有数次,却不能讨得岑春煊欢心,究竟何故?[37]
张鸣岐任总督后,李准一手建立的巡防营、侦缉队的兵权被收回,甚至连任命水师管带(舰长)一级军官的权力,也被张夺走。但李准听之任之,从无计较。他其实早就萌生几分退隐之意,乐得清闲自在,日常以演练书法自娱。但是他没想到,即使如此,岑春煊还是不肯放过他。
四月初一日,正是革命党人发动“三二九”起义之后两天,广州街上尚未完全平静之时,张鸣岐突然接到岑春煊电报,嘱咐他“可乘此扰乱之机以杀李某,以为斩草除根之计”[38]。
然而这时,张鸣岐并不在总督府。因为前天晚上起义军攻入并烧毁总督府,被吓得尿了裤子的张鸣岐是在李准派出官兵接应下才得以逃到水师行台,李准将夫人的住房腾出,让他暂住[39]。所以这封电报是由总督府密电委员田文甫接收,通过幕僚刘樵山转送给张鸣岐的。张看了电报,他想到自己寄人篱下的现状,感叹地说:“我之生命亦在人之掌握中,人不杀我已属万幸,安能杀人?”于是将电报销毁。[40]这件事,是田文甫和刘樵山两人在十几年后亲口对李准说的。
既然岑春煊对李准已动杀心,那么至少说明他对李准的嫉恨无法化解。两人算是恩断义绝。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又有了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变化。
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引发民众暴动,清廷慌忙指示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赵尔丰令兵士对请愿的民众开枪,结果酿成了“成都血案”,引起了极大民愤,于是朝廷不得已将赵尔丰撤职。此时,朝廷迫切需要一个既有铁腕又善于斡旋且与立宪派有渊源关系的政治强人接任四川总督,他们便想到了几年来一直在上海赋闲的岑春煊。但此时已发生武昌起义,眼看清朝政权摇摇欲坠,岑春煊谅知自己无回天之力,坚辞不受此职。然而朝廷再三敦请,他推辞不过,于是提出了一些很难满足的条件,如增配多少军队,多少枪械,多少白银等。
他同时也感到需要熟悉情况的将才,居然想保奏四川人李准为四川陆路提督。
当时的报纸有这样的报道:

“李水提自回驻虎门后,病体尚未大痊,惟前日忽接岑春煊由沪来电,谓奉命督力辞不获,必须有熟悉情形之员会同前往,方易与川民接洽,因力请李提回藉襄办各事。李提昨日返省面商,张督坚意挽留,不令去粤”。[41]

意思是说,李准同意跟随岑春煊调职回川,但张鸣岐不准,于是李准不能成行。这不免有些荒谬。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李准都不会重入岑春煊的“虎口”。由于以往的积怨,他定然不肯自愿前往,何况,其他大量史料证明,李准从九月初四日已经决意投诚革命党,准备将广东省和平交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此文章发表于1911年10月29日,这一天已是农历九月初八。所说的“昨日”有此一议怎可相信?
当然这对岑春暄来说,也顶多只是“一议”而已。因为他迫于形势,最终未去四川就职,所以此议终止,他与李准的缘分也永远结束了。
从这以后,两人此生再未会面。李准曾回忆,1912年夏天他携家眷小住青岛之时,发现岑同在青岛,便前往拜访。此时已是民国时代,时过境迁,两人身份已变,全无利害相关,李准似乎期待可以尽释前嫌,但岑“羞不与见”,大概是内心有愧吧。
另有一事发生在1916年。那时袁世凯任命了陈光远、张怀芝、蔡锷、李准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军人为高等军事顾问,并成立混成模范团,自任团长,让这些顾问们都担任副官。这是因为他预谋称帝,想以此法监视老军头们的举动,实际是把大家软禁起来。这些人住在北京,须每日报到,不得外出。所以当时蔡锷欲回云南兴兵讨袁,定要借助“小凤仙”掩护。李准也想逃,苦无计策。等到袁世凯称帝后,各地纷纷声讨,袁非常狼狈。见到广东的军阀龙济光也应梁启超的要求,宣布广东独立,他想到李准和龙济光曾在广东共事,便商情李准去广东做调解,希望其取消独立。李准本来就在等待机会逃离,于是满口答应。然而李准刚到香港,袁世凯就去世了,广东独立自然取消。李准嘱龙济光发电,主张拥护黎元洪为大总统,重建共和,事情便解决。然而此事却引起了岑春煊的敏感。岑当时也加入讨袁,正住在李准的老部下李耀汉的衙门里(李当时在肇庆做镇守使),他在吃饭时听说李准奉袁世凯之命到达香港,吓得把筷子掉在地上。而李耀汉也不知李准此来何意,便秘密派他叔叔李秋华到香港请示李准:是否要杀岑春煊?李准回答,请告诉你侄子不要轻举妄动。他解释说:“余之来港,盖借此脱离北京,非有他意也。”他甚至期望岑春煊回上海时路过香港,可以与之会晤。谁知岑径自从广州离去了。李准感叹道:“做贼人心虚,此西林(岑春煊)之谓也”[42]

(袁世凯)(袁世凯)

然而话说回来,无论如何,岑春煊在清廷覆灭前最后一刻,在自己亟需用人之时又提议让李准到四川助一臂之力,此事倒是有其他报刊文章佐证[43],应并非传言。李准自己大概也一直都没弄明白,为什么岑对他一时要杀,一时要用,杀则赶尽杀绝,斩草除根,用则保奏推荐,不遗余力?
其实这正是那个时代政治家的驭人之法:恩威并施,使之为我是从。岑春煊嘱咐张鸣岐从限制李准的兵权开始,最后到了要杀人的程度,只是唯恐李准势力做大而张鸣岐驾驭不了,这实际是对张鸣岐不放心不信任;而他自己仍然可以保荐李准任四川提督,是因为他自信对李准“驾驭得直”,就像当年在广东时一样,对其要纵敢纵,要擒能擒,使其甘心情愿、老老实实为自己效命。这些,与其说是清流派报复洋务派的结果,不如说是岑春煊结党营私的权术和强悍霸气的个人性格所决定的。
然而李准在岑春煊这种又打压又提拔、又排挤又拉拢的谋略下,却渐渐变成了一个职业军事将领。岑春煊初来时,李准年方33岁,只是一个半文半武的中层官员。所谓“半武”,不过是派人在几条内河里护航,抓过一些打劫商船的盗贼而已。是岑春煊不由分说逼他走上了军事道路,让他带兵去剿悍匪,打硬仗,斗顽敌,迫使他去与敌方斗智斗勇,这无疑锻炼了他的胆识,也增长了他的军事经验和智慧。这样,李准一路走来,由四江护航而陆地巡防、平定匪患,再到应对各种民变,进而统领广东水师,巡视东沙、西沙诸岛,维护中国海疆和海权,业绩日益扩大,仕途也走向成功。他不仅为保境安民做出贡献,而且也成为广东地区最有才能的军事指挥官。所以差不多可以说,李准超卓的将才,是被岑春煊的淫威硬逼出来的,如果说岑像一个严师,那么他用以调教高徒的不是戒尺,而是杀威棒,甚至是屠刀。能够幸免被屠宰,真是李准之福。
当然不消说,李准有良好的潜质,极强的办事能力,还有不错的运气。但这同时也与他个人性格有关。他头脑清醒,审时度势,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将官位和权力看作身外之物,拿得起放得下,于是在官场可进可退,进则建功立业,退则独善其身。在待人接物上,他心态平和,善于隐忍,韬光养晦。他对岑春煊永远小心周到,执礼甚恭。这些品格,使他往往能化危机于无形,变逆境为顺境。所以岑春煊的屡次打压、整治和排挤并没有给李准带来太多的伤害,而他对李准的举荐和提拔倒成了确定李准一生高度的坐标。在这个意义上,李准真要感谢岑春煊。
也许,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理智地承认岑春煊是李准的恩公。但在现实中,在情感上,他们分明是冤家。


2020年2月
(原载《今古传奇》2020年7月号副刊)
本文注释:

[1]苏同炳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78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屠财”是指张之洞办洋务要花钱,“屠人”是指袁世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要杀人。
[2]岑春煊:《乐斋漫笔》,引自《近代笔记史料丛刊》中华书局2007 年第11页
[3]章士钊《孤桐杂记》,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76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旧时绅民为颂扬地方官的德政而赠送的伞,意思是这个父母官,像伞一样遮蔽着一方的老百姓。
[5]见李准:《任庵六十自述》,《李准年谱》第1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6]参见《电责协戎》,《申报》,1903年8月5日第 2 版。
[7]参见《李准年谱》第5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8]当年李准任职广东厘金局总办时,曾经对两广总督李鸿章表示,如果一年征收不到400万两厘金,他将“任赔偿参办之责”。参见《李准年谱》第3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9]当时厘金中的大部分是“行厘”,是对商船转运中的货物抽取的税金。
[10]参见《李准年谱》第50-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11]参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41页,中华书局1985 年版。
[12]参见《清末民初官场琐记----李景武回忆录》第40页,台湾善同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
[13]同注9。
[14]参见《李准年谱》第5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15]同上注。
[16]参见李准《李北海之役》(上)(下),《申报》1926年04月02日 第17版和1926年04月03日 第11版。
[17]参见《李准年谱》第54-5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并见《任庵六十自述》,同此书第155页。
[18]参见《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遵旨整顿捕务办理搜剿情形折》,《辛亥革命前十年民变档案史料》第443-444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9]《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剿办广州府属沙所堂众详细情形折》同上书,第450页。
[20]同上书,第451页。
[21]朱批奏折:《奏为广东补用道李准为监司中不可多得之员请咨赴部引见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4-01-12-0642-169。
[22]参见《李准年谱》第6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23]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逃西安。当时的陕西布政使岑春煊率军至北京 “勤王”,并一路为太后和皇帝保驾。
[24]慈禧太后和李准的三番对话,均引自《李准年谱》第61-6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25]李准与岑春煊的对话,引自《李准年谱》第68-6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26]岑春煊、张人骏:《奏为前先补用道李准智勇兼裕请旨以广东水师提督简用事》(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片,档号 03-5966-037。
[27]《申报》1905年6月3日第9版,第11539期。
[28]《署两广总督岑跪奏为请将广东省水陆提督并归一员,并将虎门屯防同知改为抚民直隶同知以一事权而资治理折》,《申报》1906年7 月30 日,第 20 版。
[29]《李准何故告辞》,《香港华字日报》,1906年7月15日。
[30]《李准年谱》第7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31]岑春煊:《乐斋漫笔》,引自《近代笔记史料丛刊》,中华书局2007 年第29页
[32]岑春煊《奏为特参署广东水陆提督李准捕务渐就废驰请开去署缺调署北海镇总兵事》(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 03-5978-013。
[33]《李准年谱》第7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34]电报档《为请饬江西巡抚速委臬篆俾秦炳直李准分别赴任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2-04-12-033-0644。
[35]同注26。
[36]《李准年谱》第7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37]《李准年谱》第9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38]同上书,第101页。
[39]李景武:《黄克强进攻总督府时的张鸣岐》,《清末民初官场琐记》第85页。
[40]同注30。
[41]《不放李提赴川》,《申报》,1911年10 月 29 日,第 11 版
[42]《李准年谱》第125-1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43]岑春煊邀请李准入川事,另见《申报》1911年11月2日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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