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量”的前世今生

2020-06-20 09:42阅读:
缪可馨事件的焦点之一,是袁老师给其作文的评语,即“传递正能量”。 如果这个袁老师没有打骂、羞辱学生的行为,没有向家长索要过“好处”;袁老师班里也没有发生过学生跳楼事件,我们又怎样来看待缪可馨的作文和“传递正能量”这个评语?换句话说,一个不是像袁老师那样有许多劣迹的、不配当老师的人,一个基本合格的普通老师,也这样以“正能量”为标准衡量、评价缪可馨的作文,人们又会怎么看“正能量”?这样的“正能量”立场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此,想从几个方面,掰开揉碎地说说“正能量”:(一)“正能量”一词的来源;(二)“正能量”的实际使用;(三)有关“正能量”的分歧背后。重点是第二、三方面。
关于“正能量”一词的来源,网上可以搜到多种说法,其中正面的、肯定性说法
是:“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很多博主在微博上发表’点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和’点燃正能量,运气挡不住’的博文,之后这两句迅速被网友跟进和模仿,这两句话也成了网络最热门的句子。后来网友把点燃正能量的励志口号与伦敦火炬传递结合起来,伦敦奥运火炬成了正能量的代言物,正能量一词也借此在中国走红。”
现在着重说说“正能量”一词的实际使用情况。目前,“正能量”一词已经成为划分两种人群的界限。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谈中,在正规媒体和自媒体的语言运用中,大多数人是把“正能量”当做一个“好词”来用的;凡是被认为是好的事物,如观点、行为等,都用“正能量”来称呼之。这本来没有多大问题。用这个标准来看,缪可馨指出“妖怪”善于伪装,提醒人们要善于识别,不要上当,这不是也是“正能量”吗?袁老师为什么还要提醒她“传递正能量”呢?袁老师事后承认,她确实是认为缪可馨的作文不符合“正能量“的要求,才这样提醒她的。这其实是否定了缪可馨的作文。
这就奇怪了,指出“妖怪”的骗人伎俩,都不对了?而事实上正是如此,哪怕你站在正义、正确的立场,指出客观存在的谬误,指出、批驳有害的言论和行为,你就不是“正能量”;你的言论中不能涉及、包含一点负面的内容,即使你的态度、立场是否定该负面内容的,也不行;按照这样的逻辑,负面事物本身不是负面的,指出、批判负面因素的正面行为才是负面的。这就是缪可馨的遭遇——她的作文之所以被袁老师认为不是“正能量”,正是是因为她的批判态度——指出了“妖怪”善于伪装,善于欺骗。
鲁迅早就指出过这种说辞的荒
唐:不责怪那有害的事物,却去责怪那个指出并批评有害事物的人。“正能量”人士还找到了一个非常堂皇的理由:你指出社会弊病,就是抹黑,抹黑国家,抹黑领导。这个逻辑,有一个潜在的、言说者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前提:既然指出弊病不利于“国家”和“领导”形象,若要保护“国家”和“领导”的形象,就要把那个“黑”连同保护下来。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正能量”大为流行时,有一部分人对“正能量”一词是敬而远之的。这部分人姑且称之“批评人士”或“批判人士”——他们只在一种情况下使用这个词,即用“正能量”这个词来称呼他们所厌恶的某种行为,通过这种方法来恶搞“正能量”一词,以此表示自己与“正能量”保持距离。他们非常明确地、自觉地放弃或者说拒绝了在正面意义上使用“正能量”一词。
面对“正能量”一词的对立,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具体的社会弊病,往往通过一些特定的事件表现出来,有直接的、特定的受害者。批评人士首先关注的是这些受害者的命运,进而关注事件背后更深刻的因素,因为寻找根源才可能根治社会弊端。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人,他们把“人”作为最高价值。他们认为“人”是国家的主体,爱一个个具体的人,才是爱国;是否爱国,衡量的标准是是否爱人——在他们的“国家话语”中,“人”与“国”是统一的。
“正能量”人士是否定批判话语的,他们只承认“歌颂话语”是“正能量”。你一批判,一揭黑,他们首先想到“国家形象”,他们眼里没有“人”,面对悲剧性事件,他们不会想到具体的受害者,受害者的命运不重要,“国家形象”才重要。他们的“国家话语”中,没有“人”的位置,他们的“国家”是没有“人”的国家,或者说是“人”与“国家”是对立关系,要“爱国”,就要抛弃“人”。
这是批评人士与“正能量”人士最深刻、最本质的对立。
缪可馨事件,恰好体现了这种对立。缪可馨指出“妖怪”的欺骗性,是为“人”考虑的,因为人才怕欺骗。但是袁老师不怕“人”被欺骗,她害怕的是人会识别假象。她是教师,教师代表正确,是“正能量”,她要在学生面前把“正能量”做下去;而缪可馨居然提醒大家不要受骗上当!可见缪可馨不是“正能量”——这就是袁老师给缪可馨作文的评语背后的逻辑。
缪可馨的这篇读后感里面,还有一句话,比指出“白骨精”的欺骗性更犯忌。缪可馨把唐僧比做“统治者”,但唐僧缺乏“统治者的狡猾”——哪怕换一个老师,也是害怕自己的学生写出这样的文字来的。如果一个敏感性很高的校长或教育局领导看到了,这个老师饭碗是否保得住都不一定了。如果这话从一个大学老师口中说出来,就有被举报的可能了。
“正能量”话语与批判话语的对立,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改革开放之后两场论争的继承。一次是1979年的“歌德与缺德”的社会争论。
文革”后,出现了不少反思极左政治给个人和国家造成巨大伤害的文艺作品,如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这年第六期《河北文艺》发表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就是针对上述作品的。文章认为中国“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如果文学作品一味揭露“文革”灾难,就是“昧着良心”,“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作者认为:生活在新中国,不“歌德”者就是“缺德”。
还有一次是1982年前后“新基调杂文”引起的争议。时为《人民日报》文艺部杂文编辑的刘甲撰文提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鲁迅当年所处的时代不同了,应该用“新基调杂文”来取代“鲁迅式的战斗杂文”。就是说鲁迅的批判性的杂文已经过时,现在应该写歌颂性杂文了。他主张要“警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要“洗尽鲁迅式杂文基调的残痕”……
“歌德”论,新基调论,其价值观与“正能量”一样:不在乎文革是否符合人道,是否摧残人性,只在乎“新中国”的形象;非要把种种不人道现象与“新中国”捆绑在一起,好像摧残人性是“新中国”标配似的。
原来,“正能量”早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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