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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里的活还等着我呢1——悼念莫言的父亲管贻范

2020-07-30 08:19阅读:

逄春阶

大众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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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里的活还等着我呢!”
——忆莫言的父亲管贻范

逄春阶
725日、26日晚,我从央视纪录频道看到了《文学的故乡》“莫言”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莫言的父亲管贻范老人。纪录片显示,莫言要给老人家过生日,到高密城里吃饭,老人家怕麻烦别人,不愿去,后来拗不过,还是去了。这个画面,勾起了我的回忆,2004127日,我跟同事宋学宝记者在莫言老家的炕头上采访过老人。老人腰不弯眼不花,说话温文尔雅。去年1228日,老人悄然离去,享年98岁。一个不爱凑热闹的老人,一个可爱的老人,一个可敬的老人。
采访莫言的父亲管贻范,事出偶然。十六年前,大众日报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策划了一组主题报道——“作家与电影”。莫言与电影《红高粱》被列入名单。我先是到北京采访了莫言,接着来到高密,记得见到管贻范老人时,他正在炕上看书,看的是莫言女儿管笑笑写的书,老人家说:“他(莫言)写的东西,我都不屑看。我看着俺孙女笑笑写的《一条反刍的狗》比他写得好。”老人家上过四年私塾,爱看书,但“不屑”看莫言写的书。
电影《红高粱》在莫言的老家放映,还发生了个小插曲。我找出当年的采访记录,莫言是这样说的:“小说《红高粱》里有一个叫王文义的,这个人物实际上是以我的一个邻居为模特的。后来电影在我们村子里放映了,王文义看到我把他写死了,很是愤怒,拄着一根棍子到我家找我父亲。说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我对你们家不错
,咱们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糟蹋人呢?我父亲说,他小说里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难道我是土匪种吗?王文义说,你家的事我不管,但我还活着啊。” 莫言的父亲是这样说的:“王文义当过几天兵,他胆小,鬼子打枪,可能是搡着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吵吵:‘我的头没了’,他把枪扔到水沟里。连长气得骂他:‘没有头,你还会说话啊!’有这个事儿。他是个很老实的人。三儿(莫言)回家,我也说他,别用人家的真名。”莫言对我是这样说的:“用真名我知道不妥。但在写作时,感到使用了真名下笔才有神,本来想写完后就改一个名字,但觉得改成什么都不合适。我探家时,买了两瓶酒给王文义送去。我说,大叔,我是把你往好里写,把您塑造成一个大英雄了。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了’的大英雄吗?我说您后来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儿俩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翻看着过去的记录,忍不住笑了。
管贻范老人不爱凑热闹。当年8月电影《红高粱》在高密开拍。他对我们回忆说:“演员开始忙活,庄里有些人都去看。我没去,地里的活还等着我呢!有人回来说,大热天,穿着棉袄棉裤钻高粱地,跟耍猴似的。”
不去凑热闹,“地里的活还等着我呢!”就这么一句普通的话语,可以概括他勤谨的一生,一辈子为脚下的土地出力流汗,不多言,不多语,不惹事,管贻范老人那才是真正的“莫言”。是啊,不就是演戏吗?有啥可看的,我伺候我的庄稼,我的庄稼等着我,我懂庄稼,庄稼懂我,我不嫌弃庄稼,庄稼不嫌弃我。与庄稼相依为命,须臾不离。我和庄稼精神上互相支撑,我们自带微弱的光泽,互相照耀。我还求什么!这就是典型的本分农民的世界观。
对庄稼和土地知根知底,就像手心手背,不是虚的。当年拍摄电影《红高粱》,摄制组种了一片高粱,追上一遍化肥,正好下了场雨。莫言问父亲能长起来吗?老人家说:“我说误不了事儿。他就嘟囔,下吧下吧,再下一夜。我心里那事儿:可别下了,再下半夜就该涝了。我们这里十天无雨旱,下雨两天涝,何况他们种的地方是片河滩呢。”看看,老人家的经验,写在刀刻般的皱纹纵横的脸上。这就是本分。
莫言写过父亲,写了父亲的家教之严,有时严的都不近人情,但是父亲身上的优秀品质都融化在自己血液里。比如宽容、忍耐、低调、克己、同情弱者等等,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不装,本本分分,老老实实,活得踏实。莫言的好朋友王玉清先生评价管贻范老人用了四个字:智者老爹。
我会记住管贻范这位老人,记住他说的话。比如:不去凑热闹,“地里的活还等着我呢!”。干一件事,便敬着这件事,捧着这件事,爱着这件事,不撒手,不松口,主一无适,心无旁骛,除掉身上心上多余的东西,活出个人样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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