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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文新:中国需要尽早采用“类危机处置政策”

2021-02-20 19:33阅读:

钮文新

前 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兼首席新闻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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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文新:中国需要尽早采用“类危机处置政策”
春节长假期间,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公布了它们“议息会议”记录,而记录显示,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均将保持目前的宽松政策不变,直至帮助其经济得以有效修复。这没什么好进一步解读的,因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早就说过:零利率政策将保持到2022年。欧洲央行超规模跟随美联储也早已是既定方针和现实需求。所以,此次议息会议的结果完全符合既定方向和市场预期。
但我们今天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美联储实施“再度宽松”政策是与美国经济遭受疫情破坏密切相关,但看欧洲,它们采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却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从未改变。更为典型的是日本,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打从上世纪90年代发生危机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其间30年。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处置金融风险,千万不要“拖”,千万不要等到危机已经发生,再去无所不用其极地实施政策救助。因为,那样会使国家付出难以计数的经济代价。
为什么突然要强调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现在有些学者型的金融官员认为:只有真实地发生了重大危机,货币当局才应当无所不用其极地应对;在没有发生重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我们只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即可。甚至有人认为,金融危机是金融市场不良资产的出清方式,所以发生危机不是坏事。
钮文新:中国需要尽早采用“类危机处置政策”

我们认为,这样所思所为非常有害。第一,方式被动,它会使金融当局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而采取“拖”的方式“把明知不可持续的风险”代际传递,自己逃避责任;第二,金融越来越脆弱,根本无法担当经济推动之大任,稍有不慎则会以危机方式爆发,最终让国家付出不可估量的经济代价。
就目前而言,中国金融脆弱的根源在于债务不可持续。所以,如果我们明知当下的债务风险巨大,明知它早晚导致危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提前采用“类危机处置的特殊政策”将债务危机消灭在发生之前,并将国家经济改出危险状态?
主动进攻往往是最好的防守。之所以最好,第一是主动性强,经济配合度高;第二是代价可控,全社会成本最低。所以我们认为,中央之所以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之所以面对风险敢于以政府信用提供必要的支撑,实际是希望为主动破解金融风险提供必要的战略时间和空间。但必须注意: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并不宽裕,需要金融当局尽快拿出治本之策,但前提是:不能以破坏经济健康为代价。
我们曾经通过生硬地限制债务增长而达到降杠杆——降低债务率的目的,但其结果却是经济增长险些发生断崖。于是,去杠杆变成稳杠杆。但可以肯定,稳杠杆只是“用时间换空间”的权宜之计,在此的过程中,企业如果无法获得足够的股权资本,依然需要依托债务扩张谋求发展,那中国宏观债务风险不仅不会化解,反而还会上升。
钮文新:中国需要尽早采用“类危机处置政策”
所以,如果央行希望尽早破解中国债务风险,就应该高度重视股票市场之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重要战略价值,尽快拿出“类似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方案”,激励股市、激励股权投资,以企业股权融资带来的流动性取代债务资本带来的流动性,从而在不影响经济健康的前提下,实现债务率的有效降低——降杠杆。
我们始终认为:第一,股权资本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关键动力,而债务资本则从性质上不支持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第二,唯有股权融资能为企业带来流动性,企业才会不依赖债务扩张,从而降低债务率;第三,唯有发达的股权资本市场,优质的地方国有企业才有上市融集股权资本,并以此降低地方债务负担的可能性。
正因如此,A股市场之于中国经济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而这一价值亟需央行精心呵护。从理论和发达市场经济体的经验看,精心呵护股市最为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货币政策相对宽松,以及多向金融市场释放长期基础货币。可以肯定,如果现在开始,长时间保持“可控有度而偏宽”的货币政策,其结果要比“有朝一日不得不采用极度宽松”好得多——效率高得多,成本低得多。希望中国央行能够认真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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