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治印生涯

2020-03-24 18:53阅读:
我的治印生涯
我的治印生涯



我的治印生涯
韩石山

用了这么个题名,好像自己是个篆刻家似的。非也,不过是想说,此生还做过别的事,不是光会写文章。
这些年,不时的,会给朋友或亲戚刻上一方。有时还将鲜红的印蜕,发在微信圈里晒一下,炫一炫,其得意之情,套用元代王冕先生的诗句,便是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点赞刷满屏。再自炫,再得意,都没用过篆刻家这个名号,用的最多的是“老印工”三字。
这话是敢说的。
我是1965年秋天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第二年春天便下去“半农半读”。不到半年,“文革”爆发,回到学校参加运动,直到1970年夏天毕业,再没上过一天课。没上过课,并不等于放弃了学习。对运动有兴致的同学,忙着运动,我呢,起初也还积极了一阵子,很快就明白过来,不是谁都可以积极的,你得有那个资格。资格种种,最重要的一条是根正苗红。我呢,出身富农,根子不正,叶儿也就不会红。也还不蠢,知难而退,当了消遥派。闲得久了,也跟有钱花不出去一样难受,便想着寻个喜爱的事做做。不知怎么,便迷上了篆刻。这当然也是看书多了,知道旧时代的文人,许多都好这一手。
《怎样刻印章》(工农兵学文化丛书之一种),是在学校附近的坞城路书店买下的。光有书,没刻刀怎么办,天下事难不倒有心人,看到百货店里卖一种头儿是斜面的削脚刀,知道能用,便买了回来。文具店里有木质的印材,几分线一个,买了几个回来便刻了起来。先是给自己刻,后来给同学刻。十几年前,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同班同学回来十几个,段志信同学(襄汾人)说,我曾给他刻过一个章子。乔象鋐同学(太钢中学),说我给他刻的章子,多少年了一直用着。我自己没有留下印章,留下的是破旧的《四角号码词典》的扉页上,拓着我的学名“韩安远印”四个字的印痕。颜色不怎么鲜亮了,看着还像那么回事。只是细细分辨,会看出安字下面的那个女字,刻反了。
1983年来太原,住在省文联,结识了王莹先生。王先生是中央美院的老学生,擅治印,给我刻了两方,知道我有此雅兴,还送给我一把刻刀。此后多少年,忙于生计,没有动过。只是某年去南方,忍不住买了几方印石。直到1991年,觉得自己在写作上,实在没什么大出息,一度甚是消沉,便刻起印来。刻了十几方,跟嫁不出去的姑娘,更爱自我装扮一样,用宣纸订了个《韩石山自定印谱》,右侧的竖线,是老伴一针一针缭起的。
这两年刻印,另有原因。看书,不想看了,写文章,兴致淡了。总得做个什么事,以销永日,以度残年,想来想去,还是重拾旧好,刻刻印章吧。
此前曾有过写毛笔字的打算,写了两年,觉得写毛笔字,对我这样的人,并不合适。写毛笔字要的是精神,而我现在,明显的精神不足了,每次写字之前,总要喝上两杯才能振作起来。再就是,不管前期准备,怎样慢条斯理,写起总得速疾才好,也就用不了多少时辰。中午喝好了,可以写上一下午,只是浪费纸太多,看着就心疼。刻印就不然了,一个印章,从起稿到上石,再到刻成,没有两个小时不办。若刻坏了,还得磨,更是佳好,连下午也搭上了。这个年纪,不图功效,要是专心致志又愉悦地度过一段时光。
古人有“怒而写竹,喜而写兰”的说法,意思是什么样的心情,适合画什么。我想,书法和篆刻,从所用的力道上说,对年龄与心境,也有不同的适用。是不是可以说,健壮作字,垂暮治印?

20191130日于景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