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佬怎被一群书生吓破了胆

2017-09-12 08:48阅读:
晚清大佬怎被一群书生吓破了胆
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本人新作《长进:中外史上的30条血训》选13:《秀才成事,拳头须和道理一样硬》——
常言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等例子自古中国不胜枚举。
例如明末清初,著名才子金圣叹的遭遇。
晚清大佬怎被一群书生吓破了胆
满洲八旗兵以“留发不留头”之“剃刀”征服中国全境,汉人金圣叹为了留头,也不得不剃发。而后,在他53岁时,清帝顺治死,举国国丧,他率众哭庙,借机控诉地方官员罪行,结果“形同造反”,被新上任的小皇帝康熙开了第一次杀戒。
金圣叹的临刑表现令人记忆深刻。他死前对狱卒言:花生米与豆干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传矣,死而无憾也。
在人生的最后关头,他也只能通过这种调侃的方式反抗,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先是跪,后是哭,最后是笑,这些对于拿着屠刀统治者而言,都是不怕的。
金圣叹之死,露出了中国式秀才的最大软肋:肌无力。这就是自宋以来中国文人两大行事风格:动口不动手;跪着造反。
中国文人与人理论时,爱讲“君子动口不动手”。而不敢动手的君子,是怎样的君子?跪着造反的书生,能改变自己乃至国家命运吗?因为“手无缚鸡之力”“君子动口不动手”,所以“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于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古文人不成事,都与此一脉相承。他们忧国忧民,但无可奈何。
然而,到了20世纪,这“无用”与“无奈”的千年痼疾,却被金圣叹的后辈、晚清中国留日生改变了。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
提及“武士”及“武士道”,很多人以为那是日本的专利,且不是什么好东西。尤其现代很多中国人,因为军国日本的侵华历史,将武士道视为洪水猛兽,或嗤之以鼻,或避之不及。
其实,那是“恨屋及乌”,甚至“送人之美”了。
武士道不是日本专利,未被军国利用的武士道,也不是洪水猛兽,而恰恰是武士的美德。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武士,还有武士道。荆轲就是东方武士的骨
灰级人物。查看史料可知,作为战国燕国太子丹的门客,荆轲的功夫几乎不值一提,《史记》称荆轲“好读书击剑”,只是爱好并非擅长击剑,本质上他也是个书生,剑术不见高明,但其大名却能显赫于中国武士谱之中。靠的什么?有人说因为他刺的人名气太大,那可是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他沾光了,这种理解相当庸俗。在我看来,荆轲不因武功传世,也不因秦始皇留名,而在于他恪守的“道”,是名副其实的 “正宗武士道”。
想当年,荆轲深受燕国太子丹之恩,太子丹把荆轲当上宾,把自己的车马给荆轲坐,拿自己的饭食、衣服让荆轲一起享用。其实,这就是有朝一日要荆轲拿命来感恩。荆轲不傻,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但欣然接受,“士为知己者死”。临行时太子丹和一些宾客穿上白衣白帽,到易水边送别荆轲。荆轲非常洒脱地给大家唱了一首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首歌,酣畅淋漓,荡气回肠。是一个武士的殉道心声。
──虽然你现在让我去做的事,凶多吉少,没有胜算,但我答应你,义无反顾。我此去成功还是失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担当,接下来这个任务非完成不可,不能完成就以死相报。决不能无信不义,辱没我武士的名声。
这就是武士道的精髓:“忠诚至上、以武为本、重名轻死”。此乃武士三大立身之本。这原是先秦中国武士的“道”之精髓,千年后日本武士道藉此形成,后来浸入日本人的血液中,变为日本国民的普遍伦理。所以,说武士道立于先秦远播海外绝非诳语,此系先秦武士的高贵品质。当年,武士荆轲与其说是搞刺杀,不如说他是殉道而去。有道且敢于殉道,这是华夏武士光耀先秦的不朽标记。
但是,自“三纲五常”束缚了中国人的手脚,武士精神便渐行渐远,尤其是两宋公开“崇文抑武”,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彻底消失,文人与武士更是不相交的两条线。这种状况导致了失血中国两次被游牧民族征服,直到华夏民族再次出现重拾血性的“书生武士”……
1900年,清皇室爱新觉罗统治中国250余年,汉族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脑后那根长辫,忘了那是外族强加之物,他们每天起来洗漱细心地梳理它,就像笼子里的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爱新觉罗的江山依此惯性,相当稳定,似乎可以“万年永祚”。
但是,就在此时,神州大地突然出现了一群不怕死的秀才,开始造清廷的反。他们的造反方式,不是跪着请愿,手里拿着的也不是上书,而是匕首、枪弹,炸药。
史坚如就是其中一位。
“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坏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
“某血性男子,乃肯戴民贼以取亡乎?吾将行吾志矣。”
如果不交代时代背景,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上述这两段慷慨之词,系一个少年书生所言。此人就是“非常书生”史坚如。
史坚如,广东人,1879年生人,是广东番禺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他的先祖系明末抗清名将、汉民族英雄史可法。本来,史家在清朝的日子过得可以,依然有人在官府做官,史坚如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舒舒服服地做他的“士N代”,但史坚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做秀才中的“异类”。他没有书生的柔软,也没有文人的怯懦。本来,他原名不叫“史坚如”,而是“史经如”,他后来嫌“经”字文弱,改为“坚”。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清廷向日本投降,割地赔款。晚清文人对政府极尽失望,但出于对清王朝“剃刀”的恐惧,暴力革命尚未成为主流,朝野上下,充斥了不少文人改良派,对清廷“从良”抱有幻想。而时年16岁的史坚如气魄惊人,力挺武装抗清,主张杀掉慈禧:“此老妇真真可杀!”
这个秀才不仅敢说,而且敢做。1899年,他散尽万贯家财,加入兴中会(同盟会前身)。1900 年10 月23 日,史坚如率领暗杀小组对清廷大佬、广东巡抚德寿下手。不幸的是,因为所携炸药提前引爆、行动失败。史坚如被逮捕投入衙门大牢。在大牢审讯过程中,清廷酷吏施尽酷刑,拔光了史坚如的手指甲,抽打全身。他们本以为这位自幼娇生惯养的书生,会跪地告饶,但是史如坚却自始至终不吭一声。他的无畏令刑讯他的满大人胆寒。11 月9 日,清廷在广州天字码头,斩首史坚如。史坚如牺牲时年仅21岁。
为什么史坚如有别于中国传统书生,勇敢、威武?
这有赖于他青少年时代的教育经历。青少年时的史坚如,就读于广州格致书院。这个学校是美国人所开,属近代新型学堂,在这里,他读到了西方思想家的先进思想,受到民主思想的启蒙,更重要的是,他还读到来自本乡本土的“反清四大寇”的革命学说。所谓“反清四大寇”,就是晚清末年起于广东的四个汉民族志士: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当史坚如得知,孙中山等人在东京组织反清大本营,于是决定去日本拜见孙中山。结过一番留学申请,史坚如终于在东京与孙中山见面。二人一见倾心,深谈十余日。孙中山对史坚如说,当下中国苦难深重,治学不如救世。而救世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用武装行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好友、日本武士领袖宫崎滔天也劝导中国后生,应该像日本年轻学子那样,让思想带上剑,勇敢走出书斋,去现实社会“实言实行”。
革命党笔杆子、国学大师章太炎,对史坚如们的影响也极为深刻,他鼓励少年书生重义轻生、视死如归:“天下乱也,义士则狙击人主,其他藉交报仇,为国民发愤,有为鸥枭于百姓者,则利剑刺之,可以得志。”
章太炎说,天下大乱,书生成长为大侠,才不枉此生。
章太炎还说,“一缘既绝,万念俱消”。一个人如果执着于一个信念,则绝断了这个信念,人活得就没有意义,人生的所有念头都化为灰烬。章太炎这样说,是鼓动青年书生为民族解放革命而死,促成了晚清书生的“自戕成仁”之风。那些行刺的书生们觉得自己抛洒热血是“普渡众生”,单纯的肉身生命毫无意义,唯有将速朽的肉身生命投入到更大意义的事业之中,才能化为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
惟有“牺牲”才能求得“永生”——有了如是精神的原动力,秀才们自可潇洒赴死,“轻去就而齐死生”。
在导师的启蒙和鼓舞下,史坚如们迅速由书生成长为武士。虽然他们中有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血没有白流。此后,汉家血性书生前赴后继,揭开了一个对野蛮政权及其大吏的暗杀大时代。“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几乎成了当时青年书生们的口头禅。这种气势果然吓坏了满大人。
当被统治人群不怕死时,统治者就怕了。是时,清廷大小官员陷于恐怖之中,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对革命党人轻言镇压,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怪事:在北京的满清皇室贵胄暗自遣人去东京,每人向同盟会“捐赠”万两白银,用以赎买自己的项上人头不与身体分离。
一个又一个“书生武士”以命相搏,终于刺破了清王朝治下中国之漫漫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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