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告密(上)

2019-10-06 09:24阅读:
近年来接连发生的告密事件,激发了学术界对于告密现象的研究兴趣。有人认为告密导致信任缺失、道德沦丧;也有人认为告密者应该放下心理包袱,坦然接受奖励。有人对中国历史上皇权体制下的告密现象进行了追溯,也有人认为,现阶段告密现象的频繁出现乃社会倒退到“文革”的表征。但到底什么是告密?今天的“告密”和古代、“文革”时期的告密真的是一回事吗?这些问题其实仍然没有得到深入阐释。
1、关于告密
查百度汉语,关于“告密”有两个释义。一是广义的,“告发他人的秘密活动”。二是狭义的,特指的,指“向有关部门告发旁人的私下言论或活动(多含贬义)。”依据前者,所有告发他人秘密/私下活动的行为都属告密,并非只有向有关部门告发才是告密。后者则对接受告密的一方做了更具体的规定:接受告密的一方必须是掌握权力的组织或有关单位(即使是个人,也必须是组织或单位的代表)。这样,我们很难说一般邻里之间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言碎语属于告密。
综合上面的解释,我认为,告密的基本含义是:通过秘密方式传递秘密信息的特殊信息传播活动,它包含五大要素:告密者(信息传递者)、被告密者、被告的密(信息)、信息的接收者以及信息的传播方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围绕告密的内容与方式对告密进行进一步的规定:1、告密所传递的消息(内容)属于别人(绝对不可能是自己)的秘密(包括私下的言论或活动),这个信息是不公开的,而且一般是负面的或不利于被告密者的;2、告密活动传递信息的方式是不公开的(从结构分析看,告密既是动宾结构:告诉一个秘密;也是偏正结构:秘密地告诉)。换言之,告密既是告诉秘密(对告诉内容的规定),也秘密地告诉(对告诉方式的规定)。
以上界定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告密,缺少其中的一点即不能算作是告密,而一旦同时具备这两点即
属告密。这个最宽泛意义上的告密现象自古有之,几乎不限于特定的时代、国家和社会形态。比如,张三私下里对李四说了王五的坏话(负面信息),李四偷偷地(传播方式)告诉了王五,这就是告密。李四之所以要偷偷这么做,是因为这种做违反了朋友之间的信任原则,即使是传统社会也认为是不道德的(即使李四对张三说的话确实不认同,那也不应该偷偷告诉王五,而应该当面批评张三)。
但今天我要谈论的不是宽泛意义上的告密,而是更加专门意义上的告密。后者与一般告密现象的主要差异在于:它是与权力紧密联系的,而且是高度机构化、制度化的,甚至可以说,这是统治者精心设计的一种统治术,其中的信息接收者专指统治者或统治机构。
大致了解一下历史上的告密现象即可发现,作为统治体制和控制技术的告密,是秘密社会、秘密组织(比如各种帮会)的显著特征。换言之,如果权力的运作、决策的过程、信息的传递是公开的、透明的,告密现象即使不能说完全没有,也绝不可能广泛流行。而但凡在权力运作神秘化、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的地方,告密现象必然泛滥。中国历史上告密现象泛滥的朝代一般都具有秘密社会或秘密组织的特征(最典型的是明代),其权力运作(包括统治者获得信息的方式、决策过程等)的根本特征就是不公开、神秘化。最高统治者喜欢在常规的官僚制之外培植自己的亲信(告密者),了解和掌握关于被统治者的信息:哪哪些人是自己人,哪些人不是,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获取渠道。
2、前苏联和东欧曾经流行的告密
1989年剧变前的苏东欧国家流行的那种告密(参见《耳语者》《》),是极权统治下的一种制度性现象,是失去合法性的权力所培植和支持的、类似秘密警察统治的现象(因此,告密的泛滥从根本上说不是告密者的个人道德问题)。告密活动诸要素中的信息接收者或购买者是制度性的权力,它是告密行为的真正根源,即某种失去合法性或其合法性已经深陷危机的权力。
在这种制度性的告发中,传递信息的方式秘密的,告发者也躲在暗处(即使是实名举报,组织常常也不公开其姓名),然其所告之信息,却不是什么真正的秘密。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所谓的“秘密”或者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但未必敢说的)道理、事实真相,或者至多是可以公开争论的学术观点。问题是这个公开说出的道理、真相,或可以争论的观点,却是某种类型的权力所不容的(包括不允许争论),它不是秘密,却是禁忌,极权统治恰好就建立在对于这些真相、道理或观点的压制上,所以,极权当局绝不能容忍之。当然,在并非罕见的情况下,禁忌同时也是秘密(比如各种关于言论的“内部”规定),对禁忌的触犯更是发生在私人之间的交往上:比如某人在与几个朋友的私人聚会上发表了触犯禁忌的言论,并参与聚会者的某人举报。
举报者或则知道被举报者说的是真理,是事实;或者他不知道,但却非常清楚这些话是犯忌的。犯忌的话不见得是谬误,但却能置被举报者于死地,而且举报它肯定能得到权力当局的欣赏,被是为“忠于权力”而受到嘉奖。
然而更为复杂的是:一方面,特定类型的权力不能容忍该张三(或其他人)说出某种真相或道理,或者有争议的观点,也不能容忍这种公开言说的行为,但又不敢公开讨论这些道理或观点,也不敢公开在媒体批判张三或通过法律审判张三,因为第一,权力当局没有信心在公开的讨论中获胜,被举报或告发的信息或者是真实的被压制的历史真相,或者是大多数人赞同的道理、观点,一旦公开讨论,权力当局很可能一败涂地;第二,公开批判和审判被告密者甚至违反了它自己制定的法律(它的法律在名义上也保护言论自由)。鉴于上述两个原因,权力当局只能启用告密、秘密逮捕、秘密处理等见不得的人的手段私下予以解决,而不能把自己的解决方法、解决结果公开化;它甚至不能公开表扬、鼓励和支持它自己培植的告密者,它对告密者的嘉奖也是悄悄的(而不是在一个公开的大会或媒体上)
这样看来,当年苏联和东欧流行的告密现象表明了权力及其压制体系与法律——即使是它自己的法律——的脱节。在公开场合说出某种道理或真相是受法律保护的,依据法律言说者无罪;但这个法律只是一个装饰,是不能当真的、说了不算的。由此造成了一种奇特现象:告密的学生不敢当面指出老师的错误,只能采取私下告密的方法。
说到底,在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告密成风的原因不在世道人心,而在权力体制。没有合法性的权力只能偷偷摸摸地存在,而不能运行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