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白皮书中的医学史硬伤

2016-12-06 20:44阅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2月6日发表《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其中,涉及医学史的部分,颇有硬伤,分析如下。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时期,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
这个不是事实。扁鹊事迹主要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扁鹊吃了长桑君的一种神药后,练成“透视眼”的特异功能,一举成为神医。“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诊脉只不过摆个样子,靠的是“透视眼”。
事实上,扁鹊不但不提倡四诊合参,反而是看不起望闻问切的。扁鹊给虢太子看病是一个著名的故事,虢太子“暴蹶而死”,扁鹊路过自荐,说过一番大话:“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这里所说的“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被中医史家认作是扁鹊提倡望闻问切的证据。可是,扁鹊明明说的是“不待”,他压根就用不着这些。把“不待”两个字掐掉,把发明望闻问切算到扁鹊头上,这样明目张胆的断章取义,真的好么?
扁鹊过齐,给齐桓侯看病,是另一个著名的故事。他一望就知道齐桓侯“有疾在腠理”、“有疾在血脉”、“有疾在肠胃间”、“有疾在骨髓”。他何曾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过?
【东汉末年,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
这个同样不是事实。华佗发明“麻沸散”只是一个传说,他以后就彻底失传了,并没有开什么先河。就传说而言,华佗的麻沸散也不是最早。据《列子.汤问篇》记载,扁鹊曾为鲁公扈及赵齐婴施行过换心手术,手术用的麻醉剂是一种“毒酒”,使病人“迷死三日”。一样是传说,为什么不说扁鹊的“毒酒”开“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呢?
中医历史上实际有比“麻沸散”和“毒酒”更可靠的麻醉药真实存在过。在最早的医书《五十二病方》里就记载有几种“令金疮不痛方”,如用鼹鼠、鲇鱼研末,与辛夷、甘草等混合于温酒中,又如以荠菜种子和白术的根研末混于醇酒中。这些药都用酒,起的是“止痛药”的作用,还算不得麻醉。宋.窦材《扁鹊心书》中提倡“大病宜灸”,但“唯是膏粱之人,不能忍耐痛楚,当服睡圣散,即昏不知痛”,这个有点麻醉剂的意味,是用山茄花(
后李时珍考证即为曼陀罗花)和火麻花制作的。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记载有“草乌散”,用曼陀罗、草乌、酒等调成,整骨前使用,也是要达到不痛的目的。
西方古代一样有这些传说和弱作用的药物。如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就记载有一种“解忧药(nepenthe)”用酒调服后能使人忘掉疼痛。“解忧药”比“麻沸散”要早一千多年,没有西方人把它当成最早的麻醉药。比华佗略早,公元1世纪著名药学家戴俄斯科利提斯(罗马皇帝尼禄的军医)的5卷《医药全书》,记载了600多种植物,近1000种药物,其中包括了麻醉剂,是用曼陀罗花和白酒做的。而与“睡圣散”和“草乌散”差不多的时期,13世纪的伟大外科医生狄奥多里的著作里清晰记载了一种麻醉法:海绵蘸以鸦片、欧伤牛草、曼陀罗等麻醉药物,晒干备用。手术前将之浸入热水中,敷于病人鼻部,使深吸气,直至昏睡,然后施行手术。这种“麻醉海绵”最接近现代麻醉的概念,和吸入麻醉神似。
总之,在现代麻醉出现之前,古代各民族传统医学都有原始的麻醉术,中医与其他民族古老医学相比,并不占优势。“麻沸散”名气虽大,却没有实际影响;中医史上,没有第二个人真的用过“麻沸散”。
【明代(1368-1644),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
《本草纲目》里的植物分类远远谈不上科学分类。《本草纲目》记载植物611种,分为草、谷、菜、果、木五大类。其中,草分为十类: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杂草、有名未用类草。在山上的就叫山草,在水边的就叫水草,在石头边的就叫石草,苔类中在井中的叫井中苔,在船底的叫船底苔;杂草则有产死妇人冢上草、猪窠中草、鸡窠中草等;有名未用类中有三种草,阿只儿、阿息儿和奴哥撒儿,是李时珍从一本《西使记》中看到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种分类方法没有科学观察的基础,压根就不是科学分类法。科学分类法要到1735年,瑞典的林奈依植物的雄蕊和雌蕊的类型、大小、数量及相互排列等特征,将植物分为24纲、116目、1000多个属和10000多个种。这才是科学分类法。
【清代(1644-1911),叶天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温疫(传染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白皮书于清代独列叶天士为温病代表,是大可商榷的。清代温病学说上承吴有性的《瘟疫论》,流派纷呈,著名者有四大家,即叶天士《温热论》、薛雪《湿热条辨》、吴塘《温病条辨》和王士雄《温热经纬》。其中,尤以吴塘的《温病条辨》,被尊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为什么不以《温病条辨》为代表?吴塘表示很不服啊!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屡经天灾、战乱和瘟疫,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人口不断增加、文明得以传承,中医药作出了重大贡献。】
真实的历史是,在古代,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瘟疫频发,死伤极为惨重。正史里记载了无休无止的瘟疫频发和'人死无算''十室九空'的可怖景象。历史学家估算,东汉末年大瘟疫(排除战争因素)死亡人数大约2000万,1232年汴京一城因瘟疫死亡人数在100万之上,明末大瘟疫死亡在1000万之上。即使在和平盛世,瘟疫也完全无法避免。《清史稿》记载,康熙大帝在位61年,发生瘟疫88次,最多的一年11次,是康熙四十三年。乾隆大帝在位60年,也发生瘟疫46次。中医的“治未病”又何曾有过寸功?到清末,东北大鼠疫爆发,西医博士伍连德只身北上抗疫。当时医生奇缺,曾在后方广招志愿者支援。西医界有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北京协和医学堂以及济南、烟台、保定、吉林、长春、奉天、阿是河等地传教士医师和医学生加起来约50人应召。而温病学说臻于完善的清代中医,硬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奔赴疫区,一个也没有!有一个从长春逃到天津的中医张聪彝说:“试问鼠疫致死一霎那之顷,以吾国医药之迂缓,而谓能立刻奏效乎?如曰能也,二三君子何不束装赴奉一试其技,而乃于此间饶舌乎?”实事求是,中医历史上面对瘟疫,没有做出过重大贡献。
【抗疟药物“青蒿素”的发明,拯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凭良心说,“青蒿素”是化学药,它的发明,从头到尾用的都是现代医学的方法,中医只不过提供了一个低温萃取的灵感而已。白皮书把青蒿素算成中医的功劳,仿佛把万有引力定律算到苹果名下,牛顿也不服啊。
【坚持中西医相互学习,组织西医学习中医
“西学中”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毛泽东主席强力推行的,它造就了一种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这种医学,西医不待见,正宗中医也不待见,是一种奇怪的存在。“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大约是甘肃经验,但要在全国推行,没有强力措施,恐怕不大容易。历史,要重演一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