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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华：十年来历史名人之档案思想研究分析

2010-08-31 22:12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224993263

来自：《西安档案》2010年第2期

历史名人档案思想是人们研究中国档案史的一个热门话题。无论是学者还是官方都是以历史名人档案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档案思想整理的基础，把它作为揭开中国古代档案思想大幕的试金石。1999-2008十年间，在各方的推动下，历史名人之档案思想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我国古代档案思想的内容，也为我们今天之研究提供了借鉴。
笔者为此对《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档案管理》、《浙江档案》、《北京档案》、《上海档案》、《山西档案》、《四川档案》、《档案时空》、《兰台世界》11家档案期刊做了初步统计（以2009年3月30日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可查阅的为准）。文中所指的历史名人以新中国成立为断代，自先秦起，档案学界研究的热点人物。详细情况见表一：
表一：十年间历代名人档案思想研究论文分布情况
期刊
 档案学通讯
 档案学研究
 中国档案
 浙江档案
 档案管理
 北京档案
 上海档案
山西档案
四川档案
 档案时空
 兰台世界
数量
 14
 15
 2
 4
 13
 3
 1
 5
 1
 9
 48

从表一我们不难发现，在1999-2008十年间，《兰台世界》、《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和《档案管理》四家档案期刊在对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方面表现得比较活跃。同时我们还可以清楚地发现，四家在对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方面还各有侧重，如《档案管理》偏重于民国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在13篇论文中有10篇是关于民国名人档案思想的。这对我们了解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档案思想发展概况十分有帮助。同时十年的研究成果可以串连成线，从先秦至民国各个时期都有所涉及：先秦14篇，秦汉18篇，三国魏晋南北朝2篇，隋唐2篇，宋元6篇，明清41篇，民国33篇。其中尤以明清至民国这一时期研究的最为丰富。
笔者还对研究发表论文2篇以上的历史名人做了一个统计，共有17名，见表二。
表二：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曾国藩、孔子、司马迁和章学诚是这十年研究的热点人物，但通过表二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并能总结一些经验，为我们下一阶段的研究服务。下文笔者将从成就和缺陷两个方面做以论述。
一、 成就
历史名人档案思想是我国古代档案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闪耀着古人的智慧。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的研究却只是局限在极少数人身上，如孔子、章学诚、郑樵、刘知几等，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古代档案思想、整理档案思想财富非常不益。1999-2008十年间，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1.1 它使得我们对古代档案思想的研究不再单单局限于某一个历史人物或某几个人物，而是以一种线性的姿态呈现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理清中国古代档案思想发展的脉络，极大丰富了中国档案史的内容。在这十年间，从先秦至民国各个时期名家均有所涉及：先秦14篇，秦汉18篇，三国魏晋南北朝2篇，隋唐2篇，宋元6篇，明清41篇，民国33篇（研究历史分布详见表三）。既有我们熟知的孔子、司马迁、章学诚、郑樵等，也出现了曾国藩、吴兢、庄子、孟子、王士谦、胡适等崭新的面孔，各时期研究虽尚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如处于中国古代档案管理重要转折期的唐宋研究数量比较薄弱，而这一时期也是古代编史修志的一个高峰期。但同时我们应该欣喜对于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的研究已经“代不乏人”，这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窥视古代档案思想的沿革和发展。从孔子编订六经开始，汉之司马迁、班固，唐之刘知几、吴兢，宋之郑樵、何执中、司马光，清之焦循、章学诚，民国之梁启超、傅斯年，等等，他们在涉及史料的搜集、查选、考订、编排以及注释、序言、备考的编写等方面都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思想，这就有利于我们从中总结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今天所用。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加深入，内容涉及到档案学、文书学、目录学、方志学、考古学、校勘学等诸多学科内容，对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解析更为透彻全面，如章学诚、孔子、曾国藩等。







1.2 1999-2008十年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取得重大成果还与社会相关部门、机构和社团的学术研究密切相关，之间相得益彰，相关部门和机构及社团对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曾国藩档案思想研究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热点，这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的立项研究分不开，在该院刘金元副研究馆员主持，王恬波、王泉初、王跃平、肖文建、姚刚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关于曾国藩档案思想研究开始出现在档案期刊上，以《档案学研究》为例，关于曾国藩档案思想研究的论文竟然占了1/3；而在《档案时空》上竟高达5/8，外加一篇非论文报道。正是这些论文的发表使得我们可以从档案学的角度重新解读曾国藩，“通过曾国藩及其家府浩瀚的档案收藏，晚清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的历史典故都有据可依、有史可鉴。我们今天享用‘曾国藩档案思想研究’课题成果，并没有停留在爬梳找寻一个个历史细节上，而是在庞杂零乱的历史故事中，从曾氏文化现象中，筛选出体现价值取向的曾国藩档案思想[1]”。由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文秘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北京宣武区档案局承办的“纪念何鲁成《档案管理与整理》出版70周年学术座谈会”也对何鲁成档案思想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3 帝王档案思想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中国古代档案思想主要表现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而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从选题到内容上无不打上了道统思想的烙印，即有浓重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统治者推行‘文治教化’的手段。传统的档案文化与政治文化是一脉相承的[2]”。这十年间对研究者开始注意帝王的档案思想研究，这是开始把中国传统档案思想放到它独特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不再是像以往那样截取式的只关注某一个人物片段，而是把握住当时整个社会背景的变迁，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的其他名家档案思想的形成，也更能理解中国古代传统档案思想的精华。这一时期，刘邦、曹操、皇太极、宋真宗等开始成为档案学者的研究对象，虽然相对司马迁、章学诚这些大家来说，研究还显得过于单薄，但也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古代档案思想的一些思路。帝王的兴趣爱好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左右着某一时期档案工作的面貌，他们既因循前代，有改革创新，使档案工作更好地为其统治服务。刘邦之石渠阁、宋真宗之龙图阁和天章阁及皇太极之“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记己躬之得失”的档案思想，他们无论是从档案形成、保管理念，还是价值判断都为后人树立了标杆，成为中国古代档案思想的重要财富。
二、 缺憾
1999-2008十年间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虽然取得了诸多成绩，但缺憾也是很明显的，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深省的。
2.1 十年间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呈现出“两头粗、中间细”的状况。所谓“两头粗”是指这十年间对先秦、秦汉和明清、民国研究地比较透彻，成果比较多，占了整个研究的约92.24%；“中间细”是指从三国之宋元，成果寥寥，仅约占9.48%。表三表现得更为直观。这与中国档案史的发展不相称，甚至还有些失调。众所周知，唐宋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巅峰，在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和建树，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档案而言，唐代“收贮户籍和谱牒的籍库、收藏僧尼身份证明的度牒库、保管官吏考绩材料的甲库等专门档案库相继出现，并配备专门职官负责管理[3]”。宋代架阁库制度影响深远，成为之后各个王朝效仿的标尺。同时自宋真宗开始11座皇帝档案馆的建立也成为中国档案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笔。唐宋还是编史修志的高峰期，史家、史著辈出。而1999-2008期间对这一时期研究相对滞后，关于唐宋名家档案思想的研究论文仅有8篇，人物涉及吴兢、白居易、欧阳修、郑樵、李清照等，尤以许绍敏的《吴兢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贡献》一文最具有代表性，研究也最为深入透彻。
2.2 “多而不精”也是研究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从表二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司马迁、章学诚、郑樵等仍是人们研究的焦点人物，发表论文之多远远高于其他历史名人，这与他们在中国古代档案思想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有密切关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些论文中，粗制滥造的现象比较频繁，内容空泛，套话多，千人一面，大同小异，有独到见地的精品论文比较少。有甚者简直是在制造论文，而非研究学术。这与研究者的心态不无关系，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并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端正态度，坐得下来，沉得下去。
三、总结
鉴于前文之统计研究，1999-2008十年间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在各方努力下取得了成就，但也存在着显著的缺陷。这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也可以使我们在明晰中国档案思想发展历程整个大的脉络之后，更好地认清前人，发现不足。笔者认为要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名人档案思想，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1 加强各方合作，深化研究，深化重点历史时期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
“曾国藩档案思想研究”这一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成功，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发挥地域优势、学术优势等各方优势，整合资源，深化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档案部门和学术机构及高等院校在这一研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一些重点部门和机构的研究活动或政策对档案研究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自三国至明代是我们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最为强盛的时期，同时也是古代档案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其中有很多建树深刻影响了古代社会。但这一时期却一直以来都没能深入研究，研究的滞后对于我们全面解析中国古代档案思想极为不利。无疑资料少而碎，是研究的瓶颈。“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还不是完备形态的科学。它只是一些零星的档案学思想，且分散在法典、制度和史家著述中，没有专门的档案学论著，未能形成严密的知识体系。……不是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蕴藏在历代王朝颁布的文书、档案工作律令、制度、规定及各种史籍之中，不经整理、挖掘，就很难发现他们[4]”。这就对我们的研究形成一定的障碍，但鉴于这一时期，尤其是唐宋之际，是我国古代档案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期，我们更应该加强这一历史时期名人档案思想研究，填补研究的不足和空白。
1.2 端正态度，精益求精。
鉴于1999-2008十年间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存在“多而不精”、粗制滥造的问题以及历史名人档案思想研究资料少而碎的现实，我们在深化研究的同时，应该端正治学的态度，避免急功近利和世俗的干扰。历史名人档案思想散见于名人著作、笔记及律令制度及史籍之中，缺乏系统、直接、集中的记载，琐碎零乱，漫然隐约，不易查得。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潜心研究，耐得住寂寞，“需要有心人长时间地、耐心地、仔细地查阅古籍，日积月累，方可见到成效。如果浅尝辄止，耐不得寂寞，坐不住冷板凳，那就搞不成学问[5]”。

参考文献：
[1] 许佛光.曾国藩研究的新视点[J].湖南档案,2005(6):43.
[2] 王辉.“文化”视野下的古代档案文献编纂[J].山西档案,2008(3):24-26.
[3] 薛匡勇.档案馆论[M].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2:22.
[4] 李财富.中国档案学史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18.
[5] 王金玉.中国档案史研究的缺憾与出路[J].档案学研究,199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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