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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飘带的风筝: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个人性”——重读王蒙的《风筝飘带》(评论)/张颐武

2020-09-16 10:39阅读:

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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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风筝飘带》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经典之作,这个短篇小说可以说是最好地表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状况,表现了在中国的这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大历史”进程的最初岁月的中国人的心态和生活状态。它至今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这篇小说在当时也是作为“意识流”这种以人物的心理轨迹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中国的代表作,现在看来这种描写仅仅是一种抒情的写法,实际的叙述者是两个,一个是从全能的叙述者的角度来表现这个故事,同时这个小说是以女主人公素素的角度来组织故事的。素素的心理的过程成为了这部小说的中心,也通过这种心理过程的演进展开了新时期所具有的那种“个人性”。
  小说以素素和她男友佳原从“文革”中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新时期”的生活历程作为故事的主线,从这两个人的经历和经验给了我们北京城市生活的一种独到的描写,以这种描写凸显人物故事所透露的当时的时代氛围。小说一开始就是用一些新的商品广告的出现作为引出故事的发端,透露出整个社会从物质的非常匮乏的年代走出之后,开始有了消费生活和消费文化的状况:“在红地白字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挨得很挤的惊叹号旁边,矗立着两层楼那么高的西餐汤匙与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她的邻居星海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一道,接受着那各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她们的忠顺的灯光,露出了光泽的、物质的微笑。”这可以说是通过这些对于改革开放最初时代的那些品牌的展现,给了我们一个消费开始复苏、物质生活开始兴起的社会的新的“景观”。这里有趣的是特别描写的“光泽的、物质的微笑”,这所展现的是一个用枚举诸多品牌所呈露的迷人的“物质”的“光泽”,而这种光泽也是有生命的,是一种活的“微笑”。这个引出故事的景观的表现其实是具有丰富的含义的。一方面从具体的景观上,它展现了城市由于新的社会变化而展开的某种对于丰裕的渴望,一种
对于“物质性”的日常生活的丰富性的渴望的再度降临。这个开端可以说是一个“及物”的生活状态来临的表征,一个社会开始从计划经济的严格的管制中脱离的丰富的未来的可能性的展开。另一方面,它也从“光泽”和“物质”的展开中呈现了一种按照德国韩裔思想家韩炳哲所探究的所谓现代性的“平滑”的美学相关联。韩炳哲指出:“平滑意味着没有否定的优化表面,平滑使人完全感受不到疼痛和阻力。”(《美的救赎》韩炳哲著201910月中信出版社第一版 23页)而这种平滑感是和商品本身相联系的,是一种人造物所形成的平滑的表面的感觉,构成了一种现代的感性,这种平滑指向了商品和消费带来的现代的感性的维度。按照小说中素素的说法是“她总是把这一片广告牌叫做‘暴发户’,对于这些突然破土而出的新偶像既亲且妒。”
  这种平滑是与自然界的那些非平滑的各种形态相对立的,而小说在陈述了这种平滑的“光泽”之后,立即写到了自然界的状况:“瘦骨伶仃的有气节的杨树和一大一小的讲友谊的柏树,用零乱而又淡雅的影子抚慰着被西风夺去了青春的绿色的草坪。在寂寥的草坪和阔绰的广告牌之间,在初冬的尖刻薄情的夜风之中,站立着她——范素素。”平滑的有光泽的广告和这些自然界的景物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尖刻薄情”的风,“瘦骨伶仃的有气节”的杨树,“被西风夺去了青春的绿色”的草坪等等,都是尖锐的对比。按照韩炳哲的思考,这种和平滑的现代的“美”相对立的是一种“崇高”,“美是小巧精致,轻盈细腻的,光滑和平整是它的标志,而崇高则庞大、沉重、黑暗、粗糙、野蛮,它会带来痛苦和惊惧。”(同上 25页)而素素这个人物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站立着,这也点出了这个故事的主题,在两者之间的素素和佳原,他们是王蒙期望看到的中国八十年代初的年轻人的形态,在这种从物质匮乏、生活困难的过去,走向一个充满着新的物质性的社会的可能中所悬置的两个年轻人。用王蒙的观察给这两个年轻人一个肖像是王蒙这部小说的主旨。
  在这个有深刻意蕴的开头之后,小说展示了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有在过去的困扰和问题。小说把那个过去给素素和佳原留下的生活的印记作了极为充分的展开。过去的历史形成了他们的困扰的根源,这里展开了素素的青春时代的付出和艰难,展开了在“文革”期间的诸多记忆,这些“记忆”的具体而微的存在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心理表现的独特之处。一面是类似于“伤痕文学”的对于当时的那种单纯和盲目的描写,一面是物质匮乏和精神期望的极度不满足的困扰。单纯和盲目在匮乏之中不断地被消磨,构成了一种新的“平庸”。一种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微末的物质追求的普通人。素素可以说是一个从那个时代进入到“新时期”的年轻人的具有代表性的“一般性”的人物,她的生活观是在那个环境中随波逐流的,却又有一种迷茫的期望。
  而佳原则是对于未来的社会有更为积极的信念的人。那个时代的许多小说都写到过这样的有对未来更多信念的年轻人,他们有一种更多的理想,可以说是“新时期”所塑形的新的社会楷模的形象。在那个旧时代,他也是在坚持自己的学习,在学习阿拉伯语(当时的小说似乎对阿拉伯语有一种偏好,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里的男主人公也是学习阿拉伯语)。他对于知识有一种强烈的信念,认定知识作为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的一种力量,最终是具有更好的意义的,是足以让生活升华的:“但是人应该比职业强。职业不是一切也不是永久。人应该是世界的主人,职业的主人,首先要做知识的主人。您修伞我也修伞,您挣十八块我也挣十八块;但是您懂得恐龙,我不懂,您就比我更强大,更好也更富有。是吗?”这种超越性的理想正是一种“新时期”的“个人性”的理想的展开。这种“个人性”是通过个体的学习和精神的超越可以获得的。它既超越过去的那些僵化的教条的思维,也超越了当时开始出现的对于物质性的渴望的那种“平庸性”。这是和当时的时代对话的一种“理想性”的人物。如果说素素是“一般性”的普通人,那么佳原就是“新时期”的理想所询唤出的人物。他的既超越过去的那种完全脱离物质性的抽象的追求,那种追求在这个时代已经被超越,但也超越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具有“光泽”的平滑的物质性。这似乎是当时所提供的一种理想的人生的选择,也是人生意义的追求。这就是王蒙当时认为的“明天”所需要的理想:
  “‘明天’两个字使素素的脸发烧。明天就像屁股帘儿上的飘带,简陋、质朴,然而自由而且舒展。像竹,像云,像梦,像芭蕾,G弦上的泛音,像秋天的树叶和春天的花瓣。然而它只是一个光屁股的赤贫的娃娃也能够玩得起的屁股帘儿。”
  这个完全诗化的呈现正是对于当时的历史状况的一种回应。一面是过去的抽象的理想的丧失,一面是新的物质性的询唤。小说正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当时文学所提供给社会的一种更多的愿景。一种有意义的,超越物质性的个体生命实现的“个人性”的存在。这一段当时就屡屡被批评者所引用的段落,通过佳原的“理想性”的精神渴求和素素的“一般性”的既有精神渴求又有物质期望的状况的对照,写出了当时社会氛围中的一种感受:
……选读结束,更多内容:《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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