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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魏书》记 37
按照目前我国的退休制度,男性满57岁就'船到码头车到站'了。所谓'59岁现象',是指临近退休前,出于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特殊心理, 所言、所行,有悖于以往,往往借着要退而未退的机会,暴敛钱财,收受贿赂,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遂导敏因晚节不保而坏了一世英名。
这种现象,非独今日才有,而是古已有之的,至少,在北魏时名臣张彝身上就已存在了。
张彝也并非等闲之辈。不论人品,还是政绩、学问诸方面,都不乏
可圈可点之处。他不但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性公强,有风气',史书称他'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无所顾忌。''爱好知已,轻忽下流,非其意者,视之蔑尔。'御史中尉甄琛形容他是'非虎非兕(一种独角犀牛),率彼旷野'。当时的文明太后,雅尚恭谨,对张彝的行为颇有几分看不惯,曾召集百官督责之,令其修悔。谁知他根本不听那一套,照旧我行我素。然而他的才干是任谁也不能忽视的。他善于督察,每年朝廷遣使到各地巡检,张彝是当时的不二人选。由于他清慎严猛,所到之处,人人伏畏。在他出任外职期间,多所制立,宣布新风,革其旧俗,民庶爱仰之。他曾为国造了一座佛寺,均根据有罪咎者的情节轻重,免于鞭杖之刑,而罚为工役。当时他曾开罪于仆射高肇,原因是他俩同时看上了寡居的陈留公主,结果皇上将其许给了张彝。这当然遭到了高肇的嫉恨,于是,就在世宗面前说张彝的坏话,称其擅立刑法,劳役百姓。于是,皇上派人去查,结果张彝清身奉法,求其愆过,遂无所得。除此之外,他还曾编成五卷《历帝图》,其中收三千二百七年,十六代,共一百二十八皇帝的历史;并'周历于齐鲁之间,遍驰于梁宋之域,询采诗颂,研检狱情,'编为七卷,呈送皇帝御览。
就是这么一位有为之臣,到了晚年,却晚节不保。肃宗初,他被诏加为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其时,他巳年近六十,加上患偏风,手脚不便。然而,他上任以后,仍然自强人事,孜孜不怠,政绩不错。可就是这时,他患上了'五十九岁病'。他大起第宅,生活奢华,对亲朋好友也一反常态,时时以语侮之,一时怨声四起;且于'荣宦之间,未能止足',多次上表,希加赏报,积年不已,以致惹得'朝廷患之'。后来,他的二儿子仲瑀,因为上封'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犯了众怒。结果,羽林虎贲将士近千人,大闹尚书省,并以瓦石击打公门;后来,又直奔张家,以杖石为兵器,将张义拖到堂下,恣意殴打辱骂。他的两个儿子吓得跳墙逃跑。,长子始均返回救父结果被暴打以后,又被投到火中,被活活烧死。这次打击的影响,对张义来说,可想而知,不久,便一命呜乎。时年恰好五十九岁。
张义死于五十九岁,当然只是个巧合,但如果他能保持晚节的话,下场就不会那么惨,起码可以闹个全身而退。应当说,他壮年时的敬业、正直以及廉洁,都是出于真诚的,那么,为什么九十九拜都拜了,只剩下最后一抖手了,却突然失节了呢?原因自然是复杂的,既有社会的,也有文化的;既有政治的,又有经济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个人的人性因素起了关键作用。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官运不永的时候,心理就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微妙变化。也许,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他认为自已一生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为朝廷,为皇上,为百姓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造福于社会,造福于民众,唯独没有顾念到自已。这时,心中就难免有一种亏待自已了的感觉。唯一挽回的办法,自然就是抓住最后的机会,狠狠地捞上一把,既可弥补亏待自已的遗憾,也为自已晚年尽情享受美好人生创造条件。一旦人被欲念蒙心,那么,什么道德伦理,什么舆论,什么法律,什么名声等等,都可以置之不管了。加上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为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自然是要大捞而特捞了。
我们在为'五十九岁'而失身、失节者们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应对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予以反思与检讨。除了让人们进行道德方面的自我完善外,看看还有其他方面诸如政治、文化、经济之类的漏洞可补。此举既有益于社会和百姓,又有益于老干部们保持晚节。只要铲除了其所赖于生存的土壤,那么,'五十九岁现象'也会自然消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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