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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人为何“不屑为诗”

2019-08-16 08:4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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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士人为何“不屑为诗”
 《明状元图考》明·顾鼎臣、顾祖训撰 （图源网络）


明代士人为何“不屑为诗”


李东阳，明天顺八年进士，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以礼部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茶陵诗派核心人物。
岳正，明正统十三年进士，以修撰入阁。博于学问，为文风骨峭劲，学者尊称其为蒙泉先生。
李东阳与岳正两人系翁婿，岳正是李东阳的丈人。两人曾有过一次关于诗的对话，揭开了中国诗歌发展进程中曾经扑朔迷离一段历史的奥秘。
李东阳在他的《麓堂诗话》中说：“蒙翁才甚高，为文章俯视一世。独不屑为诗，云：‘既要平仄，又要对偶，安得许多工夫？！’然其所作，如《公子行》《短短床》二曲，绰有古调。《留侯图》四绝句，句意
皆非时人所到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岳正的文章写的很好，诗歌创作功底也是不错的，但他不喜欢写诗，原因是写诗讲究格律，既麻烦又费时间。
其实，明代如岳正一样“不屑为诗”的士人不在少数，岳正的说法代表了他们的心声。那么，问题来了：以诗为本的古代士人，为何“不屑为诗”了呢？其根源，明人不屑为诗之故，乃“以经济自许，天下亦以此望之。”简而言之，就在于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
自隋开科举考试以来，历来重视明经理，通文史，晓词赋，科举中诗赋取士强化了诗赋发展的社会环境。唐代的进士科尤重文词，以甲赋、律诗作为考试的重要内容。诗赋最能显示士子的文学才华，其对士人的弃取起着颇为重要的作用，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内容的格局得以确定。同时，唐朝盛行行卷之风，即以诗文先贽见达官显要或文学名人，冀为其赏识延揽举荐，对科举中第也起了一定的影响。至宋，将进士分为经义和诗赋两科，尽管科考制度反复几次，但诗赋和经义两科进士至宋末不革。
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令开科取士，翌年二月举行会试。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初无定规。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1487），八股文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始由“经义”变为开考八股文，从此确立了明代科举的制度形式。
与前代相比，明代科举制度呈现出新的特点，即以经义为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为考试形式。其考试科目“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取士。”规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严格，限定字数，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这样，文学性的诗歌便作为无用之物被排斥在考试范围之外。所以，后人将明清的科举考试概括为“八股取士”，以与唐代的“诗赋取士”相对应。
八股文是明代的一大发明。它有着严格的组织结构，各部分有严格的规定，形式上强调对偶排比内容以阐述儒家经义为主，作者不能自由发挥。在文章语气上，八股文必须模仿古人的口吻，“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就是所谓的“代圣贤立言”。八股文的虚拟形式要求考生能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对考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要求比较高，也可以说通过八股文训练，考生的抽象思维得到提高，形象思维则会受到压制，而后者是诗人所应有的基本素质。
由于明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变化，取士路径愈加单一化。洪武三年，朱元璋下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这就堵死了其它的仕进途径，读书人与科举的依附关系空前加强。同时，明代的人口较唐宋剧增，而取士人数没有相应的增加。取士名额一科少则几十名，多也不过三百余名，这就加大了考生考取的难度。因而，士子们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来钻研八股文。


明代士人为何“不屑为诗”
《明状元图考》明·顾鼎臣、顾祖训撰


同时，明代规定“科举必由学校”，只有学校出身者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样，由童生而秀才，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每一过程都与八股文息息相关。所以读书人一辈子都耗费在四书注解和前人制义之中，其他经史子集与诗词歌赋一概不问。在明代，就连《文选》这样的著名选本，因与举业无关，竟被视为“嘲风咏月，污人行止”的杂书，以致很多士人生平未闻。其中原由，就是怕读了《文选》会迷上写诗。
万历年间的著名学者宋懋澄在他的《悔读古书记》中回忆，宋家“古今籍甚备”，但为了使其专心应付科考，兄长竟将这些藏书全部秘藏，而且家中仆人也参与监督，一旦发现他阅读与举业无关的书籍，立即没收。袁宗道回忆幼年时说，他偶有感兴赋写首小诗，便为塾师大骂，并警告他“且一邑引以为戒，孰敢再为之。”顾炎武也回忆自己少时见闻，偶有一二好学诗文的人，会遭到父师训斥，被视为“坎轲不利之人”。陈子龙的遭遇也是如此，他喜好乐府、古诗，只能偷偷摸摸地学，写的诗“藏之笥中，不敢示人”。正如李东阳所言：“夫士之为古文歌诗者，每夺于举业，或终身不相及。”
朱明王朝建立以来，出于整肃士习以利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明太祖朱元璋等大力推行儒学，将崇儒重道确立为基本的文化策略，作为该策略调整的一大步骤，首先将科举取士制度视为重点改造的对象之一，着力实施以经术造士的政策。对一般士子而言，入仕是出人头地的重要方式，也是自身价值的体现，士人趋之若鹜。这样，凡有意仕宦者，多以时文为重心，古文歌诗少有涉猎。如此，“科目取士难免偏向一途，于是“黜词赋而进经义，略他途而重儒术”，明代士人不屑于诗的状况当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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