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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怎样在避疫与亲情中纠结

2020-02-14 08:4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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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怎样在避疫与亲情中纠结

美国摄影家在清朝宣统年拍摄的中国农村照片 （图源网络）




清人怎样在避疫与亲情中纠结




乾嘉名士梁章钜在《浪迹续谈•温州旧俗》中，记录了当时温州遭遇疫病时期的情况：“又相传人家父母有偶染时疫死者，全家禁不举哀，入棺后，安置平地，亲属悉避往他处，三日始归。”对此，他给予了强烈谴责：“一为不慈，一为不孝，在僻陋乡愚，无知妄作，其罪已不胜诛，乃竟有诗礼之家，亦复相率效尤，真不可解，此所宜极力劝谕，大声疾呼者也。“
在传统中国，向以人伦为大道，以亲情为至上，以邻里互相帮扶为美德。千百年来，“问病送丧”的行为是民间普遍
现象。现在，人间亲情禁不起瘟病杀伤的考验，怪不得梁章钜拍案而起，大声疾呼。
其实，在清代疫病流行期间，人们出于避疫的心理，对病者家庭避而远之的现象，当时不少士人也在撰文严加谴责。如象山潘健山在《避疫论》中愤愤写道：“甚矣，习俗之偷非一端也，而其尤者莫过于避疫一事。……近时闾巷之间，偶染时疫，邻里挈家以逃，甚且父子相仳离，兄弟妻子弗顾，或至死亡，往往又子不能见其父，弟不能见其兄，妻不能见其夫，此其残忍刻薄之行，虽禽兽不忍而为，而谓人其忍乎哉？”
由此可见，当年社会上避疫与亲情之间的冲突何其尖锐。然而，今天来看，梁章钜、潘健山他们的观念是值得国人反思的。
如果说，防止疫病的隔离措施是强制的行政手段，那么，避疫可以说是一种民间的自发行为。所谓“避疫”，是指疫病发生后，患者的亲朋、乡邻有意避开患者以免自己被传染的一种做法。同时，也指疫病患者死亡后，亲眷乡邻惧怕被腐尸染上疫气而不依丧礼置办丧事，甚至弃死者于不顾的行为。
毋庸讳言，当年这种不近人情的避疫行为确实存在。在疫病猖獗之时，为了避免被传染，“虽亲友不敢问吊”、邻里举家外逃乃至尸体无人收敛的例子也不少。据同治年《霍邱县志》卷十六记载：乾隆五十一年（1786）夏，霍邱大疫，“民死十之六，甚至有阖家尽毙，无人收敛者”。光绪年《慈禧县志》卷三十一《列传八》记载：道咸时，慈溪有“邻人夫妇贫而病疫，亲戚走避”的情况。民国《剡源乡志》卷二十四《大事记•祥异》记载：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大疫，至九月至，死者甚众……亲戚不通音问”。民国《茌平县志》卷十一载：“光绪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地震，秋多痧症，医药不及，死者无数，城市尤甚，人畏传染不敢庆吊。”光绪三十三年（1907），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特尼河地方，蒙族牧民莎音额等数人，因剥食旱獭被传染，死亡5～6人，邻居逃迁一空。又据光绪年间《台东州采访册•风俗》记载，台湾台东土著“遇疫流行，则阖社尽迁于他处”。
然而，事实证明，对疫病不进行逃避，将会发生多么危险的后果！
据《清史稿》记载，江苏宜兴人贾锡成，其父贾映乾“遘疫卒”，“锡成痛甚，伏柩侧喃喃若共父语，梦中或欢笑，寤则大恸”，后终因染上疫病，在其父死亡五日后而卒。据光绪年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十一《祥异》记载：道光元年、二年（1821、1822），江苏昆新“夏秋大疫，民多骤死，乡村尤甚……问疾送殓，传染无已，甚有全家俱毙者”。光绪十三年（1887），宁夏盐池县平阳沟和大洋沟发生鼠疫，平阳沟共四户人家，一户罗姓染疫死亡，另三户远逃外地，未被感染。但邻村大洋沟的阴阳先生和罗姓亲友探视，结果大洋沟50～70户人家只有2人存活。光绪三十一年（1905），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的牧人在那金保拉嘎河地方，因捕捉病獭被感染。其余邻居赶快迁徙别处，故除传染了少数邻居外，遂未扩散蔓延。




清人怎样在避疫与亲情中纠结
（左上）清末大水灾后江苏等地灾民集结照片（右上）光绪年汉口协和医院照片
（左下）宣统年东北治疗疑似肺鼠疫患者医院（右下）清末广东泉州惠世医院前病人合影




自然，这也和当时不少地区的养病习惯有关。比如，病人居住之所窗户紧闭，而且燃点香烛，使室内空气秽浊，就可能加重病人的病情并波及旁人。清代俞根《重订通俗伤寒论》记载：清末的绍兴病家习惯，“凡病时疫，最怕鬼祟，但夜间红烛高烧，即日中于病室床内，亦必以多燃灯火为阳光。而满屋皆待病之人，骈肩并足，交头接耳，七口八嘴，汗露交流，岂知人气最热，灯火最毒，浊气多而清气少，即使无病者久居此室，亦必头目昏晕，胸膈气闷，况在感时疫之人乎！口鼻之所吸，肺胃之所浸淫，往往轻者重，重者即死，皆此等恶习惯阶之厉也”。至于当时丧葬旧俗，更是“易生疾病，害莫大焉”。在传统孝义思想的影响和丧葬礼仪的习惯力量的作用下，对瘟疫病人探疾送丧的行为是广泛存在的，这显然有利于疫病的传染。
对此“问病送丧”旧俗，清代著名瘟病学家熊立品先生在其所著《治疫全书》中呼吁：“温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移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莱；毋拾死人衣服。”尽管这种避疫的做法为正统道德的捍卫者们所不齿，但就对付疫病传播所起到的实际效果而言，这无疑是避免死亡和防止疫情扩散的唯一抉择。
当然，发生在清代老百姓为避疫以致不顾亲情的情况，是与清朝自上而下的卫生防疫体系迟迟不能建立起来有关。所以，一旦疫病发生和流行，则主要靠地方官府设立临时性的药局延医治疗，或者由民间医者自愿施药救急，其救治效力自然非常有限。疫情地区的病人在无法可施的情况下，要么寄望于古老的“建醮祈禳”以驱避邪气，要么干脆坐以待毙而亲朋邻里弃之而去。
趋吉避凶是人的天性，在传统中国，逃避作为民间对付瘟疫最本能的手段，虽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却是避免死亡的最好办法。人们在同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长期调适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中，必然存在着相当多非常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的内容，清代人的生活习俗中无疑也有不少对避免和抑制瘟疫有利的因素。这些避疫的做法，甚至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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