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到香港出版人“走出去”的借镜。不像台湾有2,300万人的市场，香港的出版产业一直有内需市场的规模不够这个问题。但也因为这个问题，以联合出版集团以及其中香港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香港出版人，从1980年代开始，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努力拓展版权的销售。
相对而言，台湾的人口及阅读风气，一直支持着一个不大但也不小的出版市场。解严加上与国际社会接轨之后，台湾引入大量的翻译书籍。早期，有人说台湾这是“拿来主义”，我不认为如此。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台湾需要“补课”的因素，需要大量填补过去戒严时期所没能出版的作品。这种“补课”，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
但是2000年之后，我自己也感觉到台湾的“拿来主义”日益明显了。付一笔预付款（虽然金额越来越高），可以取得热销全世界的顶尖作品，跳过自行开发作者与作品所需的漫长研发阶段，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诱惑。因而，台湾的“国际化”过程中，输入对输出之比越来越强。
如果需要证明，我会以台湾作家在华文世界引领风骚的程度当指标。1980年代，1990年代，台湾都持续在推出影响力可及于整个华文世界的重要作家与作品。但是近年来，即使台湾本土仍有新生畅销作家，但是对整个华文世界的影响力，则难以和之前的作家相比了。
现在既然台湾市场的本身在弱化了，台湾出版人不妨参考当年香港出版人往外开拓的精神。
香港出版界可以给我们的第二个借镜，在于他们对市场秩序的“自律”。联合出版集团，一方面固然以足够的规模成为出版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更难得的是，没有被自己的规模所引诱而逾矩行事，是“自律”的带头示范者。
相对于台湾出版市场在日益频繁又混乱的折扣促销下，连台北书展也逐渐失去现场销售的魅力，香港书展近年来却日益成为香港人的年度嘉年华盛会，就可以知道一个平素自律的市场的作用。
香港出版界可以给我们的第三个借镜，在于许多新生小型出版社的热情与行动。与台湾近年来无从讨论社会的价值观，这方面的出版也相对沉寂正好相反，香港越来越多中生代人、年轻人乐于思考自己社会的价值观，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