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洗澡爱刷牙，古人如此“讲卫生”
2020-02-28 13:33阅读：
“只要还有一粒米，不往人多地方挤；只要还有一个蛋，坚持不去超市转；只要还有一根葱，坚决不往菜场冲；只要还有一块肉，超市里面不露头；只要还有一口气，呆在家里守阵地！”一边是肆虐的疫情，一边是各种苦中作乐的段子，无奈也好，调侃也罢，信念只有一个：得把日子过下去！
这段与新型冠状病毒做斗争的时间，除了待在家中减少外出，按时更换口罩、保持良好的居家卫生和健康习惯外，“勤洗手”是做好个人日常防护的重要一步，也是降低感染最简便有效的方法之一了。
“勤洗手”，也是古人的金玉良言
中国古代习惯将疾病称为“疾疫”，其中“疾”是普通的、一般不具传染性的疾病，“疫”指流行性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有关报告指出，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疾病有48种，其中属于传染病的就有40种。
一直以来“勤洗手”都是我们保持个人卫生的金玉良言，古代也不例外。据考古学家考证，大约在2500年前，古人就以流水洗手，以避免双手交叉污染。为了不造成浪费，下面放着接水的器皿，这就是象形字“盥”的含义。
十堰博物馆藏春秋青铜盘匜，古代盥器。形如瓢，与盘合用，用匜倒水，以盘承接。
《礼记·玉藻》中记载：“日五盥。盖谓洗手不嫌频数耳。”说的是每天要洗五次脸，而洗手的次数那是越多越好了。勤洗手固然重要，但若是次数过于频繁，反倒成了一种行为“洁癖”。比如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对于洗手的执着，就超乎常人。作为书法家，米芾每日接触笔墨的时间很多，写字时难免会弄脏手指。据说每每到了饭前，米芾都要专门洗手十七八次。这种频率，如果放到现代生活，一只香皂恐怕用不了几天。
米芾的执着不仅在自己的一双手，因为爱干净过了头，他时不时就得将朝服拿出来清洗一番，以致衣服褪色严重，结果被弹劾私自损坏朝服，随即被罢官。因为这种原因被罢官，也是委屈得没谁了。
宋代理学家朱熹教导我们：便后必须洗手！衣服穿久了也要勤洗洗。
（“凡如厕必去其上衣，又必洗手，着衣既久不免垢腻，须要勤于洗洗。”——《童蒙须知》）清人李渔也认为，用香皂洗澡、茶水漱口，这都是应该的。
（“香皂浴身，香茶沁口，皆是闺中应有之事。”——《闲情偶记》）看到没，古人早就懂得保持个人卫生的重要性。
古人用什么洗手？
没有像现代花样百出的清洁产品，无所谓，古代人很早便开始运用天然资源洗脸洗手了。先秦时期，淘米水曾被当作洗涤用品，称为“潘”。而在谷物并不富足的年代，淘米水对普通人家来说可谓奢侈品了。有的地区，用“草木灰水”和着衣物进行清洗，可以去油污
（《礼记·内则篇》）。
为了提升清洁效果，古人寻找到了一种更为廉价的洗涤物质——皂荚。皂荚是一种颇为讲究的洗沐用品，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率先开始流行，上层贵族洗浴时都用。除了作为洗涤用品外，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还将其视作一种中药材，称皂荚可以医治咽喉肿痛、小便淋闭、胎衣不下等几十种疾病。作为一种纯天然肥皂，皂荚在古人所用洗涤用品中存在时间最长，一直到今天，偏远农村中还有人用皂荚代替洗衣粉来洗涤衣物。
古代是否有人工合成的洗涤用品？答案是肯定的，澡豆就是其中之一。南宋刘义庆曾把晋武帝女婿王敦不识澡豆一事，当作笑话写进《世说新语·纰漏》中。讲得是士族出身的王敦，在刚娶晋武帝的女儿舞阳公主时，上完厕所出来，婢女举着盛水的金澡盘，用琉璃碗盛着澡豆，本意是让他洗手用的，王敦却误以为澡豆是给他吃的，便把澡豆倒进水中饮用，还说是“干饭”。可见，澡豆在当时是相当高级的洗涤用品，连王敦这样的大人物都不识。从史料来看，澡豆也确是古代最高级的洗浴用品，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便记载了
唐代宫廷专用的“澡豆方”。
日本宽政戊午（1798年）千贺芳久精思堂仿乾隆聚珍版活字本的《御药院方》，其中记载了古人洗手的方子——洗手檀香散
勤洗澡爱刷牙，宋人如此“讲卫生”
古人很早就有爱干净、讲卫生的传统，定期洗浴甚至成为一种休假制度。秦汉时，已形成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大家放一天假，被称为“休沐”。而唐代是最喜欢洗温泉的，尤其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对洗温泉可谓情有独钟。
图为宋代《妃子浴儿图》(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北宋名臣蒲宗孟以爱好洗澡闻名，规矩甚是讲究，还有“小大澡浴之别”。据记载，他隔一天一小澡浴，用水三斛，使用仆人五六名;
隔两天一大澡浴，用水五斛，使用仆人八九名（据《宋史·蒲宗孟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出了名的不修边幅，常年不洗澡，身上长虱子，衣服就更不用提了。叶梦得《石林燕语》曾将王安石“经岁不洗沐”作为一件怪事加以记述，
表明洗澡在当时中上层人士中已经成为一种起码的卫生习惯。
而公共澡堂的出现，则是在宋朝以后，与之共生的一种职业，就是搓澡的。王安石不好洗沐，作为好友的吴充、韩维看不下去了，便定期相约王安石一起去公共浴堂沐浴更换新衣。古人重诺，在约束之下王安石不得不去沐浴，衣服也换得勤了，个人卫生有了很大的改观。
南宋时，经营浴室的商人组成行会，称“香水行”。此外，各大寺院也经营沐浴业，有些还特别设置了“汤池”（即温泉）。诗人苏轼就曾在安国寺沐浴，还和其子苏过一起享受过增城
(今广东增城)白水山佛迹院的“汤池”。
不过，当时不少大户人家会在家里建浴室，客人远道而来，主人往往会请客人先泡个澡，待洗去身上的尘埃，再开始设宴款待。
在宋代，夏天是每晚必洗澡的，即所谓
“每暑夕浴”。囚犯按规定，夏天也得5日一沐浴。而在不少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在江河中洗澡的习惯。
图为《华清出浴图》(清代康涛绘)
除了对洗澡情有独钟外，宋代人大多重视口腔卫生，不少人坚持早晚刷牙。牙刷的使用在当时已经比较普遍，临安街市上有售“刷牙子”，即牙刷，用“马尾之毛”制成。金子巷口还有一家
“傅官人刷牙铺”，则是专门销售牙刷的商店(《梦粱录·诸色杂货、铺席》)。此外，宋代还有揩牙粉、固齿药，以及“以补种堕牙为业”
(《剑南诗稿·岁晚幽兴》)的医生，专门替人镶补牙齿。据记载，有人“早晚揩牙”，结果“年逾九十，牙齿都不疏豁，亦无风虫”，并且
“食肉尚能齿决之”。在宋代，想要保护好牙齿，办法还是很多的。为保持口腔卫生，士大夫还会用鸡舌香，避免口臭。
宋代的牙刷，已经有现代牙刷的雏形了
古人对城市卫生的重视，超过你的想象
在古代，瘟疫是隔几年就会来一次，虽然古代人对疫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难以从机理上全面揭示疫病并提出科学的防疫措施，但一次次的实践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保持良好的周围卫生环境，同时注重自己的个人卫生，是可以减少瘟疫传播的。
早在商代，人们已经制订出了处理垃圾的法令。
如果居民将垃圾倾倒在街道上，就会受到斩手的严厉处罚。这一立法，维持到秦代。商鞅制定的秦律规定：“弃灰于道者刑。”唐代时，官府同样会惩罚乱扔垃圾的人，比如打六十大板之类，只不过不会再像先秦时那么残酷了。如果有关管理部门没有履行职责，将同样获罪并受处罚。
在经济文化、精神文明发展登峰造极的宋代，则出现了专职的环卫工人，而保持良好的公共卫生、家庭卫生，早已成为一项“全民行动”。为了搞好并保持城市清洁卫生，官府主要抓两条：
一条是垃圾及粪便的处理，另一条是避免城市饮水污染。
宋代临安街头，每天都有专人负责扫街、盘垃圾，
这些环卫工可以领到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城市里建有公共厕所，大户人家有私用坑厕，小民小户“只用马桶”。由于粪便是极好的农用肥料，各家住户都有固定的出粪人，他人“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至因此打官司，“经府大讼，胜而后已”。
这些城市中的垃圾、粪便，另有专门的船只负责搬运处理。不仅如此，每到新春时节，官府还会派人挨家挨户疏通沟渠，并负责将道路污泥“搬载乡落空闲处”（
据《梦粱录·诸色杂货》《梦粱录·河舟》）。到过临安城的马可·波罗曾感叹这里街道的干净、卫生，“任赴何地，泥土不致沾足”。
杭州一直有一批以开掘西湖为职责的士兵，负责保障城市饮水安全。他们“专一撩湖，无致湮塞”，保证西湖
“无垢污之患”。与此同时，官府出台严令：无论官民，在西湖中“不得抛弃粪土”、“秽污填塞湖港”，“或有违戾，许人告捉，以违制论”。
家庭卫生除了必要的清洁外，宋代各家各户还会想尽一切办法驱蚊、去虱、捕鼠、治蚁。宋时有不少地方蚊虫颇多，为防止蚊虫叮咬，有条件的人家点蚊香，熏蚊虫，临安城中以出卖“蚊烟”为职业的不下数十人
（《武林旧事·小经纪》）。为了清除蚤虱，人们大多采用药用植物。如，将芸草“置书帙中即无蠹，置席下即去蚤虱”；去除蚤虱的办法，还有以手捕捉、煮衣釜中、熨斗烙杀等记载。
灭鼠主要靠养猫。临安城中“养猫”很普遍，并有专门以提供猫食为职业的人。除了猫捉耗子外，临安城中还不乏卖“老鼠药”的“小经纪人”。
城市发展起来之后，如何处理“不事稼穑”的城市居民的大量污秽之物，成为头疼的问题。唐宋时期，出现了以集中清理城市垃圾、粪便并贩卖到乡下为职业的人，还有人因此成为巨富。
明清时期，粪土贸易更不必说。清乾隆时期来访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成员斯丹东爵士，在其所撰的访华见闻录中写道：“中国人非常注意积肥。大批无力做其他劳动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身后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两边，到处寻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废物……中国人把这种粪便积起来，里面掺进坚硬壤土做成块，在太阳下晒干。这种粪块可以作为商品卖给农民。”有了这种经济杠杆，大量的粪便垃圾处理就不再是困扰城市环境卫生的问题。
本文内容综合自《中国大通史》及网络
《中国大通史》
曹大为 商传 王和 赵世瑜 总主编
精装 16开
学苑出版社 出版
本书是一套详细、系统地反映史学界改革开放40年来研究成果的中国通史著作。由史学界权威学者倡议，戴逸、张岱年、季羡林、钟敬文、侯仁之、顾诚、丁守和等20余位学界前辈任学术委员，180余位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著名学者参与撰著编辑。
全书以中国历史时序排列，分为史前、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1644—1840）、清（1840—1911）、中华民国，1700
万字。全书各卷均以综述与治乱兴衰、经济、国家控制、社会结构、精神文化、社会生活等六编构成，以专题形式叙史，后附主要参考史料、历史纪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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