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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林超民:但开风气不为师(上)

2020-08-03 15:53阅读:
林超民,云南大学教授,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 ;198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云南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系主任、西南古籍研究所所长、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副校长、巡视员;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被评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获国务院专家津贴,1998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2011年获红云教育功勋奖,2014年获云南省政府2013年度云南诤言奖。
王春桥,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西南古籍研究所教师。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一个民族史专业博士
王春桥 :林老师,您好!我们先从您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谈起。请问您是何时进入历史系学习的?当时历史系的专业设置和教学工作是怎样的?
林超民 :我是在1962年9月从边城腾冲考取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当时历史系本科只有一个专业,即历史学专业。1959年,云南大学历史系创办了中国民族史专业,这是中国第一个民族史专业。
20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1961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学裁减专业,历史系不能再办民族史专业,只是在三年级开设“专门化”或“专门组”。我们入学时,国家大规模压缩招生人数。历史系从每年招收100人左右,压缩到30人。我们1962级原定招收30人,实际招收了32人,增加了两位调干生。当时历史系一、二年级上基础课。三年级分“专门化(组)”。当时一共分为中国古代史 / 中国古代经济史专门组、中国近代史 / 经济史专门组、 亚洲史 / 东南亚史专门组、欧美史 / 苏联史专门组等。专门组虽然多,但要看有多少学生选修,如果选修的少于5人,就不开设。所以我读书时, 只有中国民族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3个专门组。一个组10个人左右。1965年9月,我们进入三年级,开始分专门组。不久历史系投入到动荡不安的年代。1970年5月我被分配到西双版纳省属勐海茶厂当工人,1973年3月到勐海中学(后为第一中学)教书。1978年9月我考取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师从方国瑜教授研究中国民族史与云南地方史。1981年
9月毕业,留在历史系中国民族史教研室任教。
【对话】林超民:但开风气不为师(上)
林超民在方国瑜教授指导下完成博士课程
1982年9月我考取中国民族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继续在方国瑜教授的指导下研修。1983年12月 24日方国瑜先生辞世。我在江应樑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985年5月底通过答辩,成为中国民族史专业第一个博士。当年 8 月我被学校任命为历史系副系主任。
敢为天下先
王春桥 :1985 年 8 月,您担任云南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后,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林超民 :对于担任历史系副系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我报考研究生, 就是一门心思要做学问,希望成为方国瑜、江应樑先生那样为国家做出创新成就、培养优秀人才的大学教师。我考取研究生后,方国瑜先生就希望我认真读书、专心治学。江应樑先生在我的毕业生登记表的导师意见一栏专门写上“他是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有望在民族史研究中做出创造性成果,希望不要让他担任行政事务工作,影响他的研究与教学”。但是,既然任命书下达了,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将副系主任的工作承担起来。
当时,历史系的主任是赵瑞芳教授,他是继张德光教授后,历史系第三任系主任。第一任系主任是方国瑜教授。赵瑞芳教授从事欧美近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她主持全面工作。第一副系主任是张鑫昌老师,1963年他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民族史专业,毕业后到云南省外贸局工作,1978年调到历史系执教,主要跟随马开樑先生讲授“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部目录学”等课程。他负责历史系的行政、财务、教学等工作。我负责历史系的科研工作。我自己跟随方国瑜、江应樑先生做了3年硕士研究生、1年学术助理、 3年博士研究生,对于研究有所体会,有所认识。
云南大学历史系在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上有长远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每个教师在科学研究上都有特定的方向、出色的成果。为及时反映教师们的科学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研究,我决定仿照上海《中华文史论丛》的方式,编辑出版《史学论丛》,每年一辑,汇集老师们的学术成果,向学术界、向社会展示我们的科研成就。当时历史系的经费很紧张, 出版一辑,印一千册,要一万多元,约占历史系总经费的四分之一。但是, 赵瑞芳主任大力支持,她说宁可在其他方面紧一点,也要全力把这个“刊物”办起来。经过多方努力,1986年《史学论丛》第一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免费投送全国高校图书馆、各省图书馆、高校历史系,同时也成为历史系师生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的园地。第一辑不到20万字,可是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有几篇文章收编入《新华文摘》的学术论文目录。我们坚持每年编辑出版一辑,每辑约30万字。云南大学出版社成立后,就转到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史学论丛》对于推动科学研究,培养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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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
在张鑫昌副主任的倡导下,我们决定在历史系创建档案学专业。当时,全国高校中开设档案学专业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一家。全国各地的档案管理人员大多没有受过档案学专业的训练。全国各地档案馆急需档案学的专门人才。我们与云南省档案馆一起申报档案学专业,很快获得国家教委的批准。1986年初云南大学在历史系正式成立档案学专业,1986年下半年列入招生计划,9月云南大学档案学第一批新生入学。在创办档案学专业的过程中,当时担任科研秘书的杨寿川老师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为档案学系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我们做史学研究的离不开图书馆。可是我们图书馆的管理比较落后, 缺乏专门的图书馆学人才。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很多老师、同学到图书馆都感到查阅难、借书难。当时全国只有两个学校有图书馆学专业,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是武汉大学。通过调研,我们发现云南各地州市县都建立了图书馆,需要很多图书馆专业人才。为了拓宽历史系的办学路子,改变历史系招生难、分配难的困境,我和赵瑞芳主任、张鑫昌副主任一起研究,决定创办图书馆学专业。为此,我查阅了许多图书馆专业的书籍,做了不少功课,编写申报图书馆学专业的报告。记得当时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云南省高校图书馆和资料室有30多个,县以上图书馆130多个,对图书管理人员的需求量不小。1987年我们向省教委、国家教委开始申报图书馆学专业。1988年初,国家教委批准我们在历史系建设图书馆学专业,1988年9月正式招生。
人才辈出的云大历史系
王春桥 :您对云南大学历史学的传统优势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做了很多工作。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林超民 :历史系是云南大学最有特色、最有成就的单位,在国内外都有较好的声誉。历史系最有特色的优势学科是中国民族史专业。从1957年9月方国瑜先生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到1965年培养研究生三届7位。1961年云南大学历史系在方国瑜先生的领导下创办了中国民族史专业,并招收约40名学生。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中国民族史专业。当时, 中国民族史专业的师资阵容很强,有方国瑜、杨堃、江应樑3位教授,还有杜国林、熊锡元、章峰3位讲师(当时讲师列入高级知识分子行列),助教有木芹、张群辉等。1981年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获得全国唯一一个中国民族史博士学位授权点,培养了中国民族史专业第一个博士,出版《中国民族史》并获得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培养第一个外国硕士、第一个外国博士。云南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专业也有较好的学术传统。马开樑教授的先秦史、秦汉史、历史文献学,在云南省居领先地位。他培养了云南省第一个文献学硕士,就是陆韧教授。后来有文明元教授、李兴和编审、刘景毛研究员、宋永平研究员。他们在中国历史文献的研究与人才培养上都做出了成就。罗秉英教授在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中成就卓著。朱惠荣教授是徐霞客研究的顶级专家,在历史地理研究与教学中贡献突出。
在中国古代史专业中,李埏教授的唐宋经济史最有特色、最有成就。1956年李埏先生在《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发表《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一文,首次对土地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私有制做了科学的区分,进而分析了土地国有制的起源及其与地理环境、农民大起义和中央集权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我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和残余的村社所有制多种形态同时并存,互为消长盈缩。文章甫一发表,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由于李埏先生在土地制度史等方面的成就,云南大学经济史在中国史学界异军突起,在1981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在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李埏先生培养了林文勋、杜娟、邢铁、龙登高、黄纯艳、廖坤和、 武建国等优秀的博士,他们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后起之秀和领军人物。
【对话】林超民:但开风气不为师(上)
李埏教授
20世纪90年代初,云南省教委评审重点学科。我们组织申报中国民族史与中国经济史两个学科。一开始是申报唐宋经济史。我认为唐宋经济史,历史时段较短,最好以中国经济史来申报,于是我们组织了杨兆荣(秦汉)、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李埏(唐宋)、李英华(元明清)、董孟雄(近代) 几位教授共同申报。在学科队伍的组建上,我们做了不少艰苦细致的工作。云南大学第一次就申请到四个专业作为云南省重点学科,历史系的中国民族史与中国经济史成为云南省首批重点学科,占云南大学重点学科的二分之一。
在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上,除了印度史、非洲史外,在欧美史建设上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例如,我们选派1981年毕业的留校任教的青年女教师许洁明到英国剑桥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她回来后,又支持她到南京大学师从英美史专家钱乘旦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我与学校科研处副处长施本植教授一起争取到欧盟资助的一个欧洲研究项目,每年有20万欧元的资助。我们在云南大学成立欧洲研究中心,请许洁明教授担任欧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先后派许洁明、肖宪、朱望、郑维川、张荐华等青年教师到欧洲做一年或半年的访问学者。许洁明成为云南欧洲研究,尤其是英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云南大学的欧洲研究、英国史研究逐渐在全国高校中得到重视。我们从云南师范大学引进何明教授,他在东南亚史,尤其是泰国史研究上成绩斐然。我们支持他申请美国福特基金的亚洲人研究亚洲项目,得到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到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潜心研究泰国历史,取得十分可喜的成就。
王春桥 :现在云南大学的历史基地班在全国历史系中有重要地位。许多国家重点大学的历史系都乐意接收云南大学历史学基地班的保送生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请问云南大学历史学基地班是如何办起来的?
林超民 :20世纪90年代文理科的基础学科普遍存在招生难、分配难、 经费难等问题。基础学科出现萎缩趋势。历史学出现所谓“史学危机”。有的教师不安心在历史系教书,甚至有人说,要跳出“屎坑”。为改变基础学科的困境,教育部在理科建立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接着建立文科人才培养与基础学科基地,在文、史、哲三大门类各建设10个“基地”。教育部的文件下达我校,距离申报截止日期不到5天。我夜以继日填 写申报表。我在填写申请表格的时候,实事求是地陈述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基本状况,这就是:具有长远的历史、优良的学术传统、丰富的学术资源、整齐的老中青学术梯队,丰硕的学术成果。我特别强调,云南大学历史系的特点,就是边疆研究。早在1941年云南大学就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由方国瑜教授主持,出版《西南边疆》杂志、西南边疆研究丛书,在边疆研究上居于全国先进地位。创建中国第一个中国民族史专业,是全国第一个中国民族史专业的博士学位授权点。我们在东南亚、西亚的历史研究上同样处于先进地位,在云南地方史研究上更是人才济济、成果多多。我在评审会上的陈述,讲了云南大学历史系的独特性、先进性、不可替代性。经过几轮的认真论证和严格评审,我们云南大学历史系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被大家一致评为国家“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评上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后,历史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彻底改变了云南大学历史系招生难、经费难、就业难的局面。
第一,历史基地班建立以后,就保证了生源,几乎都是第一志愿的优秀学生。第二,国家的支持,为历史系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国家每年给基地班投入30万元的建设经费,学校再配套30万元,尽管经费并未完全落实到位,但经费已不再成为制约我们发展的问题。第三,我们在基地班建设后, 学生的专业知识系统深入、全面扎实,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可以保送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攻读硕士学位。其余的学生报考研究生大多能够以高分录取。毕业后的就业不再成为问题。成为国家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后,我们重在建设,加强了学科建设、学位点建设,在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上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在后来的评估中,我们都获得优秀。
不信东风唤不回
王春桥 :您在历史系还创办了社会工作专业。请您谈谈社会工作专业是怎样创办起来的。
林超民 :方国瑜教授辞世后,江应樑教授是我的指导教授。他长期从事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1948年受聘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54年社会学系撤销,他先在生产科,不久到教务处工作,1956年前后到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任教。江应樑时常对我说,社会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治和乱、盛和衰的原因,揭示社会达到“治”和“盛”的方法和规律的学问。社会学对于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云南大学应该恢复社会学专业,进一步组建社会学系。
1983年、 1985年我两次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拜访杨堃教授。杨堃先生1921年以优秀成绩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同年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他先学理科,取得了理科硕士学位。1926年暑假后,杨堃转入文科,从师汉学家古恒教授, 着手准备撰写文科博士论文。1928年底完成博士论文初稿《祖先崇拜在中国家族、社会中的地位》。接着杨堃赴巴黎大学进修,师从著名汉学家、社会学家、神话专家葛兰言教授,随后又到巴黎大学民族学学院攻读民族学、 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史前考古等课程。1930年夏杨堃回到里昂大学,获文科博士学位。1947年寒假,杨堃先生到云南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是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第三任系主任。第一任是吴文藻,第二任是费孝通。1950年后,杨堃致力于建设新中国的社会学、民族学。1954年,社会学系撤销, 杨堃先生转入历史系任教授,1954年,参加云南省民族识别工作,1956年参加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撰写了调查报告,1959年,参加了云南彝族简志的编写工作。
【对话】林超民:但开风气不为师(上)
1924年7月,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成员送周恩来归国合影:前排中为周恩来,后排右二为杨堃
杨堃先生反复对我说,撤销社会学系是不对的。云南大学有深厚的社会学根基,应该尽快恢复重建。我把他的意见带回学校,向领导汇报,但被置之不理。可是他的话我时时记在心里从未忘怀。
1987年人类学专业获得国家教委批准,1988年招生。1988年筹划申报社会学专业。那个时候,江先生还健在,他也督促我要把社会学恢复起 来。在江应樑先生的指导下,我撰写了申办社会学专业的报告。1989年3月我们开始社会学专业的申报工作。当时参加申报工作的青年教师殷永林引用宋人王令《送春》的诗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表达我们申报社会学的决心和毅力。 然而,受种种非学术的因素影响,国家教委认为不宜再批准新的社会学专业。
王春桥 :云南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又是怎样办起来的?
林超民 :1990年,我收到了美国欧柏林学院的邀请,去做访问学者。1990年10月到美国去了。我也在欧柏林学院指导美国博士生做中国历史研究。我在欧柏林学院看到了一个专业,叫作社会工作专业(social work)。 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个专业。我十分好奇,就到社会工作系去了解。社会工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专业,是帮助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一个专业。 社会工作在美国是一个热门的专业,美国的老师说无论国家景气或萧条,都需要这个专业。它去帮助贫困的人、残障的人,退伍的军人等等,帮助他们生存、发展,融入社会当中。我去图书馆看了不少社会工作专业的书,买或复印相关书籍,知道了什么是社会工作、如何做社会工作、怎样开展社会工作。我还到俄亥俄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 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了解人家如何办社会工作专业。我觉得在中国社会工作刚刚起步,现在云南没有这样的专业,可是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将越来越重要。这个专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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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民教授
1991年3月,我从美国经过中国香港时,也到一些大学了解社会工作专业与社会工作者的相关问题。回到云南大学,就跟学校说,社会学专业不能办我们就办社会工作专业。当时在中国只有两个学校有社会工作专业,一个是南开大学,另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学院。我们云南大学要争取做第三个,我就写申请报告送到学校。当时学校教务处的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以为是学校中的学生会的工作,组织社会活动的工作。我说不是,社会工作是帮助弱势群体,帮助穷人、失业的人、困难的人,用现在的话就是扶贫 帮弱。经反复论证,学校同意后,报到省教委,我又到省教委论证。最后报到国家教委。国家教委很快批准了我们设置社会工作专业的报告。我们是继南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学院后的第三家。现在社会工作发展很好了,变成了社会工作学院。云南大学的社会工作系、社会工作研究所与香港合作,在社会工作的实践中做出成绩,成为国家民政部、云南省民政厅非常重视的一个专业。云南大学社会工作在全国都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专业。为了办好社会工作专业,历史系有的教师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学习社会工作的专业课程,开出相应的课程。我专程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找到1988年毕业的云南学生邢薇。她是个旧市一中的学生,1984年云南高考文科状元。我请她到云南大学任教,后来送她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读硕士研究生。还引进了一个向荣,她原来是云南大学外语系的教师,到美国学习社会学,回国后就调到云南大学做社会工作,取得了优异成绩,为此,她在2015年获得了“兴滇人才奖”。
(未完待续)
【对话】林超民:但开风气不为师(上)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对话】林超民:但开风气不为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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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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