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孩676分报考的北大考古学，专业魅力何在？
2020-08-10 17:32阅读：
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发生了
并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排行榜第二
这次，不是什么重大考古发现
而是因为学生报考专业而引起的广泛争议
7月23日，湖南耒阳的留守女孩钟芳蓉考出676分的好成绩，湖南省文科第四名。钟芳蓉因为喜欢历史，选择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众多操心的网友认为考古学没有“钱途”，认为小姑娘做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
对此，钟芳蓉说回应说是因为从小喜欢历史和文物，并且受到樊锦诗先生的影响才选择了考古专业。
一时间，考古圈各路大佬纷纷开启护犊子模式，用实际行动来欢迎考古圈小师妹，各省博物馆及考古研究所联合赠送的礼物羡煞旁人。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考古汇：赠《山西珍贵文物档案9》一本+山西省考古研究院t恤一件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赠《#发现湖南#系列丛书》一套
+湖南文物贴布绣一套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张瑞
：赠《再见经远—2018中国水下考古“经远舰”调查工作纪实报告》作者签名盖章版一本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君：赠江口沉银三件套
《江口沉宝》文物图录+定制版手铲+同款冲锋衣
@沈阳博物院：赠《新乐文化论文集》一本+新乐遗址史上第一款木雕鸟的钥匙扣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岩@考古大家谈：送出《解读南海I号-打捞篇》一本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考古：赠《黄淮七省考古新发现2011-2017》《考古河南》+定制标尺1套，手铲1把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考古：赠《早期秦文化系列考古报告之二：清水刘坪》《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一本
@湖北省博物馆 ：赠方勤馆长签名本《曾侯乙》图录一本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赠《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一本，《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一本
@广州考古：赠送《广州考古六十年》和《广州出土珠饰研究》各一本
评论区早已酸成一片：被全国考古界宠起来的小女孩，有一种考古圈晚来得女的感觉！
考古学，毫无疑问，的确冷门。
考古人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往往出自著名的学府，却像老农一样在土地里挖掘寻找。
树林里有两条路，而他们却选择了人迹罕见的一条。
张承志说：“他们直面日常工作的辛苦与琐碎，奉献给人们的确是废墟上的辉煌与田野里的诗意。”
回归专业学科本身，考古学真正的魅力在何处呢？往前追溯一下，或许先辈的考古人能够给我们一些回答。
民兵携带枪支陪伴着考察队员，图为汪宁生在考察沧源岩画途中
考古调查和发掘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在先辈们的田野工作的时代。不同于今天年轻人调查，出必专车，住必宾馆，餐有美食，日有补助，老一辈的考古学家调查时的交通和生活条件绝非我们所能想象。
所行之处，无不是偏僻乡野，除了日常汽车、马车、拖拉机、渡船几种交通工具之外，还有“11号车”（这是当时考古者们对走路的俗称），才能达到目的地。
偶尔寻得住宿之处，因住处的被褥多时不换，夜间“五鬼（虱子、跳蚤、臭虫、蚊子、老鼠）大闹”，也都是家常便饭。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是什么力量支撑前辈们一直坚持民族考古学的调查呢，这也是考古学家汪宁生先生经常回忆的问题。
为名为利吗？这类冷僻的研究工作，好不容易写出一点东西，究竟有几人阅读？能出多大的名？又能带来多大的利益？
为了谋生吗？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算在高等学校中有了安定的工作，教书以外坐在家中随便做点研究，不必耗费精神，即可安稳地度过后半生，何必还要千方百计争取一切机会下去调查？
考古学家汪宁生先生认为，支持毕生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动力就是兴趣，就是想将头脑中的疑问求得解答的愿望。当你调查有获，久思不得其解的某个问题豁然冰释，或者发现意想不到的新鲜材料，那份愉快和兴奋实非语言所能形容。这时，调查中所受之苦便会一笔勾销。
比如汪宁生先生研究工作中的“得意之笔”，对羊骨卜问题的发现。
中国远古文化遗存经常发现卜骨，占卜方法迄今未能做出很好的复原。当看到西南好几个民族仍然会用羊肩胛骨进行占卜时，似乎使人一下子回到了远古时代，看到古代“贞人”是如何行卜的。
凉山彝族卜骨，西南民族的占卜用具与远古文化遗存中经常发现的卜骨似乎是同一种的巫师道具
汪宁生先最早是1960年在凉山布拖县彝族之中发现这一习俗的，当时还没掌握正确的调查方法，未能记录下太多有用的材料。1962年，汪宁生先在云南永胜县调查他鲁人，请巫师表演其全过程，始知很多细节可与《史记·龟策列传》相印证。如祷祝要备祭品，他鲁人撒米，《龟策列传》记载古代用“梁”和“卵”。又如祷祝词之结构，两者都是先颂扬占卜材料之有灵，次言卜问之事，再言吉或凶各出何种卜兆。又如卜兆部位，两者都有“天（上）”“地（下）”“主（内）”“外”之类名称，等等。
凉山彝族巫师演示羊骨卜方法——一种跨越时空的巫师问卜习俗
《龟策列传》这篇文章在《史记》中自来视为“烦芜陋略”“言语最鄙陋”，难以卒读，调查之后能释其十之八九。原来其中除杂七杂八地叙录占卜的掌故、著名的卜者和卜例外，还记录了像他鲁人占卜前念的祝祷词，又包括像纳西族占卜后用以验兆的卜书，而且应该是两部卜书合抄在一起。《龟策列传》虽是记载古代鬼卜的情况，龟甲卜与远古骨卜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而远古骨卜与西南民族骨卜之俗无疑属于同一类型。
他鲁人巫师演示羊卜方法。他鲁人，亦称“他鲁苏”，是他留人的俗称，系彝族支系。
特别是卜兆出现之后巫师用黑灰在其上涂抹一番使裂纹清晰显露，使我懂得古代占卜“史定墨”、“史占墨”的“墨”字确切含义，原来“墨”就是用黑灰显兆，然后由负责占卜的“史”字来决定吉凶。几千年来聚讼未决的问题可由此得到确解，何快如之！
以后每到羊骨卜曾经流行的地方，便继续进行调查，积累了很多材料。最后一次是1985年10月在西昌，由熟悉彝情的前彝族土司岭光电先生作报告人，彻底解决了脑中的疑问。这些问题也是甲骨文专家时常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同一件事要问多少次？为什么甲骨有成坑埋葬的现象？“卜”字像卜兆之形而“卜”字之音是否源于甲骨烧裂之声？等等。
调查结束前汪宁生先把学会的占卜方法像一个彝族“毕摩”一样在岭光电先生面前从头到尾做了一遍，看自己是否真正掌握，最后他说：“行了，你如会说彝话，也可替人烧了，得喝酒了”。
汪宁生认为这一生不可能有什么轰轰烈烈大事可供回忆，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不曾有过什么“辉煌”，而像是这些考古发现带给自己的喜悦，确是终身难忘。
本文部分图文摘编自《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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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2》
通过老一辈考古学家对自己考古生涯的回忆，讲述曾经经历的大事、难忘的记忆、生活的艰辛、发现的喜悦，使普通读者能够借此走进中国的草根乡土以及古代历史与文化殿堂，走进考古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一次异样的文化与心灵之旅。《考古老人和他们的故事2》收入了考古人在民族考古学调查研究、寻找秦帝国的都城咸阳中的探索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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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宁生集》
《汪宁生集1》：
第一卷收入《民族考古学论集》及《古俗新研》两种，是汪先生以自己所倡导的民族考古学方法即三种或多重证据法研究问题的实践，是他投入精力多的研究重点。前者包括民族考古学理论方法和若干专题研究；后者是以民族学资料探索中国古史上疑难问题乃至考释古文字的尝试。
《汪宁生集2》：
第二卷都是有关云南考古和古史的论著，收书三种。《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国崖壁艺术的第1本专著，介绍和研究作者本人在云南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现在沧源崖画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南考古》是对云南从古至今考古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则是作者对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的考古学和民族史上一系列专题研究的结集。
《汪宁生集3》：
第三卷属于文化人类学的范畴，收书四种。《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原是作者的讲稿，向初学者介绍西方文化人类学科学的调查方法，兼及自己在中国西南地区田野工作的经验。《文化人类学论集》收入论文中有作者对国内外民族进行调查或短期考察的记录，也有以较新的人类学视野观察中国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后提出的意见。后者多是参加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作者自谦在这方面是“半路出家”、“基础甚差”，然它们多有英丈本问世，在国外仍有一定的影响。《铜鼓与南方民族》是以文化人类学观点对中国南方重要文物——铜鼓的专题研究，其中包括作者对佤、壮、水、苗等族现仍在使用铜鼓习俗的调查成果，为前人所未曾注意的崭新资料。译著《事物的起源》是一本人类学名著，原作者为德国人JuliusE.利普斯，全书深入浅出，文字风趣幽默，自中译本问世以来，已出了第三版，至今风行不衰。
《汪宁生集4》：
第四卷收入作者的日记、序跋及自编年谱等。《西南访古卅五年——民族调查日记选辑》及《始信昆仑别有山——海外游学日记选辑》两种日记，除保存大量有用的科学资料外，还包含作者从国内偏僻地区到国外发达国家的所见所闻，从后进民族的奇风异俗到文明古国的文物古迹的生动描述，其中既有世界各地轶闻奇事，也有对中国社会弊端的分析，应属于雅俗共赏的读物。此外，我们还请人搜集历年报刊上发表有关汪先生及其作品的评介，附于全书之后；又从汪先生手中保存的一些著名学者给他的来信中，选择若干封有学术内容特别对他著作有所评论的，一并收入，供读者阅读《汪宁生集（套装全4册）》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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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考古人的日记》
本书约20万字，黑白图片约50幅，是一个非著名考古学家一生考古生活的记录（自1956年参加工作至2016年退休），客观、真实地揭示了一个普通考古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与当地人的交往，以及同事间真挚的情谊，时代的遗痕从零碎、片段的记录中隐约可见。本书以一个普通考古工作者的独特视角和情感，描述了20世纪50至90年代中期中国考古学者这个特殊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提供了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样貌，“是从个人角度记录的一个时代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著名考古学家、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语），具有样本的意义和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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