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文脉之上的时代风骨,用一生追求着中国学者最庄严的使命

2017-12-06 13:24阅读:
方东美先生方东美先生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他是一个矛盾的人……
他出生于中国最传统的文化世家,却能说一口让欧美学者都叹为观止的流利英文;
他厌恶美国,却偏偏保送到美国留学,而一生的研究和访学都与美国有不解之缘;
他穷困一生,一套西装补了又补,却经常为了买书而花掉身上最后一元钱;
他一直努力远离政治和官场,却被蒋介石视为老师,与毛泽东多有交往;
他培养的学生,既有研究西学的世界一流专家,又有纯正的现代新儒学旗手;
他在家学渊源上是个儒家,在资性气质上是个道家,在宗教兴趣上是个佛家,在治学训练上又是一个西方哲学家;
他,就是被东西方学界誉为20世纪中国“伟大的哲人”的诗哲方东美!
方东美教授是中国当代一位伟大的哲人;可惜其著作译介到西方者太少!
——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哈耶克
他是我们当代一位伟大的学者兼良师。作为一位哲学家,东美先生不愧是体现了他自己的人格理想 ——集诗人、先知、圣贤三重复合的人格于一身。
——美国哲学会1967年度风云人物奖及终身成就奖得主 韩路易
本文将带你了解傅佩荣教授恩师——方东美先生的璀璨一生。

“桐城,姓方的”
20世纪60年代,台湾大学的校园里曾发生过这样的一幕:
一天,一名学生为了某个问题去请教哲学系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作了解答。不料,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对同样的问题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无奈之下,学生只好跑去找这个哲学系的教授,请他再次确认自己的答案。
这个教授得知事情的缘由后,毫不犹豫地答复道:“请转告他:这是你老师讲的!他若问你,你的老师是谁?你告诉他:姓方;哪里人?——安徽桐城。那就够了!”
这是哪位教授,竟然对自己的学问这么自负?
他当然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因为这位教授就是被誉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新儒学八大家之一的方东美。

通过方东美的回答,也能够知道他的自负与骄傲恐怕与他的姓氏和桐城人的身份是分不开的,这源自于对方氏家族家世家学和桐城文化的自豪。
1899年,戊戌变法的后一年,安徽桐城一户方姓人家迎来了家中的一位新成员,也许这个姓氏,这个出生地,就已经决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桐城,被称为“文都”,之所以得到这个称誉,与绵延清代二百余载、执文化之牛耳的“桐城文派”密切相关。受此影响,桐城的书香门第、耕读世家比比皆是,硕学通儒,接踵而出。明末以来三百年间,高中进士者竟达二百四十人之多,更有“三年两状元”的科场传奇。
方东美就出生在这样的文化之都。
方氏家族是桐城赫赫有名的文化世家,被称为“仅次于曲阜孔氏”的“中国第二大文化名门”,而方东美就是这个家族的成员,“桐城文派”的奠基人方苞是他同宗不同房的祖辈。
方苞是清代散文家,桐城派散文创始人,与姚鼐、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方苞是清代散文家,桐城派散文创始人,与姚鼐、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
方东美幼年颇为坎坷,还不到两岁父母就先后去世了,被两位兄长抚养长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方东美从三岁时开始读《诗经》,十二岁时就读完了十三经,家学熏陶和儒家经典的积累为他日后成为国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方东美稍大一些的时侯,他那个思想开明的二哥,把方东美送入了新式学校——桐城县立中学读书,方东美一方面继续接受着传统的方氏家学的熏陶,另一方面同时进入新式学校接受现代教育的洗礼。
家学渊源让方东美在上学时如鱼得水,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尤其是国文课,作文常被评为全年级第一;在这里他还认识了一位好朋友,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美学家的朱光潜。
美学家朱光潜(1897-1986)是方东美在桐城中学的同学美学家朱光潜(1897-1986)是方东美在桐城中学的同学

人呼“方怒美”
1917年,方东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美国在华开办的最好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姊妹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金陵大学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姊妹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
由于自小熟读经典,家学渊源深厚,国学素养出众,方东美进入大学后,很快就崭露头角,并赢得了中国文学课老师、国文系主任刘伯明教授和另外一位徐姓教授的赏识。
后来这两位教授离开时,跑去见校长鲍文博士,郑重建议:今后若是金大想聘请教中文的教员,一定要先经过方东美的同意。
这位鲍文校长倒也相当可爱,而且为人开明,知道自己对于中国文化是外行,居然接受了两位教授的建议。须知方东美此时年仅19岁,不过是金陵大学的学生而已。
让学生决定老师能否担任教职,古往今来恐怕找不出第二例了!
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证明了这两位教授对方东美的欣赏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两位教授离职后,金陵大学新来了一位国文教授。新来的教授学问做得不是很好,却为方东美他们开了一门《诗经》课。仗着教授的名头,换作其他学生,可能也就被这位老师糊弄过去了。可是,这位教授要面对的是方东美。
所以,在《诗经》课的课堂上,伴随着国文教授干巴巴的讲课声,教室里不时会传出声音:“错了!”“又错了!”教授开始时不加理会,仍然照讲不误。
但是,下面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教授终于忍不住了,感觉到自己的师道尊严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停下来,怒问道:“谁说我讲错了?那你来讲!”
这时带头捣乱的方东美顽皮地答道:“我们没有义务替老师代讲。因为我们没有接聘书,也没有受薪水。”教授可不答应了,坚持一定要学生讲,否则就要加以惩罚。
于是,最有资格的方东美当仁不让地站了起来,走上讲台,将教授讲解错误的段落顺序指出,然后一一给予订正,全班同学听得津津有味,而国文教授则面如土色。结果,国文教授的课再也开不下去了,同学们纷纷退选了《诗经》课。
不过,方东美捉弄老师、挑战课堂,固然有些不通世故、年少轻狂,却也不是一味地无理取闹、刻薄刁钻。就拿他捉弄的国文教授来说,也只是对事不对人。
方东美在金陵大学虽然“调皮捣蛋”,但从未忘记对知识的学习和学问的追求,也因此在校期间担任了中国哲学会主席和金陵大学学报《金陵光》的总编辑。《金陵光》博采中西之长的办刊宗旨,对方东美日后中西结合、旁涉诸家的治学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
方东美虽然在校期间专注学术,但却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还参与创建了“少年中国学会”,其宗旨是“本科学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毛泽东、张闻天、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在当时都是其成员。
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第三排右起第三位为方东美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第三排右起第三位为方东美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方东美通过“少年中国学会”的力量带领南京高校的学生罢课,有力地配合了北平,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

不媚俗,不盲从,不赶时髦
方东美成长的时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特征不可能不对青年方东美产生影响。中国的现实让他觉得中国要想摆脱落后,迎头赶上,就必须要了解西方列强;要想了解西方,首先要了解西方的哲学文化。
1921年,方东美在上海登上轮船,横渡太平洋,踏上了远赴美国的留学之路,与他同船的还有一批青年才俊,包括日后成为著名文学家的梁实秋、历任国民党高官的吴国桢等。
方东美在留学期间痴迷上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决定下大力气研究。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
他非常佩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十分不喜欢柏格森的思想,对柏格森的哲学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但方东美曾初步涉猎柏格森哲学,觉得柏氏的思想似乎并不像罗素所形容的那么不堪。
对于方东美来说,罗素和柏格森都是他心仪和尊重的西方哲学家,所以孰是孰非也不好妄下判断。于是,他作了一个最简单也最困难的决定:亲自将柏格森的哲学研究透。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方东美认为罗素对柏格森的批评有失公允。
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偶像、面对权威所得出的结论,方东美也并不盲从,而是时刻保持着思想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
在学习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过程中,方东美越来越感觉到黑格尔哲学对生命哲学的影响,于是他决定好好研究一下黑格尔的思想。
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
但是,不巧得很,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突然掀起了一场反对黑格尔的浪潮,美国哲学界一窝蜂地反黑格尔,以致于方东美竟找不到老师指导他。这反倒激起了方东美的独立精神和求真性格。
于是,他找到了另一所大学的一位仍在教授黑格尔哲学的教授,和他学习了一年,这极大地影响了方东美日后的哲学观点。
方东美的这种固执,其实蕴藏着可贵的学术精神,那就是不媚俗,不盲从,不赶时髦,而是保留独立的学术人格和客观的批判精神,用自己的眼光来分析和审视问题。
只有具备这种品性的思想家,才能排除干扰、深造自得,才能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获得学问上的真知灼见。
也正是在这种独立学术精神的激励下,方东美才能在日后的学术道路上不断精进,最终成为一代宗师。
三年的留学生涯,不仅给了方东美系统的哲学训练,奠定了他深厚的哲学基础,更坚定了他以哲学救国的想法。

无门为大,有品自高
“文化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关键;经济、政治制度都在其次。”方东美对罗素说过的这句话十分认同。因此,他选择了通过哲学、通过教育,来为中国培养一批文化人才。
1924年,方东美学成回国,受同乡好友朱光潜的邀请,前往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任教,从此之后开始了他长达五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日后和他同选为新儒学八大家的熊十力。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全景图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全景图
方东美上课很有特色:一无讲稿,二无提纲,因为讲课需要的知识全在他的脑子里。随着他带着淮河平原地方口音的声音回荡在教室中,授课内容也被整齐地板书到黑板上。一堂课下来,黑板上留下的板书本身就是一篇逻辑严密的文章。
方东美长期研究西洋哲学,又留学三年,深受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规范的熏陶,形成了注重逻辑、严格推理的治学风格。
因此,对学生来说,上方老师的课一点也不轻松,因为方东美从来都不苟言笑,也不讲半句题外话,从头到尾都是逻辑周严的推理和客观平实的引介,不像其他老师经常讲些幽默笑话可以放松。逼得学生们一个个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不敢放过一句话、一个词。
然而,让学生们感到很矛盾的是,就是这些上起来很累很苦的课程,每堂课“摧残”下来后,却又都让人感到受益匪浅;而大家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在无形中得到提升。权衡利弊,同学们只得继续这样“痛并快乐着”。
方东美年轻时教书神情严肃,使人望而生畏,对学生非常严格,对待学问也十分认真。即使是与他关系密切的弟子,对老师也十分敬畏,这使他早期的学生留下“望之俨然”与“听其言也厉”的印象。
方东美的弟子,著名学者程石泉,出版了《论语读训解故》一书,他十分想知道老师对于这本书的评价,但是又不敢去问。当时程先生也是年近七十的人,他再三嘱咐送书给方先生的傅佩荣:“一定要请方老师评论几句。”说这话时神情认真,有如学生等待老师评分一般,着实把年轻的傅佩荣给吓到了。
程石泉(1909-2005)当代著名学者,易学研究名家。程石泉(1909-2005)当代著名学者,易学研究名家。
几日后傅佩荣去问,方东美看完书后,说了一句:“写得不错,可以成一家之言。”
当傅佩荣将此话转述给程石泉听时,他情绪略显激动,说:“是吗?是吗?真是太好了。”
但是,这种弟子对老师的敬畏绝不是那种传统的由于师道尊严、出于外在规范的压迫而形成的,而是弟子对老师人格、学问的发自内心的尊重与敬佩。
方东美虽然对待学生十分严格,却总是尽力为学生创造成才的条件,并对学生的人格予以充分的尊重。学生一旦毕业,他便以朋辈之礼相称相待。当学生到家中求教时,不但是家中女仆,甚至连方夫人都会客气地称呼学生为“某某先生”。
傅佩荣教授回忆方先生时写道:“方先生晚年时,像他这样的大师总会形成门派的。但是他所秉持的原则是:大方无隅以及无门为门。他正好姓‘方’,而最大的方是没有角落可言的,这是道家老子的观念。至于门派,则因‘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任何人都可以来学,又何必结成特定的团体,好像要把持某种真理似的。”
傅佩荣教授近照傅佩荣教授近照
方先生十分厌恶褊狭的门户之见,对所谓的“牟门弟子”“钱门弟子”的称呼不以为然,他常说:“我的门是开着的!”。他的弟子孙智燊曾拟了这样一副对联:“无门为大,有品自高”。
他曾经说过:“一个老师最大的失败,是没有教出胜过自己的学生。”
方东美的弟子们在学术的兴趣和路向上虽然有极大的差异,但是对老师方东美的情感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都热爱并敬重这位将他们引入哲学的玄奥殿堂、给他们人生指引的“方老师”。
唐君毅先生为方先生所写的挽联真情流露,他写道:“从夫子问学五十年,每忆论道玄言,宛若由天而降。与维摩同病逾半载,永怀流光慧日,如何弃我先沉。”后半段的“同病”,是指唐先生当时亦在病中;前半段的“问学五十年”,足以显示唐先生一生执弟子之礼,对方先生感念甚深。
方先生有多少弟子呢?旅美学人梅贻宝先生有一次公开说:“今日美国各大学执教中国哲学的教授中,半数以上都出自方东美门下。”
方东美先生部分弟子名单:
陈康教授研究西方哲学极为精深,被誉为亚里士多德研究“世界第一人”;
唐君毅、刘述先教授被誉为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
傅伟勋教授发展“创造性诠释学”;
程石泉教授以易学研究扬名;
沈青松教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执教,享誉西方;
傅佩荣教授学贯中西,长期致力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净空法师成为一代佛教领袖……
东海湖,位于台湾东海大学校园内,湖中央设有“东美亭”,是为了纪念哲学大师方东美先东海湖,位于台湾东海大学校园内,湖中央设有“东美亭”,是为了纪念哲学大师方东美先生

知识分子神圣不可侵犯
方东美的威严不仅体现在他对待学生方面,他对待政客亦是如此。
1943年5月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当时方东美受到老朋友罗家伦的邀请受聘于中央大学,正在中央大学担任哲学研究所所长。
国立中央大学校门国立中央大学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