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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主政，因夺情一事而愤怒，廷杖五人：明代自创刑法之廷杖

2020-07-03 10:4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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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遇春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万历皇帝时年15岁），曾争论张居正夺情一事。
先简单说一下夺情。
按照中国古代礼俗，官员遭遇父母之丧，应弃官家居，即所谓“守制”，也称“丁忧”。
服丧期满之后，官员会被朝廷召出任职，或按相关制度再行补职。
若官员守制未满，应朝廷之召，出而任职；或官员为朝廷要员，因时事需要，接受特命，不必去职居丧，继续在朝；期间，官员可以不着公服，素服治事，不参与庆贺之典，凡朝中有祭祀、宴会等事，需其参加，皆由其佐贰代理出席，称为夺情。
说完夺情，继续看张居正夺情之事。
当日，因争论张居正夺情一事，曾廷杖吴中行等五人。
史载，明神宗在位之初的十年，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
上文提及，争论张居正夺情一事，发生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是明神宗登基后的第五个年头，也就是张居正主持政务的时期。
所以，这一次对吴中行等五人所施行的廷杖，可以说，是在张居正的授意下进行的。
张居正主政，因夺情一事而愤怒，廷杖五人：明代自创刑法之廷杖
据《明史》卷二百二十九·列传第一百十七《吴中行传》载：
大学士张居正还是吴中行的座主。
关于座主，需要解释一下。
座主为古代的科场称谓，又称恩门、师
门、座师。唐代，及第的举子称主司为座主，自称门生；放榜之后，门生须向座主谢恩；中唐以后，此风益盛，座主、门生多结为朋党；唐武宗（李炎）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朝廷下敕，停止谢恩之礼。五代时期，后唐明宗（李嗣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中书门下奏，不得呼主司为恩门、自称门生；但积习已深，终不能禁绝。宋代以后，历代沿袭。明清两代，座主之师又称为大座师或太座师。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张居正遭遇父丧。
对于此事，当时官方的处理意见是：
张居正夺情，继续任职治事。
大约是为了呼应官方的意见；猜想，也是为了逢迎张居正内心之深意，于是，当时的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等人倡议上疏：
请求张居正留朝，不必奔丧。
这一倡议一出，举朝官员皆趋炎附势、巴结逢迎以为附和。
当日，只有吴中行以为，不可如此行事。
为此，吴中行心中愤愤不平。
张居正主政，因夺情一事而愤怒，廷杖五人：明代自创刑法之廷杖
此时，正赶上彗星出现在西南。
因彗星出现，故朝廷下诏，要求百官修身反省。
于是，吴中行第一个上疏，他说是：
张居正父子暌违异地，音容不接，已有十九年之久。忽然之间，老人家逝世于千里之外，陛下不让张居正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却要他违心抑情、衔哀茹痛在庙堂之上出谋划策、掌理政务，这样做，难道符合人之常情吗？况且，张居正每每自言其谨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如今，朝廷夺情，让他继续视事，这也有违圣贤之训。再者，根据律令，即便是编氓小吏，尚且有匿丧之禁；本朝只有武人可以墨衰任职从事，但是，此例并不适用于辅弼之臣。
吴中行上疏之后，按照惯例，他还以副封告知张居正。
次日，赵用贤上疏，谏止张居正夺情一事。
再次日，艾穆、沈思孝上疏，谏止张居正夺情一事。
为此，张居正非常愤怒，他与宦官冯保谋议，准备对上疏谏止夺情者施以廷杖之刑。
对于朝廷廷杖众位上疏者一事，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等，均具疏相救。
结果，这些上疏，均被阻隔，并未呈进。
学士王锡爵还会同词臣数十人，向张居正求解其事，张居正并未接受相关询问。
张居正主政，因夺情一事而愤怒，廷杖五人：明代自创刑法之廷杖
最终，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被施以廷杖之刑。
四人廷杖次日，进士邹元标上疏，为吴中行等力争。
不料，邹元标也被以廷杖之罚。
事发之后，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五人的正直名声，震动天下。
当日，吴中行与赵用贤还被并称为“吴、赵”。
随后，南京御史朱鸿谟上疏请救五人，也被予以斥责。
其时，吴中行等人受廷杖之刑毕，被校尉用布拽出长安门；然后，再用板扉抬走，即日驱赶出都城。
吴中行当时就已经没有了气息。中书舍人秦柱带了医生赶来，向吴中行投药一匕，他才苏醒了过来。吴中行在重伤之中，乘车南归。在治疗吴中行的伤痛过程中，曾刮去腐烂的肉数十脔，大的有手掌一般尺寸，深度有一寸见方，一条腿上的肉都被打烂，几乎刮光了。
（本篇结束）
张居正主政，因夺情一事而愤怒，廷杖五人：明代自创刑法之廷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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