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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布匹购销实行统一管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部门印发布票。跨地购买时，到指定地点兑换异地通行票证。特供军用的布票由国家统一发放，可在全国通用。布票的单位一般有：1寸、2寸、半尺、1尺、2尺、5尺、10 尺等。布票是购物的凭证，本身不含价值，不许买卖流通。布票是商品短缺形势下的产物。80 年代初期，随着农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布匹供应日趋丰富，布票随之取消。
较早的布票叫“棉布购买证”。如江西省1954年发行的“棉布购买证”，很像邮票中的小本票，外面有包皮，里面是票证。票面印有名称、数量及存根等，购买棉布时把购布证裁掉，留下存根。
每年的年初，城乡居民凭户口本，按照人口领取布票，一年只发放一次，每个人口有数目限制，在1960年、1961年最困难阶段，每人每年1.6尺布票。农村户口在大队领取，乡镇居民在单位或者街道领取。
夏天的衣服好将就，孩提时光屁股，幼儿期小兜肚和小裤衩，等到七八岁上学时，家庭条件好点的或许能穿上一身新衣服，但大部分孩子多的家庭，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一个接一个，直到破的不能穿了为止。而那些年长的父母们，艰苦朴素一辈子，节衣缩食，生活俭朴，过年从来不做新衣服，信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美德。实在不能穿了，也舍不得扔掉，还得把它拆洗后打袼褙做布鞋的鞋底。所谓的袼褙，就是用白面煮成浆糊，把破旧的衣服剪成布块，用浆糊粘连成一整块厚布，这种厚布可以做成布鞋底子，鞋底子要用麻绳降住，俗称纳鞋底。农村女人一年里要拿出很多时间纳鞋底。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况且布票和棉花票有限，人人都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那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如果衡量一件衣服的好坏，不是看穿的什么布料，什么款式，而是主要看针线活的粗细和手工的灵巧，就是补丁，也是看谁补得更合理，更有美感。
布票和棉花票一年一发，用完了就得等下一年，每年发的数量都不一样。1980年代发的布票较前些年多一些，每口人23尺半，之前最少的一年，是每人二尺半布票和二两棉花票，就这点布票，别说做大人衣服了，即使小孩子做一身也不够啊！可怜兮兮的几尺布票，只能全家合起来做一两件衣服，给急需衣服的大人穿用。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情急之下，那些心灵手巧的家庭主妇们，到供销社或者镇子的商店买几块不要布票的大手绢，一针一线地缝在一起，其中两块手绢做前后身，给孩子们做成半袖或坎袖。有的买商店里卖的书兜，有的到商店买大枕巾，还有的买腿绷(绑腿带)的，凡是不用布票的都可以买回来，自己裁剪并缝制成孩子或大人的上下衣。以解燃眉之急。不要布票的布料都是次等织品，特别薄，不结实，穿不多长时间就破损，就得补或者换，让本来就很紧张的日子更加捉襟见肘。
人们的服饰需要布票，晚上睡眠的被褥也需要布票！可我们小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一床被子的，特别是小孩子们，两三个孩子盖一床被子，冬天冷，睡到半夜三更，你拽过来，她抻过去，因为盖多盖少经常打架，父母亲要经常为孩子盖被子多少而劝说，我的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争着不足，让着有余。可我那时候常觉得已经让着了，还是没有余，我总认为哥哥盖的多，哥哥总认为我盖得多，很多个夜晚，我和哥哥都是在争取多盖一点被子而争吵。
如果十七八的年轻人能铺上一床褥子简直是件奢侈的事。大部分农家子女只有结婚时才有资格拥有一套新被褥。有些年迈的老人，一辈子没睡过褥子。我们家养羊，年年夏天剪了羊毛，请来毡匠擀成毡子，睡觉时铺在炕上，家里只有一床毡子，由父亲铺，我们孩子没有这样的条件，都是睡在炕席上，我非常眼热父亲铺的毡子，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睡上羊毛毡子。至到我升上高中，要去学校住宿，母亲认为我到学校还睡炕席太可耻，就跟父亲做工作，把父亲睡的羊毛毡子让我带上。
有的人家不是买不起布做褥子，而是布票和棉花票奇缺，没有布票，有钱到商店也买不来布！有些男女坐在一起插科打诨，“晚上脱得溜光睡在炕上，早晨起来满身的炕席花子印，多年的被子死嘟噜烂沉的，压得一辈子翻不过身来”。
的的确确，一家几条破被子得年年拆冼，因为没有被罩，大多数人又没有内衣内裤，时间久了，被里子脏得就像铁板一样，既脏又不暖和。
有时布票比人民币还贵重，在我十几岁时，到村外的山上刨药材或割麻黄卖两个钱，想扯几尺花布做一件衣服，但没布票干着急。有一年，邻家的大嫂给了我五尺布票，乐得我手舞足蹈，赶紧吃点午饭，连跑带颠地去四里外的供销社，花了两元多钱买回五尺布，让母亲手工缝制一件便褂，穿出去美了好几天。我曾穿过腿绷做的草绿色裤子，也曾穿过母亲的青布上衣改成的夹袄。我们50后的同龄人，从小没穿过内衣内裤，冬天裸穿棉袄棉裤，大家都生过虱子。
正当闭塞的农村人以穿条绒衣服为荣时，1970年的春季，镇中学的部分学生去我们村下乡锻炼，他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都穿着一种青颜色的条绒裤子，这种布料有个特点，比别的布料沉，裤裆往下嘟噜，显得裤裆大。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编了两句顺口溜:'鲍家店，鲍家店，大裤裆，真好看”。气得我还曾回应过他们两句:'镇上中学小街溜，瘦腿裤子勒腚沟”。哈哈，真的很搞笑，太老土了。
1975年我高中毕业，因为不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考大学，我回乡劳动，天天跟着社员上山干活儿，需要穿得体面一些，母亲想给我做一身衣服，但没有布票，出嫁的姐姐知道后，就把姐夫穿剩下的一件上衣给了我，那是一件劳动布做成的衣服，布料厚，结实耐磨，只所以姐夫不穿了，是因为肩部磨出了两个窟窿，下摆也破损了，母亲从旧衣服中找两块好一点的布，把肩部补好，下摆弯回去一条，缝合上。我穿着特别高兴，那是我从小长大穿的最好一件衣服。
因为我高中毕业不再念书，参加劳动，贫困一生的母亲觉得家里添了我这样一个劳动力，能挣工分，日子看好，就想奢侈一次，买一双不要布票的好袜子穿，不要布票的袜子价格贵，一般的人家买不起。母亲脚小，供销社适合她穿的袜子实在太少了，只好花两元多“巨款”，买了一双草绿色的小袜子，拿回家，我们都为这双小袜子的昂贵而惊叹。母亲一穿，才发现它贵得有道理，原来它是一双能伸缩的弹力袜子。我们家的人第一次见到这种变形袜子。母亲试了几遍都嫌大，只好转让给我这双大脚。大约它的来历给我刻下的痕迹太深，经历了无数个春夏秋冬，它已经千疮百孔，我补了又补，坚持穿了十几年。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考上了赤峰师范学校，当时家里供我读书十分艰难，我连饭都吃不饱，整天饥肠漉漉，更别提衣裳穿得好一点了。放学时，母亲想给我做一身衣裳，却没有多余的布票，姐姐把穿剩下的衣裳给我两件，因为是女式衣服，到了学校，同学们都问我是否穿错了衣服？我非常不好意思。一次，我给在基层供销社当售货员的大姐写信，说了缺衣裳穿的窘境。大姐就给我邮了一件蛋青色的混纺棉线衣。那是我有生以来穿上的第一件国家产的豪华衣裳，我拿到线衣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在以后的岁月里，穿和洗它，我都分外珍惜和谨慎，它也奇迹般地没大的破损，至到好些年我还保存它。
1979年我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山村中学当教师。挣了工资，加之为人师表，需要一个体面的外表，母亲把家里省下来的布票给我，又到分家另过的哥哥家要了几尺布票，我就到镇子里的商店买一件白的确良衬衣，这是我脱贫致富甩掉家产衬衣穿上的第一件国产衬衣。这件衬衣质量特佳，穿了十几年，没打一块补钉，只是领子上边磨破了，我就找人把领子翻了过来。有人看了我这件衬衣的领子奇怪过：磨着的地方没破，磨不着的地方怎么破了？
赤峰北部的冬季特别冷，我从小没有过一顶像样的皮帽子，戴过的羊皮帽子都没有布面。1981年的冬天，我听别人说，邻近的通辽市卖一种羊皮帽子，有布面，且不要布票，我托人到通辽市买了一顶纯羊皮面的人造毛帽子，这顶帽子的最现代的是有布面，而且不要布票。这种坦克式帽当时很时兴，我戴着很满足，每到冬季我就戴它。1982年我所任教的中学离家10公里，冬天去上班，遇有风天，风吹得脖子又痒又疼，我需要一条围巾，可是家里又没有布票买布围巾，有人戴着一种近似布围巾的线脖套，询问得知，这种围巾不要布票，我就买了一件线脖套，它虽然不好看，但戴上和取下方便，又能严实地遮住脖子，很实用。
因为布票的短缺，尽量买不要布票的用品，有时候，不要布票的布品比要布票的用品贵，也只能买不要布票的布用品。
随着国家经济条件的好转，不要布票的用品渐渐增多，价格也和要布票的生活用品差别缩小，买不要布票的用品不再是难事。
布票短缺的年代，让我养成了穿衣服节省的习惯，习惯成自然，至到今年穿新衣裳还不好意思；心态了也有了一个另类的认识：几十年的匆匆忙忙中，应该多为这个世界创造点财富，少浪费点财物，如果必须浪费，那就浪费个彻底，最大限度地发挥被浪费物质的价值；还有，我认为人活着的意义不是华丽的外表裹着个贫穷的躯体，而是贫穷的外表裹着个富有的灵魂。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确良、尼龙、绦纶等化纤产品相继上市，才逐渐缓解了票证购物的紧缺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和民生带来的巨大变化，从1984年开始，以布票为首的各种票证永远地离开了中国的流通领域，中国从此彻底摆脱和告别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票证时代。（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