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吕斌自传

2019-11-22 08:1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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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1957年，因为是跨年度出生，我有时候不知道该说1957年旧历11月29日还是公历1958年1月18日出生。我落生的地方——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荞麦塔拉乡（现改为天山镇）鲍家店村，儿时我到村西山坡上抓蚂蚱、追蝴蝶，到村东河里摸鱼。
我在家子女中排行第六，到我上小学时，只有二姐和三哥还在念书，我上学第一天是母亲把我送到学校的，母亲走后我偷着跑回了家，母亲从田里回来看见我在当街上玩，很惊讶，问清楚我是偷着跑回来的后，她又抱着我送到学校。我一路哭着喊着。当我好多年后有了孩子，妻子几次往幼儿园送孩子不成，我也是抱着哭喊着的孩子送到幼儿园的。妻子说我心狠，她哪知道我离开幼儿园时听到身后孩子的哭喊，心酸落泪呢，但我没有回头，甚至脚步都没有迟疑一下，因为我脑海出现了母亲抱着哭喊的我上学的一幕。
我走进学堂记忆最深刻的第一件事是一次写字课，班主任老师由福林在桌子间来回走动，边看我们写作业，边说：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写字认真，并且写得好，有吕斌……
那时候我不懂心理学，那一句表扬鼓起了我学习的热情，我的算术一直是在一百分，语文也没少于95分过。对于学生，学习好什么都好，所以，我小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一直当班干部，不是学习委员就是劳动委员或是体育委员，遗憾得是我从没有当过班长。因为学习成绩好，我从二年级直接跳到四年级，没念过三年级。也因为学习好，老师特别宠我，一次中午上学，我走到教室门口，屋子里的同学开玩笑把门插上了，我拍门，用力太大，把门上面的玻璃拍碎了，上课时由福林老师发现后非常生气，他脸都气青了，他站在讲台上问谁把玻璃打碎的？教室里一片沉静。我坐在座位上吓哭了。有的同学说是我打的，由老师看我一眼，二话没说，开始上课。过后我想，那要是别的同学打的，由老师非让他赔或整他个紫茄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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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放学后，在母亲的喊叫下，冬天背起筐上西山搂柴火，春天上野地捡粪，夏天进地捋拉拉蔓儿，秋天到地边割草或进田捡庄稼穗。母亲不让我在屋子里呆着，除非在屋里有事，我也养成了习惯，要是没事在屋子里呆着，心里有恐慌感；我多年业余时间写作，就是不敢在屋闲呆造成的。那时候的孩子都一样，没事大人不让在屋子里呆着，我们常结伴儿而行。
文化大革命在我的记忆里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次是我们全家正围在炕桌旁吃饭，二哥从外边匆匆忙忙回来，边盛饭边对我们说：“这一次谁不革命也不行。”当时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件事是我们小学生晚饭后，排成队到各家唱歌，唱了有半年多。
小学期间读书是次要的，母亲常常说：“活计这么多别念了。”但她一直没让我下学，只是我每次要学费、书费很费劲，为两元钱得跟母亲要好几天。那时重要得是干活儿，母亲只关心我们孩子干了什么活儿，从不问学习的事。
1970年，我升入了荞麦塔拉乡新立中学，离家四里地，我当着班干部，理科学得好，尤其是物理，整个年级无人能跟我比，一有考试，如果我遇到不会的题，我赌定别的同学肯定没做出来，事实确实如此。中学时中午同学们都带饭，我不带，同学们吃午饭时我就躲在一边看书，开始时下午饿得我浑身无力，后来习惯了，同学们都称呼我“铁人”，以为我经得住饿中午不需要吃饭，他们哪里知道，我不带饭的原因是因为母亲没钱为我买饭盒，母亲让我用布包饭，那饭又大多是玉米面掺了大量榆树叶子，我怕同学们笑话，就不带中午饭。
1973年我考入阿旗的天山一中，在高中阶段我认为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刚上半年课就开门办学了，我们先是去阿旗北部挖电缆沟，因为我从小干惯了体力活儿，挖沟时速度快，质量好，令同学们赞叹不已，就送给我一个美称：人工掘土机。
后来进了工厂，我是在天山机械厂学锻打锄头，学电焊，至今这些手艺没有丢。去年一次下乡，遇有一个体电焊工给一个妇女焊水桶底，越焊眼子越大。稍有电焊常识的人都知道，越薄的铁越难焊。我拿过个体户的焊枪，几下子把那个水桶底焊好，那个个体户很惊讶，问我当记者的怎么会电焊，其实这对于我是小菜一碟。
1975年7月我从天山一中毕业，我又回到了生育我的故乡鲍家店村劳动。从这时候我开始学习写作。
念小学时，我从大哥家找到了《欧阳海之歌》、《水浒》、《三国演义》看了，后来又从大姐家找到一本苏联作家冈察尔写的《旗手》，看了好几遍。给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浩然的短篇小说集《春歌集》和长篇小说《艳阳天》。高中毕业回到农村，除了白天劳动就是晚上参加学习批判会，生活非常单调。晚上我除了读书写作，没有什么可干的。那时候的母亲不再干涉我是否在屋子里呆着，倒常常干活儿轻手轻脚，怕打扰我。母亲的愿望是我在村里能闹个事由，因为我们7个高中生是村里最高的学历，另6个同学都当了民兵连长、大队会计、小学老师、代销点售货员、拖拉机站保管、大队图书室资料员，唯独我下了庄稼地：当了大队农业技术员。
母亲常常感叹这书是白念了。
大队农业技术员管着一片试验地，活计不多，我就在那玉米、高粱秧下，用白纸写了一篇又一篇小说，写了二年一个字也没有发表。我邮稿子都要走8里地去天山镇。我拿着小说给旗文化馆的辅导员李秉愫老师看过，她是山东大学毕业的，人很热情，她给我很多鼓励，对我影响很大，比如说，发表不了的作品也要留着就是她告诉我的，那时候我用白纸写的稿子，她在上面改过的字及批语，至今我还保存着，遗憾得是我并没像她期望的那样成为一名大作家，这是天赋，并非我不努力。
关于这一段生活儿，我在我的中篇小说《我们家的女人们》（《芙蓉》1987年3期）和《穿越沼泽》（《满族文学》1997年3期）中都有过描写。
我写新闻稿件是1975年寒假开始的，这一年各地都在学小靳庄，我们大队也组织了秧歌队、业余文艺宣传队，冬季里街上、队部都很热闹。我就写了一篇稿子，送到公社广播站，广播站播了，那时候农村很少有人写这类东西，广播也无稿可播，冷不丁这么一播，全乡很多人都知道了我这个学生，我也从此热衷于一年又一年为各级新闻单位写稿子。
全国恢复高考是1977年，幸运得是，在全乡250多人参加的考试中，除了沈阳知青，全乡只有我们两个人考上了学，我被赤峰师范学校录取，因为村里历史上没有考上学的，村里人不知道我们毕业干什么，有人说我最次也闹个供销社的卖货员，那时候供销社的卖货员是国家正式工人，是无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及的职业。我不知道毕业干什么，更不懂“师范”的含义，见有中文专业就报，且被录取了。表现最为冷淡的是母亲，她不相信念二年书后就会有给钱。我走时行装她也懒地为我打点，怕我饿着往提包里塞了几个玉米面干粮。
赤峰师范学校在人们眼里是一所小学校，在我眼里可是大学校，要知道从山沟里走进城市，对我是多么大的转折，况且学校有那么多的书，又有好多没听守的知识，我的学习劲头用“如饥似渴”比喻一点都不过火，在这里我得到了一句影响我后半生的名言：有志之人志不移！
赤峰师范学校在我人生的阅历和文学创作上都是一个转折点，它让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也让我对写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发表在《赤峰日报》上（那时叫《昭乌达报》）上的第一篇通讯《退药》就在这期间的1978年4月29日。
1979年7月下旬我从赤峰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回到了阿鲁称尔沁旗，那一年这个旗的乌兰哈达公社高中刚成立，我被分到那儿教九年级语文。在那个山村里，我看到了山区孩子读书的艰难，我领略到了山区教师的性格纯朴，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把全部精力都有在了教学上，当年我的教学成绩十分突出，被旗教育局发现，暑假后被调到天山一中教毕业班。这期间我在业余时间不但写了大量新闻稿件，而且于1980年12月28日在《天津日报》（农村版）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嘎娃》。
那时候父母都已经年龄大了，妹妹也考入赤峰师范专科学校读书，家里的活计父母很难承担，每到春秋忙季我都回去帮忙，但仍干不过来，我只好向旗教育局写报告，请求调我回家乡中学教学。1981年暑假我被调到了我的家乡荞麦塔拉中学教学。
从1981年到1984年10月我在荞麦塔拉中学教过三个年级，任过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生物课的教师。后来我调到赤峰日报采访过的那个因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烈士乔广，就是我任初中三年级语文课时的学生，他的叔伯妹乔艳春是我任初一历史课的学生，他们两个都是班干部，学习都很好，都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都当了老师。他们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徐汉林烈士是一个村。乔广牺牲后，我曾经写过他的通讯《天山英魂》，发表在《赤峰日报》1998年6月20日1版上。1984年9月，我正在旗政协借调写文史资料，赤峰市文联来了电话，说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期文艺研究班招生，让我去呼和浩特市参加考试。我们赤峰市一共去7个人，全区参加考试的90多人，要录取30人。那次赤峰就考上我们两个人，我幸运地以183.5分名列赤峰考生第一名而考上了文研班。也就是说，我一生中两次决定命运的考试，我都考了我所在地区的第一，而且都是考上我们两个人。我体会到了“人生虽然漫长，但关键只有那么两三步”，这两三步就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的走向。
二年文研班的学习生活，很难一句两句说清楚，简言之，它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认识到了写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为我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文研班期间，在黑龙江省的《北方文学》上发表了小说《茫茫的深山野洼》，是第一次在省级刊物上发表小说，接着在《草原》等省级刊物陆续发表小说。中等小说《我们家的女人们》写于这期间，发表在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主办的《芙蓉》1987年3期，这是赤峰市作者在外省的大型文学刊物上第一次发表小说，且这个小说名字《……女人们》成了后来许多作家作品的题目。
1986年10月文研班毕业后，我于1986年12月调到阿鲁科尔沁旗政协工作，一干就是8年，我不但多次被评为机关、旗级劳动模范、先进个人，还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1990年10月发表在《北方文学》上的小说《辘轳乡》被《小说月报》转载，发表在1991年《北京文学》上的短篇小说《辘轳绳》、和发表在《草原》1992年7期的《秋日》分别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1991年短篇小说选》和《1992年短篇小说选》。多次入选中国年度最佳小说集。1992年7月内蒙古文联与内蒙古作协联合召开过“吕斌作品研讨会”。
1994年4月下旬我被调到《阿鲁科尔沁旗报》社当编辑，又于1995年5月末调到《赤峰日报》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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