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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世界太小

2020-10-22 09:50阅读:
世界太小了,两个工作地点差异很大的人,竟能走到一起。
全国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所在的公社250多人参加考试,考上了我们两个人,没什么可奇怪的,那次考试是乌合之众,上至拄棍儿的,下至懂事的,都可以进考场,多年开门办学,下农村,进工厂,说是高中毕业,有知识的人没几个,我数学考了14分,还是高分呢,大多数人都考1分、2分。和我一同考上的那个人和这篇文章无关,省略,我要说的是另一个人。
我考上的是赤峰师范学校,这是个小学校,我们这届中文科却出了两个名人,一个是省级领导,名字省略,另一个是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
我所在的中文科二班35名同学,30名男同学,5名女同学。中文科的同学都是文学爱好者,除了上课,大家议论的都是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等,文学青年最喜欢做的是一试身手,班里的同学们都利用业余时间写文学作品,气氛用一句很平常的话说就是比学赶帮超,事实上呢,能够发表的作品很少。
我和班里的5个女同学基本没有交往,说话的时候也很少,不是我这样,全班的男女同学都是这种状况,不是不想说,是不好意思说。
有一个女同学叫刘姝妹,戴着眼镜,圆脸,中上等个子,字写得好,听同学们说她的父母是教师,她练习过书法,学校里办什么板报或者张贴画,就找她去写字,她也爱好文学,写些儿童诗歌什么的。我很羡慕她的才华。
因为她经常被学校请去写字,和一个老师谈了对象,这个消息是宿舍的同学们议论出来的,有的同学还说了她
和老师相处的一些细节。
毕业的时候,按照原籍分配的原则,我被分配到家乡的阿鲁科尔沁旗,她因为有了对象,被留在赤峰市区的实验小学教学。我们阿鲁科尔沁旗的学生到车站乘车回阿旗报到,她和我们班的另一个女生陈红(不是唱歌和演电影那个陈红,是我们班的同学、后来成为鲍尔吉·原野妻子)送我们,她挨个儿和同学握手,和我握手时,我感到了她的手瘦骨嶙峋,很凉,她说,祝愿你早日加入中国作协!
我的心比她的手还凉。她这句祝愿的话来自于我们班的风气,因为同学们爱好文学,对于文学家特别崇拜,同学们把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用腊纸刻写,印成册子,每个同学一本,我的这本就装在我的行李里,就像从西天取回来的真经,要带回我的家乡,她的这个祝愿,恐怕我这辈子也实现不了。
我被分配到阿鲁科尔沁旗的乌兰哈达高中教九年级语文。乌兰哈达是蒙语,翻译成汉语是红石头山。它位于阿鲁科尔沁旗西北四十公里处,从阿鲁科尔沁旗的所在地天山镇延伸出去一条公路,石子铺面,窄得像一条鸡肠子,爬山越岭,钻进深山,在十公里处路过我家所在的村鲍家店。学校在乌兰哈达公社所在村的西边,站在学校院,四周瞭望,周围被群山包围。在这样的一个山村学校,我和刘姝妹简直是天上地下,和中国作协一角钱的关系都没有。
一年之后,我因为教学成绩突出,被调到阿鲁科尔沁旗所在地的天山一中教学,这一年我在《天津日报》(农村版)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嘎娃》,主人公是乡村的一个孩子。
1984年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文联招收文艺研究班学员,内蒙古大学是蒙语班,内蒙古师范大学是汉语班,都是培养作家的班;汉语班学员由各盟市文联推荐业余作者,参加自治区组织的考试,全自治区一百多名被推荐的业余作者,经考试录取30名业余作者进入文研班学习,我被赤峰市文联推荐后,幸运地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大学文艺研究班,学习期间,除了在《草原》《北方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几个短篇小说,还撰写了中篇小说《我们家的女人们》。1986年毕业后,我从乡村中学被调到阿鲁科尔沁旗政协工作,1992年内蒙古文联和作协及赤峰市文联等七家单位召开了我的作品研讨会,我在赤峰市见到了刘姝妹,这是我们毕业后第一次见面,她对我说,她要调到该市的红山晚报工作。
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我们家的女人们》发表在《芙蓉》19873期;《小说月报》第一次转载我的小说是《辘轳乡》,时间是199010期,原发刊物是《北方文学》19907期;我第一次在自治区获得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秋后》发表在山西的《黄河》19984期。
19955月,我被调到赤峰日报社工作,刘姝妹已经调到红山晚报当编辑,分管副刊。我继续写小说,她也继续写儿童文学。
本来一个在山区教学,一个在市里工作,因为工作的变动,到了一座城市。因为红山晚报在我们赤峰日报印刷,她到我们报社校对稿件,偶尔到楼上我的办公室坐一会儿,她约我为她分管的副刊写稿件,我为她写了一年多的副刊稿件,主要是散文和小说,也有少量的杂谈。
因为各自的工作繁忙,我们来往的次数不多。
2002年国家取消县级报纸,红山晚报上划到我们赤峰日报,她已经当上了晚报的副总编辑,我在赤峰日报新闻部任副主任。我们两个成了一个单位的同事。
这一年赤峰日报实行竞争上岗,我依然当新闻部副主任,新闻部的另一个副主任到红山晚报当副总编辑,她改任日报新闻部副主任,我们两个成了一个办公室的同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回想起毕业时她到车站送我们的情景,我感叹,毕业时,我以为我们后半辈没有到一起的机会,没想到,斗转星移,我们坐在了一个办公室,且她对我的祝愿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也成为了现实。
载《海外文摘》2020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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