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二）

2006-12-22 12:2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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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二）
李晓东
（二）
小时候，我一直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俗话说，隔辈人疼孩子，爷爷奶奶对我溺爱有加，而教育却较放任。于是养成了我任性，撒娇的毛病。5、6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让我跟他到一家服装店做衣服，我发现柜台上有许多裁衣服划线用的石笔块，趁人不注意，我偷偷拿了一块放在衣袋里。回家后，我希罕地到处乱画，后来被父亲发现了，当他得知石笔块的来历后，非常生气地瞪着我斥责道：“现在就把石笔块送回去！还要向人家道歉！”这使我很为难，因为服装店离我家很远，我自己去有些害怕，何况还要认错......但是，当我看见父亲那严肃认真的面孔、愤怒的目光, 听见他那果断的要求，我无奈地一个人跑去把石笔块送回了服装店，并向人家承认了错误。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偷”人家东西。父亲听我诉说完送笔块的过程，笑了。他摸着我的头说：“这就对了，有错能改，就是好孩子！”但是父亲的严厉使我从小就很惧怕他，我从

不愿意和他单独在一起，如果不得以和他在一起时，我便闭口无话儿，而且总要想法儿离开他。遇到自己有事儿，总愿和奶奶丶妈妈说，即使父亲追问，也只是用“嗯、啊、不、没有”一类的单字来回答。
1962年，我9岁的时候，大城市开始精减人口，我离开了沈阳的爷爷奶奶，到父亲那里去。当时，父亲在新城子石佛寺水库工地工作。当我随父亲下了火车、再搭乘工地的小火车时，这使我感到十分新鲜。我在小火车上第一次见到几只山羊，便惊奇地对父亲喊到：“爸爸，你看羊、羊......”父亲微笑着说：“羊有什么新鲜的，在城里都把你呆傻了。”看得出，父亲由于来到他身边，心情很愉快。后来，父亲告诉我，是我使父亲当时孤独忧郁心情得到很大的慰籍，父亲很爱我，但是当时的我根本不能理解父亲的心理，我只看到并感觉到父亲对我严厉的一面。
石佛寺水利工程刚刚开始，工地显得十分空旷，只在一个村庄边上盖起了一排泥棚子，这就是修水库的工人和父亲以及我食宿的地方。条件很艰苦，但是我还不懂这些。事先父亲已经为我联系了一所小学，所以我很快便入学了。当时我不知道父亲是“右派”，只感到父亲整天没有笑容，一脸严肃的神色。水库工地除了那些冷清的工地简易棚和不多的工人外，很少有其他人影，我每天放学后，只能自己找个地方写作业。作业不多，也没有课外书可读，闲得无聊时，只能同仓库的保管员工在一起闲谈。
一天傍晚，我同一位仓库更夫正唠得高兴,我忽然听到了父亲在外面的说话声,我立时止住了笑声.父亲进屋看到我,一脸严肃神情地说:“怎么还在玩？！”我马上从父亲的身边溜出来，我知道，父亲的意思是让我回工棚去学习。事后，听父亲说，那位更夫曾问父亲：“老李，你管孩子是不是太严了？你儿子和我们在一起总是有说有笑的，他知道的东西真不少，跟他唠喀挺有意思的，可每次见到你，这孩子就没声了，真有点像耗子见了猫……”我心底里自然有对父亲的不满，眼见身边的孩子们整天玩，也没见家长管的，就我父亲一天到晚地看着我，让我学习。小时的我一点也不能理解父亲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愿望。父亲晚年，回忆往事时不无感慨地说：“过去，我对孩子太严厉了，后来, 我真羡慕那些能和孩子嘻嘻哈哈玩的家长们!”。
在水库工地生活的那段日子，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初期，人们的生活很艰苦。干部带头一个月的口粮不过二十多斤，副食更是极端缺乏，没有油，没有肉。食堂每天不变样的饭菜就是玉米面饼子，白菜汤。即使如此，谁也舍不得就那样大口地吃下去，因为人们长期缺乏营养，胃口都很空。每个人的定量都不够吃，为了填饱肚子，人们只好把从食堂买来的玉米饼子掰碎，再掺杂些野菜，熬成“糊塗粥”喝。
记得有一天，有人从食堂买饭回来对父亲说：“今天菜里油不少，快去买吧！”父亲信以为真，待父亲把菜端回来，不过是稀稀的几根海带丝汤上面漂浮着几滴油花。父亲亲手把浮在上面的“油汤”倒在我的饭碗里。父亲还从当地农民手中买来一种俗名“老头鱼”的野生小鱼煮了给我吃，我知道这东西别人嫌贵舍不得买，父亲虽然每月只拿很少的“生活费”，可他仍然花高价为我买来吃。
过去，我在奶奶身边，一向是饭来张口，可是到工地之后就完全不同了。父亲须带我到野地挖甜根（打碗花的根，可食），捡野生的小黑豆，还教我煮“糊塗粥”,更复杂的是,把野菜掺到玉米面里做菜饽饽……一开始，这让我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感到十分为难，也十分苦恼，简直无从下手，常常是熬煳了粥，弄咸了菜或忘了放盐，手忙脚乱，浑身冒汗……经过不断实践，后来熬粥做饭，对我来讲已是驾轻就熟了。这段生活，对我成年之后有很大的帮助，当我娶妻生子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时，这种能力给我带来极大的好处。真应感谢当年父亲对我独立生活能力有意识地培养。和父亲一起生活一年多，我又来到母亲身边。母亲自然要比父亲慈爱多了。母亲是高中教师，据说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但对我却十分宽松。后来父亲又调到清河水库工作，离母亲所在的开原不足二十华里,他每周可以回家一次。小时候的我特别贪玩，放学后匆匆忙忙写完作业，扔下书包就去找小朋友。平时妈妈不太管，可每当周六，父亲回到家总要找我，只要听到父亲或母亲呼喊我的名字，我便会一阵风似地往家跑，我知道一定是父亲回来了，而且绝不会给我好脸看的。果不然，父亲严厉地批评我：“就知道玩，把那劲头用到学习上！”后来每到周六，我估莫父亲下班的时候，便注意寻找父亲的身影，只要老远地望见父亲的身影，便提前跑回家里，坐在桌前，装出学习的样子。
父亲一心希望我能成材，尽管那时“四人帮”鼓吹“读书无用论”，而事实上，人们也的确无书可读，但父亲还是要求我每天练写多少篇钢笔字。他在小揩本每一页的第一个格上为我写好字头，我再照其仿写。父亲的字写得很快，很流畅，也很潦草，但作为小学生的我，根本辨不清那连笔字每一笔划的来龙去脉。这使我很苦恼，不写吧，父亲的作业如何完成？写吧？这繚乱不清的笔划，真让我难以描摩。每当我仿写这让人难受的钢笔字时，我总是一面照葫芦画瓢，仿个大概棋，一面暗自生气，埋怨父亲字写得这么草，于是打心眼里讨厌练这让人头痛的连笔字。
尽管我在学校的成绩一直不错，钢笔字也仿得“挺象”，又常常做出假装学习的样子，但是我很少得到父亲的表扬。父亲从事早期教育后，明白了教育孩子应以表扬为主，要调动孩子自身的学习积极性，要把让孩子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如今，他十分后悔当初过分严肃地对待孩子，可是，我早已长大了。
当我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要我跟他学中医。我本人对中医没一点兴趣，我甚至认为只有那种长有白胡子的老头才能去当医生，无柰父亲的要求是不可抗拒的，，好象这是决定我命运的大事。他告诉我：“医生这职业不错，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医疗设备，只要一张纸、一只笔、几根针就能治病，就能为老百姓办好事，还受人尊重、没风险......”我体会到最后那个“关键词”的份量，我虽然年纪不大，但已能充分了解“风险”二字的含意，而且他说的那种情形确实客观存在着，十几年的“贱民”生活,已使父亲的精神对之高度紧张，他深怕自己的儿子政治上摊风险、生活上没有保障。然而，我对那些《难経》、《金匮要略》、《针灸大成》之类的医书，实在没兴趣去读。有时父亲给我讲解，边讲边问我懂不懂？我不敢说不懂，只能含糊其词地“嗯、嗯”！地答应着。这时，父亲便让我自己读下去。那艰涩难懂的古文，常常让我念不成句。三、五个字一停，一句话读不到头就得去问，父亲一边忙着看书，一边简要地应答我。不到半个时辰，我便呵气连声了。父亲刚刚不满意地训斥我“笨”！便又紧接着愤愤地责怪道：“刚学这么一会，又睏了？！快去睡吧”那语气中分明是饱含对我不争气的无可奈何。而我却暗自庆幸又一次得到了解脱。如今，我的儿子已经比当年的我还大了，遇到课文中不懂的古文，我采取完全不同于父亲的方法，耐心地给儿子讲解，想帮助儿子省时、省力地多掌握些古文。但是，儿子却不买帐地不听。人哪，真的是没法说，如今我倒欣赏起当年父亲的严厉教育方法了。
就在这种极不情愿的状态下，我硬是背会了“汤头歌诀”和一些“针灸歌诀”，了解了一些简单的中草药常识和中医处方，也学会了简单的针灸治病。可终归下功夫不多，甚至是边学边忘......，这使得父亲最终放弃了让我从医的想法，我自然很高兴。
我们家总算是“书香门第”吧，虽然父亲的书几次遭劫，家中几乎没有了什么藏书，但是父亲一直很关心我的课外读书。学龄前时，父亲曾为我写了大量的识字卡片，教我认读。识字后，又给我订阅了《小朋友》，《好孩子》等画报。上学后，又给我订阅了《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中国少年报》等报刊杂志，不仅培养了我的读书兴趣，也对我后来的学习很有帮助。从1964年到1966年，正是我读小学4、5、6年级的时候，这期间，母亲帮我从高中图书馆和其他老师处借来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以及许多中外各国文学作品。大量的图书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拓宽了我的知识面，也大大提高了我的文学修养。父亲对此很高兴，并鼓励我多读、多看。我之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能以小学文化直接参加全国高考，并考取了大专，可以说全凭的这些功底。
我清楚地记得“文革”前的一天，母亲的一名高三级学生来我家坐客。当他看到还是小学生的我,竟在自己读《儒林外史》。他惊讶地脱口而出：“真是书香门弟！能读得懂吗？”“当然能!”我不免有些自豪感。遗憾的是,如今我那初中毕业的儿子仍读不懂四大古典名著，他高中时的阅读量尚不及我小学时的阅读水平。
“文革”期间，父亲自然又是挨整的对象，母亲也受父亲的诛连而被怀疑为“苏修特务”（母亲是俄语教师），我也因此属于“黑五类子弟”，在同学中抬不起头来，甚至连“红卫兵”都不曾加入过。对此，我内心十分痛苦，我多么想和同学们在一起活动呀！我渴望加入“红卫兵”，可望加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可这一切，都因为父亲的问题而被拒之门外。一提到父亲，我便会敏感地想到那顶“右派”的帽子，好似如来佛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甭管哪个和尚一念咒,立刻会让我在别人面前低人一头。而且,凡是需要向组织说明的时候，又从来不敢回避父亲的“摘帽右派”问题，否则别人就可能说你对“组织隐瞒”。那就是一条不可饶恕的罪状。我常常扪心自问，为啥让我摊上这样的家庭？父亲为什么会摊上如此的冤案？当年周总理曾有句名言：“一个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他所走的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道理谁都明白，但为啥在我身上却不能体现？我实在想不通……
有一天，母亲让我给被关押在“牛棚”里的父亲送衣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骑了20里路的自行车，带着母亲准备好了的衣服包，给父亲送去。在“群专”见到父亲。我胆怯地望了父亲一眼，他穿着破旧不整的劳动服，面容憔悴，显得疲备不堪。但父亲的目光很安定也很慈祥，毕竟儿子来看他，在已经悄悄懂事的儿子面前，他仍然有着做父亲的自尊。我观察到，父亲的嘴唇抖动着，好象有许多话要问、要说，而我也因为怕说了与父亲政治界限不清的话，或被别人怀疑“串供”而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直到我要离开父亲时，他才说了一句：“慢骑车，告诉你妈，不用惦记......。我深深了解这话的分量和他内心的感受，我的眼睛湿润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都是为什么呢？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不忘当年那使我内心无限沉重的一幕。
父亲“问题”对我的影响远不止这些，1970年我中学毕业,按当时政策，约有一半的同学可以留城，而我只能下乡，下乡也只能去别人挑剩下的穷地方,原因又是父亲的'问题'。接下来的入团、入党、参军、上大学......我自然连想都不敢想。眼见着身边的同学离我而去，我只能一个人躲在一边偷偷地难过。
从农村回城后,我被安排到商店当营业员卖布,但仍难逃厄运。店里进货丶御货的体力活哪次也少不了我,参加珠算丶量布丶商品陈列等项技术比赛,我虽然常为集体争光,但最终表奖时, 荣誉总是给了别人,原因又是父亲那永远说不清楚的'问题'。平日里我最害怕别人问起父亲的“问题”，所以工作丶生活中我必须处处'夹着尾巴'丶老老实实、任劳任怨，“不显山不露水”、甘当“老黄牛”。我又最忌讳别人看不起父亲的“问题”，所以，每当有人为我介绍女朋友，我总要把父亲的“问题”作为一件大事，先告之对方。我本意是实事求是，但结果多是对方的不理解。当他们得知父亲的“问题”后，还是与我“拜拜”了。当然也有不在乎的，就是我今天的妻子，她当年竟不顾全家的强烈反对，擅自做主丶一无返顾地嫁给了我。
父亲那种追求正义，不屈不挠、奋力拼搏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使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继承。在我插队当知青时，我挑最脏最累的活干，十指磨出了水泡又变成血泡，镰刀割破了手又砍破了腿，腰累得弯下去直不起来，直起来又难以弯下去，肩膀被重担压得肿起老高，一年四季不换样的玉米饼子白菜汤，吃得满嘴起泡、撒黄尿......所有的困难，我都无所畏惧地战胜了，虽然也常常慨叹苦、累，但在咬牙坚持的同时，我从不悲观，从不颓靡。我觉得，这比在政治上矮人三分的压力轻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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