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月光下的凤尾竹

2024-04-14 10:2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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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水边的三角梅阿坚2023年11月20日下午摄于广州东山湖公园

【回忆录】月光下的凤尾竹

1969年夏季，上级决定新圩大队作为实行大队核算的试点。12个在新圩大队的广雅知青，都缺乏社会经验，认为大队核算比生产队核算进步，自然积极赞成。我在二队落户，被安排去六队晒谷。可能还有知青也作为信得过的人，派去其他生产队起“监督”作用。每天上午去六队，把稻谷担出禾堂摊开晾晒，经常用刮耙、板耙翻动，让谷粒受热均匀。随时留意天气变化，一旦下雨立即快速用推耙、扬铲将稻谷聚拢成堆，盖上塑料薄膜遮雨；雨停禾堂干了要赶紧摊开谷堆，抢时间晾晒

。一天不知重复多少次，单调乏味而不能偷懒，因为稻谷潮湿易发芽，集体财产就废了。夏天太阳毒辣，晒谷扬起的粉尘沾在身上发痒，幸好我不属于皮肤过敏的人，熬到太阳下山，把稻谷担回仓库，就可以收工回二队洗澡了。中午在六队社员家里喝麦羹、吃番薯，无须交钱，大家对知青都很好。
我只看到表面的和谐，而许光远掌握的情况比我多。全大队18个生产队，他所在的七队，还有六队、八队较富裕，社员担心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会拉低分配水平。他发现队里收获了一批玉米，并没有如实向大队报产量，而是把玉米送生产队猪场。当时的养猪政策是购6留4，即每卖出一头猪，6成肉按国家收购价卖给国家，余下4成归农民支配。而大队并没有规定生产队养的猪也要经由大队统一分配。生产队瞒报玉米产量，会导致从别队调拨玉米到七队。光远觉得这明摆着是拆大队核算的墙，于是就到大队告状去了。令他不解的是大队干部并没有因此大发雷霆，可能这是他们预料中的事。一天，吃过晏后，队里通知开工的钟响了，他赶到文化室等待分工。社员们七嘴八舌，说邻近生产队都是如常敲钟，人却躲在文化室聊天，待到太阳没那么毒辣才出来糊弄几下，我们也得学着点，反正收成少了，就共产别队的。不久他又听到其他队的知青说，他们队竟然把大队分给的用于生产的化肥，分给社员种自留地。理由同样，即使农作物收成少了也不怕，可以共产别队的收成嘛。就这样，大队核算很快就走上了末路。头一年因为所分的还是生产队所有制下所得收成，故每工还有8角钱，第二年就降到6角钱。上级终于宣布终止大队核算。我们在学校学过政治经济学基本知识，但却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忽略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道理。另外，下乡之初知道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殊不知他们身上也有糟粨，不是样样都值得学习的。
实行大队核算就可抽调生产队劳力组建宣传队。公路边有座大队糖寮，收购农民种的甘蔗榨糖。糖寮与油坊相邻，都属于大队企业，各有几个人开工。宣传队成员集体住糖寮，白天种菜晚上排演节目。我当初仍住二队，每晚走村过户去糖寮。路过那些农家的狗都吠，我只好装作不怕从容地走，其实心怦怦直跳。一次大雨倾盆还要去糖寮，我穿着雨衣在通往田间的路口走岔了，跟着小路走一圈发现不对，再到那路口就格外小心，选准小路急走一圈，发现又回到原地！第三遍终于走对了。宣传队小伙子说，坚姐你刚才遇到的就叫“鬼打墙”！还有一次排练结束独自回村时，月光照得泥路很白，玉米地番薯地庄稼被风吹得沙沙响，比人还高的玉米地里，完全能藏住人。正想着，发现前方有个男人离我不远也在走夜路，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什么人？说一点不怕是假的，但总不能因为怕就返回糖寮吧？我只有强作镇定，不紧不慢地保持距离。那男人终于拐进某条村子，我则继续走回二队。
冬季我搬到大队部，在楼下隔出一小间给我住，白天随同宣传队开工，与二队完全脱钩。1970年元旦，我不想独自迎新年，傍晚买了年画、糖果分为11份带回二队，分给11户人（不敢进最穷的“富农”家）。11家见到我都留吃饭，我只能逐家尝一块肉或两根菜。三同户秀嫂女儿嫁去三所大队，那天她走亲戚未回，福哥非要我等老婆回来。秀嫂到家我实在太饱，什么都吃不下就只喝点酒。回到住处半夜吐得一干二净，胃空了心却是满的，我也有家可归了。
大队核算终止后，我被安排到12队参加劳动，工余继续做学毛著辅导员、出油印的《农忙战报》。虽说12队离大队部挺近，但工余开伙、种地、洗衣都靠自己，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走路急匆匆。我舍不得丢工分进山割柴草，也买不起柴草，只能就近解决。先是把村子四周荆棘丛陆续割倒，就地晒干后拖回厨房储存起来。后来农民说，阿坚你割清了村边的簕棚，麻鹰飞来鸡仔都没处躲！又说，路口脱落的簕条会刺伤脚板。是啊，我拖回厨房烧火时也容易被刺伤。此后我就改变做法，趁午休戴顶斗笠去附近山坡割草、挖柴头。坟头草长得很繁茂，我一个个坟头去割，社员说，你一个女仔好大胆！数年后我从文化局抽到犁头公社做“斗批改”工作队员，公社散会后独自走夜路回村，清明前后坟包上白纸飘飘，我瞟一眼继续走路。社员感慨道，阿坚真是“胆生毛”！
省军管会吴有恒专案组派两个女军人来新圩，找我调查有关父母的问题。我23岁了，她俩不比我大多少，挺友善，还来12队看我住的环境。听说我这几年晚上去糖寮或大队部，都独自往返于村道、田间，便问，你清楚大队共有多少地富反坏右分子吗？认得出是哪些人吗？我答，不清楚更没去认。两人替我担心，说这很危险，至少要不时变换出行时间、路线，不让阶级敌人摸到规律加害于你。我笑笑，心想哪有功夫变换，每晚都来去匆匆。
冬季，趁包菜便宜买半麻袋回来，每餐切几分之一，少油，在锅里炒软加盐做餸，喝麦羹，吃番薯。村里小孩对新来的我很好奇，每餐都有三五个来厨房看我，半月后女人们说，自家孩子天天回家都说，坚姨吃包菜。她们说你这样节省不行，可我依旧包菜主打。我的自留地在村边河旁，那是一条沙底河，流水清澈平缓，村人都来洗菜洗衣。我种的东西很杂，瓜菜豆薯粟样样有点。最粗放的是苦麦菜，总吃不完，我常在河边洗它一畚箕，村人问来客人了？洗这么多菜？我答一个人吃。知青们省下的稻谷都不卖高价，一人挑一担去粮站卖“爱国粮”。我也希望换口味，想吃玉米，走到自留地，捏捏这苞，不够硬，再捏捏那苞，好像可以，但剥开青皮瞧瞧，玉米粒还在灌浆呢，没舍得掰。瓜菜也这样，东摘一个，西摘一棵，回家像在二队时那样“一镬熟”。宣传队的陈运如对我特别亲，要来为我做好吃的“萝卜生”，她切好萝卜、加盐出水，又炒香玉米粒，用生菜叶裹住吃，味道清新可口。她还教我在自留地种番薯“乌骨企龙”，产量不高但色泽金黄香甜软糯。又和我一起挖又大又深的穴，里面垫满草皮泥，再种上槟榔芋苗，等它发芽长叶，土里的芋头也会长大，半年后就能带着大芋头回广州探亲。
春耕，田水冰冷刺骨，赤脚下去打冷战。我和社员一起铲田基、拔秧、担秧、插秧。蚂蟥专叮流血的伤口，还会钻进去很难拔出来。喝麦羹一肚子水，春水荡漾引起尿意，若要洗手回村太耽误时间，干脆入乡随俗，像社员一样找处田埂蹲下解决，顶多拿竹帽象征性地遮挡。男人驶牛耙田，田水里浮起指头大小的野慈菇。我知道它微苦，含淀粉，便收集起来煲粥，或单独做菜。很多小孩捉青蛙用稻草串着回家喂鸭，我想青蛙和田鸡差不多，就请小孩给我一些，帮忙剥皮斩件，我统统丢进粥里滚熟吃。不敢端详哪是头哪是脚，是荤就照单全收。渐渐地逢年节也像在二队那样，有人送来萝卜糍、碱水糍、酿猪乸菜了。究竟是哪家送的我分不清，收工时碗已摆在灶台上，大糍粑塞满菜馅，一碗盛一只。有时不止一两碗，来自不同人家，过后小孩来取碗，我说声：“多谢你爸妈哦！”我不清楚大人是哪个。开工时有人问那糍粑好吃不，我统统说好。大队会计黄河家在12队，一次他和基干民兵去打山猪、石羊，说要带野味给我尝。几天后我收工回家，一只大猫窜出来，我一看灶台上有个瓦钵，里面有几块骨头。后来黄河说这回没打到山猪，打了石羊，问我羊肉好吃吗？我才猛想起那是他给我尝的野味，偏偏被猫偷吃了，我不好意思直说，就说好吃得很！
我与阿波1968年确定恋爱关系，他去部队农场锻炼后就去湖北教书，我则去阳山务农。当年21岁的我表示27岁亦即1974年结婚，他比我大7岁，结婚时该34岁了。到阳山不久我就给县知青办写报告，申请调阿波到阳山。知青办回复未登记结婚不予照顾，于是我俩继续异地恋。这过程难免出现插曲，就说三段吧：一是在新圩二队，社员开队长儿子和我的玩笑，叫他帮忙犁耙我的自留地，他满面通红牵牛过来，不敢和我说一句话。队长夫妻对我也格外喜爱，我厨房离他家很近，他妈妈让小女儿捧一碗豆角饭给我，我说告诉你妈妈“多谢”，女孩回家转述“坚姨说多打”，把大人惹笑了；二是秀嫂领我回娘家桂花大队走亲戚，那儿有户人来自广州，估计是借“战备疏散”之名将所谓有问题的居民全家迁到农村。那家有个儿子戴副眼镜很斯文，最吸引我的是他穿件白汗衫，上面有红字“广州铁中”。他与我在村道上打了照面，可能他也感觉得出我不是当地人吧。我在秀嫂娘家落座，几个女人走来看我，想替我和那男子牵线；三是在新圩宣传队期间，在油坊工作的复员军人每天看见我，但两人没说过话。他忽然接到安排工作的通知，怕来不及表白就离开，托堂妹交信向我示爱……我全都谢绝，说自己已有未婚夫，在外省工作。
夏夜，我白天割稻晚上出快报已很疲累，从大队部走回村里，四处一片寂静，家家灯光都灭了，人们全进入梦乡，而我还没洗澡洗衣服呢，过几小时又要开工。我回屋用竹篮提着衣服、毛巾、肥皂，轻轻走过石板村道，来到自留地旁。这儿有个高坎，长着茂密的竹丛，如同一座屏障，高坎底下，河水浴着月光流淌。我顺斜坡下去，安放好竹篮，径直走进河里，慢慢蹲下，让清凉洁净的河水浸润全身。过一会再上岸，隔着衣服用手擦肥皂，又走回河里过清。之后赶紧回到高坎下，匆匆脱湿衣换干衣，再把湿衣洗洗就回家睡觉。也有些时候嫌换衣麻烦，反正身体和衣服的汗气已洗去，就一身湿漉漉地悄悄回屋。那一刻，天知地知心知，无欲无求无邪。不知有没人暗地留意过我这位女知青，而我后来每听到歌曲《月光下的凤尾竹》，脑际便会浮现这宁谧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