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 渔：《诗人在他的时代》
在得知获奖的消息时，另一个让人悲伤的消息也几乎同时传来——著名诗人张枣在德国图宾根去世了，年仅48岁。而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里，诗人梁健和邵春光也相继离世，同样都是英年早逝。在这样一个属于文学的春天里，我必须低下头来，向这些早逝的诗歌精灵们追思，哀悼。
相对于每天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死亡和灾难，诗人的去世并无特别之处。这并非一个杀死诗人的时代，诗人的逝去似乎也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民更加频繁。但是，在这个时代，诗人是“罕见的，稀有的”（孟浪语）。因其罕见和稀有，而显得珍贵、突兀和惊世骇俗。所以，诗人的去世总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像我们耳听一个个频临灭绝的物种永远消失一样，诗人的去世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面对上帝缺席、诸神逃遁、神性之光黯然熄灭的世界黑夜的时代，荷尔德林发出这旷野的呼告，“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苦井中。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我希望所有早逝的诗人们，都能变作那启示之星，既照亮我们时代的贫乏之现状，也为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点亮心灯。
我这次获奖的诗歌，有一首长诗叫《高启武传》。这首诗我大概酝酿了三年之久，而完成它却只用了两个小时。我爷爷是一个老农民，生活在共和国的最底层，做了一辈子饲养员。他过的日子就像他饲养的那些牲口，只要能填饱肚皮，然后就是干活不止。吃的是草，流的是汗。从来没想过能够改变这种命运，也从来没抱过什么希望。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端上一个公家的饭碗。我后来的确端上了这样一个铁饭碗，但最终我还是亲手把它砸了。我不是讨厌碗里的饭，但我讨厌盛饭的碗。
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它奠定了我写作的伦理和情感的基础。无论我从家乡离开多久、出走多远，我总能感到在我的身后，有一道无形的深渊。我接受的其实是中国乡村最普通的学校教育，而且还成了不幸中的幸运儿。我不仅闯过了高考的窄门，并且由此改变了生命的轨迹。而我的大部分儿时的伙伴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被一道道门所阻隔，绝大部分倒在小学毕业线上，一小部分熬到了
在得知获奖的消息时，另一个让人悲伤的消息也几乎同时传来——著名诗人张枣在德国图宾根去世了，年仅48岁。而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里，诗人梁健和邵春光也相继离世，同样都是英年早逝。在这样一个属于文学的春天里，我必须低下头来，向这些早逝的诗歌精灵们追思，哀悼。
相对于每天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死亡和灾难，诗人的去世并无特别之处。这并非一个杀死诗人的时代，诗人的逝去似乎也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民更加频繁。但是，在这个时代，诗人是“罕见的，稀有的”（孟浪语）。因其罕见和稀有，而显得珍贵、突兀和惊世骇俗。所以，诗人的去世总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就像我们耳听一个个频临灭绝的物种永远消失一样，诗人的去世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面对上帝缺席、诸神逃遁、神性之光黯然熄灭的世界黑夜的时代，荷尔德林发出这旷野的呼告，“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苦井中。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我希望所有早逝的诗人们，都能变作那启示之星，既照亮我们时代的贫乏之现状，也为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点亮心灯。
我这次获奖的诗歌，有一首长诗叫《高启武传》。这首诗我大概酝酿了三年之久，而完成它却只用了两个小时。我爷爷是一个老农民，生活在共和国的最底层，做了一辈子饲养员。他过的日子就像他饲养的那些牲口，只要能填饱肚皮，然后就是干活不止。吃的是草，流的是汗。从来没想过能够改变这种命运，也从来没抱过什么希望。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端上一个公家的饭碗。我后来的确端上了这样一个铁饭碗，但最终我还是亲手把它砸了。我不是讨厌碗里的饭，但我讨厌盛饭的碗。
这几乎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它奠定了我写作的伦理和情感的基础。无论我从家乡离开多久、出走多远，我总能感到在我的身后，有一道无形的深渊。我接受的其实是中国乡村最普通的学校教育，而且还成了不幸中的幸运儿。我不仅闯过了高考的窄门，并且由此改变了生命的轨迹。而我的大部分儿时的伙伴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被一道道门所阻隔，绝大部分倒在小学毕业线上，一小部分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