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长篇小说《猛虎下山》：
荒诞中的些许温情
作者：潘凯雄
《猛虎下山》插图（《花城》2024年第1期）
还记得20年前的2003年初，我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读到社里新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就是李修文的《捆绑上天堂》。沸腾的现代都市场景和活力洋溢的都市青年气息扑面而来，这在那时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还真不多见。当时我还不认识修文，只是依稀记得宗仁发兄主编的那本颇具影响的《作家》杂志上有位名叫李修文的“特约策划”。说实话，那时我脑子里还真没有将这两个“李修文”画等号，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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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文长篇小说《猛虎下山》：
《猛虎下山》插图（《花城》2024年第1期）
还记得20年前的2003年初，我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读到社里新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就是李修文的《捆绑上天堂》。沸腾的现代都市场景和活力洋溢的都市青年气息扑面而来，这在那时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还真不多见。当时我还不认识修文，只是依稀记得宗仁发兄主编的那本颇具影响的《作家》杂志上有位名叫李修文的“特约策划”。说实话，那时我脑子里还真没有将这两个“李修文”画等号，老观
念让我觉得能够干“策划”者当应是个“资深”的“老江湖”，而一旦“资深”恐也写不出《捆绑上天堂》那般青春飞扬的作品。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下的这个判断全错，只是那以后，修文就一头扎进散文写作和影视策划之中，虽有《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和《诗来见我》等特色卓著的散文相继面世并以此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长篇小说的创作则始终不见动静。
“上天堂”莫非真成了修文长篇小说写作的“天堂”？当本人这种疑问越来越强烈时，修文却冷不丁地来了部“气势汹汹”的《猛虎下山》，尽管篇幅不长，却果然是“猛虎”一只，虽煞是好看，却不太好对付。故事虽不复杂，但情节跌宕，读起来颇吸引人。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一个春夏之交，本该是桃花盛开的灿烂时光，某炼钢厂却笼罩在即将被一家沿海的特钢厂收购、一批工人面临下岗的忐忑不安之中。就在此时，传言毗邻厂区的山上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只猛虎“叫停”了厂里的这个改革进程，“猛虎”万一“下山”该咋办？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于是，新厂长决定重赏招募打虎勇士，报名者可免除下岗；于是，一连串的不知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亦或是“闹剧”的故事渐次登台。
如果说为了工厂的稳定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在员工中招募打虎志愿者尚情有可原，但将其和下岗与否挂钩这就有点意味了。
轧钢车间的刘丰收本就是个不起眼的普通工人，而且还是个“窝囊”货，按寻常逻辑这次必在下岗之列。为了保住家中的饭碗，老婆林小莉便撺掇着他报名参加了打虎队。经过一夜流落室外的恐惧与荒唐，第二天逃回家中的他竟拔下自己头上40余根白发跑到厂长面前，谎称昨天夜间在山上与老虎遭遇，而且那还是一只“吊睛白额虎”。正是由于这个无奈而大胆的谎言，在全厂大会上，刘丰收竟被厂长正式任命为打虎队队长，“享受班长级待遇，同时不再担任炉前工工作，如果打掉了老虎，厂里还将另行重用！”故事到此本就够荒唐了，但戏码更足、更加荒唐的还在后面：与刘丰收本就有过节的脱硫车间副组长张红旗虽无下岗之虞，竟也主动申请加入打虎队，甘为刘丰收属下，并率先上演了一出“人扮虎”的大戏……此时，《老虎下山》所上演的戏码就从一般的喜剧进入荒唐进而走向极度的荒诞。
荒诞在文学的存在不足为奇，在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那里，以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为代表的荒诞派作品则更是以荒诞来集中揭示人类存在的种种异化。那么，李修文在《老虎下山》中如此大行荒诞之道，又是意欲何为？
因为可能有老虎而危及员工，厂里组建了打虎队以维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这很正常；又因为新厂长宣布积极报名参加打虎队的工人就可免除下岗失业之虞，所以老虎的存在就悄然转化成了工人们能否保住自己饭碗的重要条件。这个逻辑看似环环相扣，但将可能有老虎存在这个突发事件与推动企业现代化改革进程、促使企业健康发展的正常工作如此挂钩不仅毫无道理，本质上也是荒唐的。而这种荒唐逻辑一旦成为现实，接下来诸如“人扮虎”、打虎队成员间暗中的勾心斗角之类一串闹剧的上演，本质上就是这种荒唐逻辑的必然延伸，也是进一步将这场闹剧推向极端进入荒诞的重要推手。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怪圈，李修文得以凭借自己强大的艺术想象力与整体统筹力，为《猛虎下山》搭建起了一个谨严而快节奏的虚拟结构，一方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异化”与“荒诞”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刘丰收、马忠乃至张红旗等普通人、也是在这个经济结构中处于最底层的“小人物”充满着同情与悲悯。由此构成了《猛虎下山》于整体荒诞和严酷中，戏谑与温情并举的双重调性。
关于“荒诞与严酷”，比较容易理解，毕竟这是《猛虎下山》最直观的外在形态。一部分职工面临下岗失去“饭碗”，这当然是一种严酷，特别是对那些技能平平者而言。但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阵痛如果处理得柔性一点、科学一点，阵痛度自然也会随之降低一些。反之，简单粗暴地处理，将下岗与否和是否自愿意上山以及能否成功打虎挂上钩，那就不只是严酷，更是走向荒诞了，因为这里毕竟存有以生命为代价的巨大可能。当然，我也相信这未必就是生活中的真实，但面对生活中已然出现了的种种不公与严酷，文艺创作将其推向极端既是艺术处理的一种正常方式，也是有责任感作家的职责所在——非危言耸听而是旨在唤醒良知。
关于戏谑与温情，在《猛虎下山》中，李修文对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被忽视、被淘汰乃至被掩埋的受困者的确是抱有鲜明的悲悯与温情的，只是这种悲悯与温情在作品中表现为强烈的戏谑直至推向荒诞。如果说这一点尚不能为读者所理解，那我只能归咎于修文在此处的着墨稍猛了一点，这显然不是面对现实生活态度的是非问题，而是艺术处理的分寸问题。也正是因为修文创作时的这种悲悯情怀，我想读者在读到刘丰收、马忠乃至张红旗等角色上山打虎的种种疯狂与愚昧时，感受到的一定是笼罩在巨大荒诞感下些许的辛酸与悲凉，而这样一种审美效果则恰是修文自身悲悯心所带来的力量。
概括起来，《猛虎下山》展现出李修文面对生活现实时是如何施展艺术想象的才华，从而演绎出了一则世相与人心的寓言。在虚拟的声声虎啸中，人性的本能与复杂、人与人之间的缠斗与和解，莫不一一被残酷地撕裂开来，给读者留下宽广的想象与深思。
“上天堂”莫非真成了修文长篇小说写作的“天堂”？当本人这种疑问越来越强烈时，修文却冷不丁地来了部“气势汹汹”的《猛虎下山》，尽管篇幅不长，却果然是“猛虎”一只，虽煞是好看，却不太好对付。故事虽不复杂，但情节跌宕，读起来颇吸引人。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一个春夏之交，本该是桃花盛开的灿烂时光，某炼钢厂却笼罩在即将被一家沿海的特钢厂收购、一批工人面临下岗的忐忑不安之中。就在此时，传言毗邻厂区的山上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只猛虎“叫停”了厂里的这个改革进程，“猛虎”万一“下山”该咋办？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于是，新厂长决定重赏招募打虎勇士，报名者可免除下岗；于是，一连串的不知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亦或是“闹剧”的故事渐次登台。
如果说为了工厂的稳定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在员工中招募打虎志愿者尚情有可原，但将其和下岗与否挂钩这就有点意味了。
轧钢车间的刘丰收本就是个不起眼的普通工人，而且还是个“窝囊”货，按寻常逻辑这次必在下岗之列。为了保住家中的饭碗，老婆林小莉便撺掇着他报名参加了打虎队。经过一夜流落室外的恐惧与荒唐，第二天逃回家中的他竟拔下自己头上40余根白发跑到厂长面前，谎称昨天夜间在山上与老虎遭遇，而且那还是一只“吊睛白额虎”。正是由于这个无奈而大胆的谎言，在全厂大会上，刘丰收竟被厂长正式任命为打虎队队长，“享受班长级待遇，同时不再担任炉前工工作，如果打掉了老虎，厂里还将另行重用！”故事到此本就够荒唐了，但戏码更足、更加荒唐的还在后面：与刘丰收本就有过节的脱硫车间副组长张红旗虽无下岗之虞，竟也主动申请加入打虎队，甘为刘丰收属下，并率先上演了一出“人扮虎”的大戏……此时，《老虎下山》所上演的戏码就从一般的喜剧进入荒唐进而走向极度的荒诞。
荒诞在文学的存在不足为奇，在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那里，以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为代表的荒诞派作品则更是以荒诞来集中揭示人类存在的种种异化。那么，李修文在《老虎下山》中如此大行荒诞之道，又是意欲何为？
因为可能有老虎而危及员工，厂里组建了打虎队以维护他们的生命安全，这很正常；又因为新厂长宣布积极报名参加打虎队的工人就可免除下岗失业之虞，所以老虎的存在就悄然转化成了工人们能否保住自己饭碗的重要条件。这个逻辑看似环环相扣，但将可能有老虎存在这个突发事件与推动企业现代化改革进程、促使企业健康发展的正常工作如此挂钩不仅毫无道理，本质上也是荒唐的。而这种荒唐逻辑一旦成为现实，接下来诸如“人扮虎”、打虎队成员间暗中的勾心斗角之类一串闹剧的上演，本质上就是这种荒唐逻辑的必然延伸，也是进一步将这场闹剧推向极端进入荒诞的重要推手。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怪圈，李修文得以凭借自己强大的艺术想象力与整体统筹力，为《猛虎下山》搭建起了一个谨严而快节奏的虚拟结构，一方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异化”与“荒诞”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刘丰收、马忠乃至张红旗等普通人、也是在这个经济结构中处于最底层的“小人物”充满着同情与悲悯。由此构成了《猛虎下山》于整体荒诞和严酷中，戏谑与温情并举的双重调性。
关于“荒诞与严酷”，比较容易理解，毕竟这是《猛虎下山》最直观的外在形态。一部分职工面临下岗失去“饭碗”，这当然是一种严酷，特别是对那些技能平平者而言。但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阵痛如果处理得柔性一点、科学一点，阵痛度自然也会随之降低一些。反之，简单粗暴地处理，将下岗与否和是否自愿意上山以及能否成功打虎挂上钩，那就不只是严酷，更是走向荒诞了，因为这里毕竟存有以生命为代价的巨大可能。当然，我也相信这未必就是生活中的真实，但面对生活中已然出现了的种种不公与严酷，文艺创作将其推向极端既是艺术处理的一种正常方式，也是有责任感作家的职责所在——非危言耸听而是旨在唤醒良知。
关于戏谑与温情，在《猛虎下山》中，李修文对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被忽视、被淘汰乃至被掩埋的受困者的确是抱有鲜明的悲悯与温情的，只是这种悲悯与温情在作品中表现为强烈的戏谑直至推向荒诞。如果说这一点尚不能为读者所理解，那我只能归咎于修文在此处的着墨稍猛了一点，这显然不是面对现实生活态度的是非问题，而是艺术处理的分寸问题。也正是因为修文创作时的这种悲悯情怀，我想读者在读到刘丰收、马忠乃至张红旗等角色上山打虎的种种疯狂与愚昧时，感受到的一定是笼罩在巨大荒诞感下些许的辛酸与悲凉，而这样一种审美效果则恰是修文自身悲悯心所带来的力量。
概括起来，《猛虎下山》展现出李修文面对生活现实时是如何施展艺术想象的才华，从而演绎出了一则世相与人心的寓言。在虚拟的声声虎啸中，人性的本能与复杂、人与人之间的缠斗与和解，莫不一一被残酷地撕裂开来，给读者留下宽广的想象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