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班

1968年，我们进入“教育革命”后的高中，续上残缺的读书梦。
小操场盈溢树香花香，穿插三分凉爽，芳香与凉爽附入体内将些极不情愿放弃的睡意微拂向一边，而另一途是极活跃不肯停下的青春梦。这是清晨。朱桂叫着早操的口令，1－2－3－4－5－6－7——他居然叫到8－9——没有人纠正，他继续10－11——朱桂是班长，班中唯一的党员。朱桂在炎炎六月仍然是鞋子袜子地套着，让我们的视线总是引导至地平线。我们赤脚或者趿拉着烂着的布鞋亮着农乡的庸常贫穷，还有对日子的不经心。朱桂居然还说普通话，他是不是在军队里混过，没有人问过，那时候说普通话的只有从部队复员回乡的，普通话是复员军人的专用品。
我们是第一个高中班，开小地方的先河，称谓高一班。学校原来是初级中学，“教育革命”试办高中，我们就成了幸运的试验品。学制二年，“革命”将三年减成二年。二年比没有好，有书读就行，譬如一位女子唤醒着已经对于爱情的无望，忽得一男人爱与痛，小心地拥在怀里，于其他不顾不问。
党支部书记亲任班主任。书记有一部小小的“红梅”收音机，晨操前，小的收音机挂在篮球框架上，新闻，还有语录歌不断地从里面喷发出来。书记手扣在身后微底着头踱步和我们一起分享早间新闻。然后才是朱桂站到队列前呼着混淆八拍的体操号令，我们竟然可以按照正常的八拍做下去。
教室就在小操场的一边，有时篮球场上的球弹射进入了教室。教室一字排开两间，中间是老师的一间宿舍。宿舍的窗用报纸从里面糊实，老师年青貌美的夫人在探亲。我们是第一间。这里以前是初中毕业班的教室。其他教室都在很远的西边，那里有两栋一字排开的教室，每一排有四间，中间有雨廊连接。在东西教室的中间地带是学生宿舍，学生宿舍的前面有一栋二层的木楼，木楼下面也有几间教室，另外就是二间很大的教员办公室。楼上是实验室，有人体骨架标本，还有许许多多的仪器，玻璃器皿，都蒙着厚厚的灰尘。楼的两端有木板的楼梯，踏步上去吱吱呀呀的响，好像不光是楼梯单独的呻吟，似乎联合着墙体表示着存在的艰难不易，以及某些痛楚。用现在的标准是危楼，那时除了话语的危险性外还没有对于居住之类有危险的警示。不过，在“革命”以前上初中时，在全校大会上校长好像讲过不要在实验楼上跑来跑去的警告。房子的四周走廊都是木板，开裂不紧密，走在上面整个楼似乎都在颤动发抖。楼下最西边的那间是我们的宿舍，原来是教室。我们似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