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随笔·仁者蔡元培

2017-03-20 10:51阅读:
首发于《北京日报》2017-03-20
仁者蔡元培
罗家伦等多位蔡门弟子都曾忆及一件往事:在七七事变前两年,东邻虎视眈眈,战争的阴霾日益浓厚。蔡元培来到南京,汪精卫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请他共进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规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言行,表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的国策确立不拔。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犹未毕,蔡元培的眼泪脱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含泪的葡萄酒,一饮而尽。听其言而观其行,举座为之动容,无不肃然起敬,汪精卫则如坐针毡,神情尴尬,顾左右而言他。爱国,有可能彰显为叱咤风云,也有可能表现为温言规劝。汪精卫若能听从蔡元培的忠告,又何至于日后身败名裂?
蔡元培的性格用“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八字形容最为恰当。蒋梦麟是蔡元培的早期弟子,且与蔡元培共事多年,对乃师的性格知之最深,其回忆录《西潮·新潮》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蔡元培应小事以圆,处大事以方,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他讲求一个“和”字,但不是和稀泥的“和”,而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和”。
蔡元培曾在南洋公学任教,黄炎培回忆道:“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吾师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随地涌现矣。”先生之风,果然山高水长。
1922年,蔡元培考察欧美教育,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去码头迎接他,发现先生只带很少的行李,没带秘书,也没带随从,竟然是孤身一人,独往独来,其本身就像一位年长的留学生。他没去惊动中国驻纽约的领事馆和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就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小旅馆里。杨荫榆看到大家众星捧月的情景,不禁感叹道:“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的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了?”在那次欢迎会上,蔡元培先讲故事,一个人学到了神仙的法术,能够点石成金,他对自己的朋友说,往后你不必愁苦了,你要多少金子,我都点给你。那个朋友却得寸进尺,他说,我不要你的金子,我只要你的那根手指头。全场哄然大笑。蔡元培讲这个故事,用意是要启发中国留学生,学习
专门知识固然重要,掌握科学方法才是关键,他说:“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做出贡献。”老校长的这番谆谆教导足够大家欢喜受用了。
唯仁者爱人以德,成人之美,这话是不错的。蔡元培的心地如同菩萨般善良,平生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的求助。晚年,他帮人写推荐信,一写就是数封,多则十来封,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一文中揭示了蔡先生的仁者心法:“大凡中国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法律是先假定一个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在蔡先生的心目中,只有“道心惟微”,没有“人心惟危”,他始终相信人类趋善求美是主流的,是值得竭力推动的。
抗战初期,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不嫌路途遥远,从重庆寄来快信,自称是北大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请求老校长伸出援手,将他推荐给用人单位。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那位青年学有所成,这封推荐信不久即发生效力。然而那位青年报到时,所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某机关负责人赶紧写信询问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细。蔡元培回复对方: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毕业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不是人才,断不可用;如果他没有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理应录用。你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那位青年得到了这份差事,特意写信向蔡先生道歉,感谢他的再造之恩。蔡元培回信时,没有只字片言责备对方蒙骗欺罔,反而勉励对方努力服务于社会。
蔡元培不惮烦劳,为素不相识的青年人写推荐信,除了爱惜人才,也因为他有一个定见:“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的义务!”
有人误以为蔡元培是一位雄辩滔滔的演说家,其实不然。他具有超然的态度,平日集会,其言讷讷,如不能出诸口,但与人交接,则侃侃如也,他最爱谈论的话题并非时事,而是教育、思想和文化。当教育部长也好,当北大校长也好,当大学院院长也好,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蔡元培偏重于理想,始终只负责确立宗旨,制定方针,他并不羁縻于行政。很显然,蔡元培知人善用,他总能擢选到好搭档,如范源濂、蒋梦麟、杨杏佛、丁文江、傅斯年,个个都是治学的高才,治事的能手,为他打理实际事务,充当大护法。对此,胡适在1935年7月26日致罗隆基的信中有一段评价恰如其分:“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亦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唯仁者恩泽广被而若无其事。蔡元培的人格魅力怎么高估都不为过,诸多大名鼎鼎的学者均发自内心地敬重他,乐于为他效命,在民国时期的教育界和文化界,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都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