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轶事——外国武官的回忆
2020-07-03 11:09阅读：
抗日轶事
——外国武官的回忆
戈叔亚翻译说明:
作者是史迪威的副官弗兰克·多恩（Flank
Dorn）。跟随史迪威入缅作战，后来是中国远征军美军顾问团参谋长，驻扎昆明西站的原云南农业技校，现在是昆明西站第十四冶金总公司办公大楼。
他有一本回忆录《跟随史迪威走出缅甸》，原名：《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他在这本书里，提到了一段有意思的事情：在1938年后，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史迪威的副官多恩先生，曾经受中国名将商震夫人委托，帮助转移了一批价值不菲的文物，属于中国研究学院从财产，部分是商震家族的。另外受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委托，试图到被日军占领的北京北大转移一批珍贵书籍。当时蒋梦麟是委派夫人从后来冒险来到北京办理转移书籍事宜的。由于书籍已经被日军掠夺或者毁于战火，多恩只好把蒋梦麟夫人送到香港。
这里说到的
蒋梦麟夫人，应该是蒋校长的第二任妻子
陶曾谷。蒋梦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是他的后两次婚姻却受到人们的非议，其中也包括陶曾谷。网上资料说，陶曾谷脾气不是太好，给蒋校长惹了一些是非。不过根据多恩的回忆，蒋梦麟夫人能够冒险转移学校财产，也属大义值得肯定。
史迪威（右一）带领他的小队徒步从缅甸撤退。多恩（右二）。
右二：商震先生、左二：商震夫人
蒋梦麟和陶曾谷结婚
Maj. Gen. Claire L. Chennault, Brigadier General. Edgar E. Glenn,
Mrs. K. L. Chiang. Mrs. Chiang's husband is professor of the
Southwestern Association Universtiy, Kunming, China.
（左一）陈纳德、（左二）埃德加·格伦、（右二）蒋梦麟夫人（Mrs. M. L.
Chiang）
蒋夫人的丈夫是在昆明的中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
风度翩翩的蒋梦麟校长在昆明
以下是他的原文（翻译）：
1942年3月，史迪威团队在重庆的嘉陵村3号。
几天后，住在重庆郊外的老朋友商震将军夫妇，设宴招待史迪威。当我们走进来的时候，商震夫人以古老的清朝宫廷礼仪向我鞠了一躬，说：“我们最深切的感谢（“Fei
ch’ang te kan hiseh”，作者拼写汉语“非常的感谢”）。我们荣幸地和您想见，多恩上校。”
史迪威转身对着我，眉毛敲了起来，疑惑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先生。
要和你说明白需要花点时间。这是你在兰州（Lanchow）发生的事情。我明天告诉你这件事时，你就会明白商震人的意思了。”
“您会明白的，史迪威将军，”她说，“到时候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用‘fei ch’ang tekan
hsieh （非常的感谢）’，这是中国人表达谢意的最高礼仪了。”
这一切都是在1938年10月开始的，当时我正要从汉口回到北京，然后我就回美国接收新任务。首先，中国游击队的负责人让我在经过日军占领的天津时，帮助他送几封信。这似乎完全没有什么危险。在我确认了的确是为的接头人天津的一位“牙医”之后，然后和对方握手并写下收到信件的收条，就把信件交给了对方。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信件”原来是第二年针对敌人的所有华北游击队活动的行动命令。如果日本人用那些文件抓住我，他们就会把我当作中国人的间谍。当我在北上回来的路上经过上海时，我得到了一位“秘书”——实际上是前教育部长、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主席蒋梦麟（Chiang
Mon-lin）博士的妻子。由于我是她的临时老板，她冒着通过三道日本军事检查站搜查的风险来到北京，但在她到达后发现，她的学者丈夫的无价之宝图书馆，本来她希望把图书带走，但是现在已经被入侵的日军部队抢劫一空了。
在北京，我受到商震将军当地代表施加的压力，带了九个巨大的手提箱和两个小皮箱，送到香港交给商震夫人。我被一再告知决不能让小箱子离开我的视线。里面有几十枚家族印章、金条、珠宝、最精美的玉头长簪子、美国和英国债券，还有许多绣着无数珍珠的华丽的古代官服——全部财务估计价值两三百万美元。然后，我被迫在我日益增长的杂七杂八收藏中又增加了40样收藏。这些物件实际上是属于中国研究学院院长威廉·佩图斯（William
Pettus）博士，包括我在内的语言学生都在这所学院学习中文。这些收藏是一批珍贵的古代青铜器、玉器、瓷器、陶瓷、绘画、象牙和雕刻品，目的地是南加州的一家博物馆。最后一件强行变成我的东西是一只黑色的公猎犬，这是法国北京银行行长雅克·巴达克（Jacques
Bardac）给我在上海的朋友莫里森斯（Morrisons）的礼物。当然，还有我的“秘书”——蒋梦麟（Chiang
Mon-lin）博士的妻子，她授命去了北京，结果一无所获，不得不到英国控制的上海国际定居点的安全地带。
恕我直言，我已经卷入其中了。麻烦的是这些主动承担的责任，把这些宝贝，在日本军队的眼皮底下，穿过日军把守严密的中国北部和东部的所有铁路和港口。然后再送到他们的目的地。
解决的办法是非常复杂的。首先，我的50多件“个人行李”是由一辆从北京送到天津的密封轿车，日本人允许美国大使馆的警卫美国海军陆战队每周用车提供补给。因此，我所拥有的宝藏在日本军队的护卫下最先走出90英里。通过事先安排，我收集的“个人物品”被英国驻天津海关检查员扣押了两天，然后日本人再次允许继续运作。
我旅程的下一步，沿着海河（Pei
River），50英里从天津到大沽口（Taku，位于天津市东南5海河入海口处）这里最初是我相担心的，因为游击队定期关闭这条狭窄的河流，以阻止航运通行。但在我离开北京的前几天，我接到了“黄先生”一些话，他是华北游击队的负责人。他说希望在北京联合医学院的医院里他的房间看到我。
当有人叫我进去时，他躺在床上，但看起来他完全没有病，就和我一样。他解释说，这是用医院的房间作为他的总部指挥行动，因为日本鬼子永远不会想到在那里找他，因为这里距离日本华北指挥官田口（Terauchi）将军的总部只有两个街区这么远。“黄”（意思是黄色）先生还解释说，他所有的游击队首领都用各种颜色作为代号
然后他说他要亲自当面感谢我的帮助，并问他是否可以为我做任何回报。当我回答说，我将在三天内带着我所有的个人财产离开北京，并担心沿河的游击队狙击手可能会阻止所有的水上交通时，他立即向一名助手“红”先生（表示红色）发出指示，允许所有运载我的财产的船只在运输途中不受炮火阻拦地通过。我有点惊讶，我问他怎么敢相信我，一个外国人，知道他在医院的藏身之处，我从汉口带来的命令，他手下人的代号，现在对他的部队的下达实际指示。他笑着说，他不关心我，他有一个完整的档案，关于我的活动和态度倾向，并知道我可以信任。
所以，在指定的一天，我沿着河航行，经过游击队确定的暂时不被狙击区域，从到英国拥有的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号船开始，并在大沽口湾的斯怀尔（Swire）号轮船停泊处结束。在看到我的行李安全上船后，我们那天晚上乘船去青岛，在日本占领的这个港口城市停了一个紧张的半天；然后到上海，在那里，箱子和手提箱被放置在国际结算的海关仓库的债券保险箱里。而那只狗，因为缺乏树木和灌木，在船上造成了无尽的麻烦，而“秘书”也在那天晚上安全地被送到了船上。
但是就在我通过P. & O.航线前往香港时，日本人威胁要搜查黄埔（Wangpoo）河流港口的所有海关仓库和船只。就在几天前，他们发现并强行从美国总统克利夫兰（Cleveland）号船上带走了400多万美元属于中国政府的白银。害怕他们可能会发生什么，中国海关员工拒绝放行我的“财产”，直到日本当局授权同意交给我。知道没有时间获得放行。我返回去，采用了远东外国人的最后手段——虚张声势，言辞强硬，大声的骂人和假装大发脾气。经过几个小时的延误，这样的耍无赖居然起了作用，在预定的航行时间后半个小时，我宝贵的财产被释放了。在被告知我有困难后，船长推迟了他的航行时间，为我赢得了宝贵的一天。在匆忙租来的一艘船冲处河口后，我的责任终于被一艘开往英国港口的英国船转载，在那时，日本鬼子还不敢碰它。
在香港，四十箱的收藏品被送到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以及他的儿子手中，并继续运往加利福尼亚；家族印章和珍宝交给了这位感激万分的商震夫人。我的工作完成了，我去了香港酒店的酒吧。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商夫人多年后在重庆仍然对我这么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