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西文论进行着一个双向运行。中国文论由大变小,西方文论在由小变大。但中国文论的变小,却只变成了苏俄型的小,文学是文学但与意识形态关联,与社会关联、与人关联。改革开放之后,似乎要变成西方型“大”,但结果形成的是与西方相比乃貌合神离,没有西方否定本体的后现代型的“关联”,仍是有主有从的等级思维)。但总的说来,在外貌上,中国文论的变小之“小”,与西方文论的变大之“大”趋同。西方文化在变大,但这大所达到的最大程度,也只是文学与其他的非文学可以有本质的和自由性的关联。达不到中国古代文论那样,一切文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大。由于中国文论变“小”并达不到西方文论的那种的小(坚持文学只是文学的小),西方文论的变“大”,并达不到中国古代文论的那种大(坚持一切具有语言之美的文都是文学的大)。因此,中西的所变,可以称之为“中”。从而对中西文学进行分类,有四大型,中国文论之“大”,西方文论之“小”,中国文论之“中”(与苏俄文论约同),西方文论之“中”(在后现代思想中最突出)。两种“中”只要相互向对方改变一下思路,转换起来应是可行的。从纯理论上来讲,两种“中”,各有自身的用处,中国型的中,是一种求稳定的“中”,要求在本质上有一个中心,文学围绕这一中心,并为这一中心服务。西方文论的“中”,是一种求变的“中”,要求认识到,任一中心,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由于不固执一个中心,从而可以随时变幻中心,这又是建立在不想出现一个本质上的中心的思维上的。在中西的比较中,大与小,构成了中西文论相互所无的特点。西方人只要以Being(有-在-是)和logos(逻各斯)为根本思路,就很难理解中国文论之“大”。同样,中国人只要内心深处是“道”与“气”的思维,也很难体悟西方文论之“小”。但在全球日益一体化和世界文论紧密互动的今天,中国文论只有深入到西方文论的“小”,才会以一种思想的深度,真正“理”解什么是文学,并由此深入到世界文心的深处。西方文论只有体会到中国文论的“大”,才会真正“悟”出什么是文学与文化的独特关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