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为犯颜直谏者三辩

2019-09-16 06:04阅读:
蔡襄于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三件事,一是他为范仲淹“越职言事”案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不能伸张正义反而投靠权贵的司谏高纳,这是见证他的凌然正气的;二是至今仍在便民利民的泉州洛阳桥,这是他任地方官时造福一方流传千年的颇具象征意义的政绩;三是以“苏黄米蔡”合称“宋四大家”的他的书法——“苏黄米蔡”之“蔡”是蔡襄还是蔡京虽有不同看法,但史称“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制《元舅陇西王碑文》命书之”却是白纸黑字,有案可查——这是体现他的艺术造诣的。
近读《宋史·蔡襄传》,读到他上疏宋仁宗时为“忠诚刚正”之谏官作充满睿智与正气的“好名”“好进”“彰君过”之辩,同样堪为其人生之一大亮色。
事情发生在庆历三年,即范仲淹“越职言事”受贬七年之后,“仁宗更用辅相”,罢吕夷简而起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亲擢(余)靖、(欧阳修)及王素为谏官”,“一日并命,朝野相庆”。此前作《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又以诗贺”,余靖、欧阳修及王素“三人列荐”蔡襄,“帝亦命(蔡)襄知谏院”。这是“言路开”的一个良好开端,蔡襄为此而喜,却又深知“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恐“邪人”进馋,虑“正人难久立”,为“毋使”仁宗“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遂上疏仁宗,作此三辩:
一为“好名”之辩。“好名”自有“沽名钓誉”之意,或曰“好出风头”。易出此言者其实明白,在正派人心中,“正直”与“屈节”相对而扬名。犯颜直谏所“犯”之“颜”即为“龙颜”。一旦“龙颜”大怒,是要掉脑袋的。故歌功颂德者多而犯颜直谏者少,唯唯诺诺者众而批逆龙麟者寡,为公道正义而甘愿以命换“名”者能有几人?所以蔡襄以为,真正“好名”即“沽名钓誉”之徒,触犯龙颜的事,批逆龙麟的事,是绝对不会去碰的。这种人“事难言则喑而不言”,“择其无所忤者”言之,而且时时观颜察色,一旦“龙颜”不悦,就做缩头乌龟,“退而曰吾尝论某事矣”,实在乖巧得很。只有“忠诚刚正”之士,才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论事唯恐不至”,绝不会瞻前顾后,为“避好名之嫌无所陈”。
二为“好进”之辩。“好进”犹谓“贪进”,自有“向上爬”之意。易出此言者当然知道,好顺适之快乃人性之弱点,所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处于上位者尤其容易犯有此病。蔡襄没有再说在范仲淹“越职言事”案中他们这些人所遭受的冤屈,但论“前世”之事,所谓“谏者之难,激于忠愤,遭世昏乱,死犹不辞”,此类“忠诚刚正”之士又“何好进之有”?他表达了自己与“一日并命”的三位谏官之心志:“近世奖拔太速,但久而勿迁,虽死是官,犹无悔也”,不管是否再有升迁,都准备一如既往地恪尽职守。在他看来,真正“好进”之徒、总是“默默容容,无所愧耻,蹑资累级,以挹显仕”,常为自己的明哲保身所尝到的甜头偷着乐呢,哪会去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三为“彰君过”之辩。“彰”即彰扬,“过”即过失。如果说,“好名”“好进”只是“动机”,那么“彰君过”就是罪孽了。在帝王至高无上的时代,君臣大礼压倒一切。“彰君过”可谓无“人臣之礼”而有“不臣之心”了。与此相类的另一种说法,叫做“讪上卖直”,即以“讪谤”皇上来贩卖自己的正直之名。不妨作个浅显易懂的假设:假如哪位君主题辞之时写了错字或别字,有人不管他高兴不高兴,当场给他指出来让他改了,有人出于种种原因没给他指出来,任其将错就错,刻成石碑永远地树立在那边,这两种人相比,是哪一种人在“彰君过”呢?何况,“过失,人之情,莫不有焉。过而改之,是为不过”。(《孔子家语·执辔》)蔡襄就是这样辩说的,在他看来,谏臣之为谏臣,就是谏君之“过”的,“人主听而行之,足以致从谏之誉,何过之能彰”?倒是那些乖巧者,往往患得患失,“君有过失,不救之于未然,传之天下后世,其事愈不可掩”,这才叫“彰君过”呢!
所谓“好名”“好进”“彰君过”之是非曲折蔡襄说得很透彻了,无须我再去饶舌。蔡襄日后与余靖、王素并称“昭陵贤御史”,应是他践行自己的“三辩”理念之结果,可见其言出行随,言行如一。我想说的只是,事隔千年之后,此类是非曲折仍极易为一些人所混淆以至于巅倒的,蔡襄之辩有其现实意义,值得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