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谏奢

2019-09-23 07:05阅读:
  王素与蔡襄、余靖一起,被史官并称为“昭陵贤御史”(宋仁宗赵祯的陵墓名曰“永昭陵”,“昭陵贤御史”犹言宋仁宗时的贤御史——作者注)。见诸《宋史·王素传》的王素“请罢不急之赏”,可谓这位“贤御史”之“贤”的一个显例。当时的情势,用蔡襄的话说,叫做“生民困苦,四夷骄慢”,国家内忧外患,边境很不安宁,急需用钱的地方很多,朝廷上下却是挥霍无度,没有节制,“中外无名之费”数倍增长。“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条兴衰规律,王素是懂得的。他本来就对这种状况感到不安,认为“非急者”应当尽量省略,偏偏碰上皇子出世,朝议为此提升百官,奖赏三军以为庆贺,诸如此类的直接关系到皇家“脸面”的事,有宋一代不乏先例。王素心无旁骛,胸有定识,认为如此“庆贺”当属“非急者”无疑,于是便有谔谔之言:“今西夏畔涣,契丹要求,县官之须,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赏战功,储金缯以佐边费。”他的这番话,终使“议遂已”,阻止了一个大规模的面子工程。
  王素谏“色”,更见其“贤”。《宋史·王素传》记载,“王德用进二女子,素论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旧,非他人比也。德用实进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不要小看“素论之”这三个字,此“论”并非泛泛之论,而是“论仁宗纳二女子为非”,王素是较了真的;也不要小看“帝曰”之寥寥数语,因为二女子已“事朕左右”,生米成了熟饭,宋仁宗进退两难,感到无奈,他对王素推心置腹,连“世旧”都搬了出来,当然希望王素能够体谅他的苦衷。然而,对不起,你说“已事朕左右”吗?王素实言相告:“臣之忧正恐在左右”。
  中国古代没有一夫一妻制,帝王更是三宫六院,嫔妃如云。王德用所“进”之“二女子”能“事朕左右”,自是“色”压群妃,颇得仁宗欢心。然而,美女“事朕左右”之弊,既可使“朕”心猿意马,有碍励精图治;又有“左右”干政之可能,影响决策。这是有许多反面教材可供借鉴的。史上多有论者将此种种悲剧归咎于“女祸”。其实,问题不在“女祸”而在“骄奢”。王素谏“色”,其实就是谏“奢”。制约君王贪“色”图“奢”,正是他作为谏臣的责任,也是君臣关系之大义。因此,王素明知自己谏“色”,夺君所“爱”,极易使“朕”恼羞成怒,依然寸步不让,可见其颇有节操,深明大义,实为难得。
 
 王素谏“色”之时,宋仁宗说的“世旧”,即宋真宗与王旦的君臣关系。“王旦当国最久”,辅佐宋真宗的时间最长,“乾兴初,诏配享真宗庙廷。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但在王素记忆里,“世旧”之中,当有王旦之痛:王旦因为宋真宗所赐的一坛“御酒”而对那场“天书”闹剧钳口不语,于国于己都有不可弥补的遗憾。于国,导致日后“天下争言祥瑞”,“群臣争颂功德”,毁弃正气,荒废政事;于己,也使王旦为他在关键时刻的沉默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至成为终身遗恨。因此,在谏与不谏之间,他不想重蹈前人之覆辙。
  在王素与欧阳修、余靖一起被任命为谏官时,蔡襄曾上疏宋仁宗,为“忠诚刚正”之谏官作“好名”“好进”“彰君过”之辨。此三辨,对于宋仁宗而言,不啻是打了一支预防针,“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对于王素这般“忠诚刚正”之谏官,也是一种鞭策与激励,使之更具“任职论事,无所回挠”之底气。
  对于王素之谏,尤其是王素谏“色”,宋仁宗的表现相当不错。他并不认为这是王素夺他之“爱”,让他出丑,而是闻过则改,忍痛割“爱”:“帝动容,立命遣二女出”,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他更没有因此而恼羞成怒,把王素撤职查办,恰恰相反,还“赐素银绯,擢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与宋真宗在“天书”闹剧中听谏而不用谏,“嘉其忠而不能从”相比,算是上了一个台阶。
  谏官制度有其局限性。犯颜直谏是否有效,取决于所谏对象之度量,听与不听,纳与不纳,主动权都在人家手中。然而,将什么都归之于制度,忽略个人之素质,也并非高明之举。像王素这样的“贤御史”,可为历代谏官之楷模。即在当今,能像他那样着眼于大局而不计个人得失向上司直陈己见的,似也并不多见,大可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