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阅读：《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张新颖
2011-11-08 14:50阅读：
《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张新颖
一、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
《边城》最初连载于《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一至四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第十至十六期（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三四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一九四三年九月开明书店出版改订本。《沈从文全集》据开明书店改订本编入。
“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不是沈从文的家乡小城凤凰。沈从文二十岁时随部队移防川东，经过这里，见过用木头编成的渡筏，他在《从文自传》里特意提到这种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占据了一个位置。（《边城》即由此写成。）”括号里的话，当是自传校改的时候加上去的。沈从文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船，但那样的渡船，他跟汪曾棋说，平生只看见过一次，就是在茶峒附近的棉花坡。
写作《边城》的缘起，首先得追溯到作者在茶峒这个地方的经验。“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这些话，是作者一九四八年题写在《边城》初版样书上的一段文字的开头部分，这段文字作为《新题记》，遵照作者生前的要求，编入全集。
《边城》原有《题记》，但多数时候不被重视；一些作品选本在选《边城》的时候也只有正文，不选《题记》。《新题记》收入全集前没发表过，却含有关于《边城》创作的重要信息。
在上面那段话后，《新题记》接着写：“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此番情景，《水云》第四节有过交代：“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个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在未曾完稿的自传的一章《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他又有描述：“还是一次去崂山玩时，路过一小乡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记得当时即向面前的朋友许下愿心：‘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信不信？’
”
《湘行散记·老伴》回忆起作者刚当小兵时在沪溪县的一些事情，那时的伙伴有一个叫“傩佑”，看中了城街上绒线铺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脱胎而来。”十多年后重游故地，来到绒线铺前，一个叫小翠的女孩辫发上缠着一缕白绒线，她妈妈翠翠刚死了不久。“我被‘时间’意识猛烈的掴了一巴掌”。
《新题记》又接着说：“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
值得注意的是，《边城》的写作过程，因为中间插入回乡看望病危的母亲而中断。在返湘前，沈从文刚结了婚，既有世俗的名誉，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爱情。达子营新居还来了一位年青的客人巴金，沈从文把书房让给客人创作《雷》和《电》的前半部分，自己则在院中小方桌上，“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可是，母亲的病危使这温馨幸福的氛围不得持续。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启程返乡，这是他离乡十年来第一次回湘西；回到了北平不久，就收到了大哥信，得到母亲二月十三日病故，丧事也办了。续写《边城》是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后进行的。到四月十九日，《边城》写完，四月二十四日写成《题记》。
《新题记》最后总结说：“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以三百多字的《新题记》为主要线索，综合其他文本，大致可以探知是哪些人事，哪些因由，合在一起发酵、酝酿了《边城》。之所以要费力这样做，不是为了“考证”《边城》的现实来源，更不想把它“坐实”；同时也不是为了说明小说创作的方法，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说，他写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边城》的写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些发酵、酝酿了《边城》的因素的性质：这些性质渗透进作品，在作品中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因而，对这些因素的性质的理解，也极大地影响着对作品本身的理解。
“闻杜鹃极悲哀”，“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碰见老者死亡，小女儿报庙招魂哭泣，想到把“不幸”和为人的“善良”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当年的“翠翠”已死，“小翠”又长成母亲的模样；“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创造一点纯粹的诗”；“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用不着概括，这些经验、记忆、情绪和思想的性质，就已经形成集中而强烈的感受了。
二、翠翠和翠翠生活的世界
单就情节来说，《边城》写的是翠翠的故事；翠翠的故事后面，隐现着翠翠父母的故事。
翠翠的故事很简单：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边，看渡船的老船夫和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茶峒城里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都看上了翠翠。翠翠爱二老傩送，不爱大老天保。天保失望之下驾船离家，失事淹死；傩送因为哥哥的死在心里结了疙瘩，也驾船出外了。雷雨之夜，老船夫死了，就剩下翠翠一个人。翠翠心里想着的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刚开始，你不会想到翠翠的故事最终发展到这么哀伤的地步。
作者一落笔写翠翠，就是美而动人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人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美丽可爱的少女形象，在文学里并不能算少，但翠翠的美和动人，却有些不同。作者突出的是她的“自然性”，或者你就是把她称为“自然人”也无妨——作者甚至把她写成自然里的小动物。“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那就是说，她从里到外，都得自于这青山绿水的自然，与之和谐一致。“教育”是沈从文喜欢用的一个词，他用这个词的时候，常常说的是人从自然现象和人事经验中的学习所得，区别于我们通常说的从书本、学校、知识系统里接受文化的行为。他说“自然教育她”，就是肯定她精神上熏染和浸透了“自然的文化”；但从“文明社会”的“文化”观来看，未尝不可以把她说成无知无识，心智未开：如若她见了人有“机心”，不是就要举步逃入深山么？知识和心智发展出“机心”，就是“文化”走向狭隘的标志了。如果我们说一个“自然人”没有“文化”，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概念太小了，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和判断。今天的“文明社会”不是在努力学习“自然的文化”、学习与自然和谐相处，却也未必就学得好吗？
我们以翠翠为圆心，来看她生活世界的周围。最中心的生活当然是她和老船夫在溪边渡口的日常光景：
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
“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寂静。
翠翠与老船夫共享这寂静安闲的生活，但老船夫和翠翠却不同。可以把翠翠叫做“自然人”，却不能这样叫老船夫，因为“教育”老船夫的，除了自然，还有人事。他和翠翠在同样的山水里，却比翠翠多了人世的阅历和沧桑的经验。这是其一；其二，同时也因为阅历和经验，他所感受的自然，也不像翠翠那样单纯明朗，而多了些复杂和沉重的成分以及莫可名状的感受。
比这个生活圆圈更大的，就是茶峒城的生活了。在这个世界里出现了船总顺顺和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出现了端午节划船比赛，出现了茶峒日常的人事和普通的场景。茶峒的风土人情，并不像我们在一般小说里看到的那样，仅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来写的，它本身就是小说要着力描述的重点和中心，它和故事出现在同一个层面，而不是“附属”或“陪衬”在故事的后面。这就是为什么上面说《边城》写的是翠翠的故事时，前面要加个限制，“单就情节来说”。小说的名字叫《边城》，如果换成“翠翠的故事”，就简单了许多。“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环境，它还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一种不同的价值的象征。写《边城》，就是写“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点事情”。“边城”不是为了翠翠才存在的，“边城”是和翠翠一道出现在作品里，共同成就了这个作品，因而也共同确立了各自在文学中的存在的。甚至也可以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点、一条线、一支动人的曲子，或者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点、一条线、一支动人的曲子，或者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例子，一个代表。沈从文作品里的景物描写，风土叙述，人情刻画，往往不是“背景”而是“前景”，不是“陪衬”而是“主体”，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并不限于《边城》。
流经“边城”的河叫酉水，“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迫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褡，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
边地风俗淳朴，淳朴到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沈从文选择写妓女来突出边地人情，实在有挑战世俗社会价值的意思，但这挑战，换个人来处理，就极有可能处理得突兀、僵硬，而在沈从文写来，却非常自然，自然到让人觉得，在这个地方作妓女就一定是这个样子。他写妓女多靠商人维持生活，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写妓女和水手的感情，简直就是写一种奇特而朴素的爱情。“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脖颈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在岸上蹲着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那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那个男子在桅子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
这里可以见出沈从文叙述的一个典型而重要的特征。他写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妓女和水手，也不是具体的某时某刻的场景，他写的是复数，是常态，但奇妙的是，这对于复数和常态的叙述却异常逼真。不同于一般对复数人物和常态情景叙述的平板和面目模糊，沈从文的叙述，能以非常生动鲜活的细节和特殊性处理，达到复数人物和常态情景的具体性。这样的叙述特征，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里都能见到。在这里他通过写复数妓女的常态生活而见山城的风俗人情，也见一种不同的道德、价值和文化。“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叙述的话头一转，“挑衅”般地扯出“读书人的观念”、“城市中人”来，可不是无端起事：即使我们姑且承认沈从文的《边城》是他用文字造的一个桃花源，那这个桃花源，也不是用来做逃避的去处的，它具有积极的反叛性。
它要“挑衅”和反叛的世界，在翠翠的生活世界之外。翠翠生活世界的圆周，最大就只是“边城”的世界。
三、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
这个风景如画、人情美好的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悲哀可从人事上说，也可从自然上说。说到最后，人事上的悲哀和自然上的悲哀可以归一。
在小说的第一章，作者就交待了翠翠母亲的故事：她和一个军人唱歌相熟后有了私情，军人服毒自杀，她在生下孩子之后也追随赴死。到第七章，翠翠母亲的故事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叙述者直接对着读者讲的，不经过小说中的人物；第二次是出现在老船夫的意识和思想里，他眼看着翠翠越来越像母亲，心里就不免记起旧事。到第十一章，第三次出现，这是老船夫以为明白翠翠的心事的时候，“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了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老船夫心中异常柔和了。轻轻的自言自语说：‘每一只船总是有个码头，每一只雀儿得有个窠。’他同时想起那个可怜的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他告诉翠翠大老托人来做媒，“翠翠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祖父还是再说下去，便引到死过了的母亲来。老人话说了一阵，沉默了。翠翠悄悄把头撂过一些，见祖父眼中业已酿了一汪眼泪。翠翠又惊又怕，怯生生的说：‘爷爷，你怎么的？’”第四次、第五次是紧接着出现在第十二章、十三章里，三章的连续出现，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地指向某个似乎难以逃开的阴影。第十二章，老船夫隐约觉得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再想下去便是……想到了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说到“共通的命运”这地步，对老船夫来说，不详和悲哀的感觉其实已经全部出来了。那么翠翠呢？在第十一章，老船夫和翠翠说起她母亲的事，但接下来只写了翠翠对祖父流泪的惊怕；第十三章，才有了翠翠对母亲故事的感受。一方面是，祖父“说了些那个可怜母亲的乖巧处，同时且说到那可怜母亲性格强硬处，使翠翠听来神往倾心。”更有一方面是，“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却无从把那种东西移开。”
叙述到这个地方，翠翠母亲的故事在小说中的存在，就一步一步地推进到最高程度了。一开始，它只存在于叙述者“客观”的叙述中；第二步，它出现在老船夫的心里，并在他的心里逐渐强化，越来越占有位置，直至达到对命运的预感；第三步，它到了翠翠的心里，成为压迫着她的无从挪移的沉重的东西。由于年少懵懂，翠翠对它的感知不可能与老船夫的感知等同，但是它既然已经成为翠翠无法移开的东西，就会一直等着她明白的一天。写到这种程度，就没有必要再写了，所以接下来一直到第二十章老船夫死去，都没有再提翠翠母亲的故事。最后的第二十一章，杨兵马跟翠翠说到她的父母，而且说到老船夫的事，说到围绕着翠翠所发生的一切翠翠先前不知道的种种，凡是以前不明白的，这会儿全明白了。明白了，也就长大了。明白了什么呢？我们一开始把翠翠叫做“自然人”，她受的“教育”是自然的“教育”；现在，我们得说，她受到了人事的“教育”，这其中，一定包含着对命运的感知。
小说中几次提到杜鹃，似乎都不引人注意。但既然沈从文多年后仍然记得年青时过茶峒“闻杜鹃极悲哀”，我们不妨来看看小说中杜鹃出现在何种情境中。第十一章，老船夫想到翠翠母亲心中隐痛却勉强笑着时，翠翠正从山中黄鸟杜鹃叫声里，以及其他声音里，想到各种事情，其时来做媒的人刚走。第十三章，黄昏时，别的鸟都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杜鹃的叫声和凄凉的感觉连在一起了，“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祖父不知道翠翠这时候的心境，只顾摆渡，翠翠忽然哭起来，“很觉得悲伤”，此时，“杜鹃又叫了。”杜鹃的叫声引起悲哀和伤感，这当然不是沈从文的“发明”，但沈从文把它写进这么一个仿佛永远妥贴和谐的环境里，写进一个刚刚开始接触一点人生上事情的少女的感受和意识里，就不是重复文学滥调，而是他个人心思的文学表达了。
我在这一讲开始的部分，引述过沈从文关于《边城》的这么几句话：“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本来，这似乎是个容易圆满起来的故事，翠翠和二老彼此喜欢，如果一开始就直接表达出来了，好像没有谁会反对；但偏偏是，两人的心思，要经过许多的环节和曲折才流露出来，这中间，就牵连进许多的人与事。老船夫最为操心，反被认为为人弯弯曲曲；大老因为跟二老用唱歌的方式竞争无望，就离家跟船去了，名字取老天保佑意思的他却失事而死；哥哥死了，二老的歌也不唱了，翠翠只在梦里朦朦胧胧听过一回，第二天要真真实实地听，却没等来。因不凑巧而误会，结疙瘩，结果只好是悲剧。
为什么在人事的安排上，从翠翠父母的事到翠翠的事，都那么不能如人意呢？这个问题，老船夫很深地想过。“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翠翠母亲从认识那个兵到丢开老的和小的，陪那个兵死去，“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天”这个概念，在《边城》这部作品中非常重要。“天”不是自然，在沈从文的思想里，自然和人事是并列在同一个层面的两种现象，人可以在在自然中“长养”，接受自然的“教育”，也可以在人事中历练，接受人事的“教育”。“天却是笼罩自然和人事的东西，它有意志、有力量安排人事，干预人间。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即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众多关于《边城》的评论中，沈从文似乎只首肯过刘西渭（李健吾）的一篇，这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是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
这一段话，每一句是一层意思，所有的意思又交织在一起，仔细想起来很复杂。如果人物本身就含有悲剧成分，那么悲剧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在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即使能够改变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未必就能够避免悲剧；人物自来的气质里就有悲哀，那是因为，自来就有一个笼罩着他们的命运，可是悲哀为什么会是自然“永久的原则”呢？
如果反过来，用小说的叙述为这段评论做个“注释”的话，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境就够了：在第二章，描述茶峒地势，凭水依山筑城，河街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无可挽救的不幸”之所以“无可挽救”，是因为它出自高于人事能力的意志，“边城”人对此只能“无话可说”，“呆望着”。他们“呆望”不幸，也即是对天地不仁的无可奈何的体会、默认和领受，“呆望”的神情，也因为体会、默认和领受而可以说是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的外现。
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既然是把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命运的结果，那么，天地不仁在这里就不是一种表面的感慨，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无知无识的愚昧，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