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赏析及研究性学习
吴泓工作室
原诗
南陵别儿童入京⑴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⑵。
游说万乘苦不早⑶，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⑷，余亦辞家西入秦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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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赏析及研究性学习
吴泓工作室
原诗
南陵别儿童入京⑴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⑵。
游说万乘苦不早⑶，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⑷，余亦辞家西入秦⑸。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⑹。
注释
赏析
作者：郑国铨
李白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天宝元年（742），李白已四十二岁，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异常兴奋。他满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立刻回到南陵家中，与儿女告别，并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古诗。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派丰收的景象：“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这不仅点明了归家的时间是秋熟季节，而且，白酒新熟，黄鸡啄黍，显示一种欢快的气氛，衬托出诗人兴高采烈的情绪，为下面的描写作了铺垫。
接着，诗人摄取了几个似乎是特写的“镜头”，进一步渲染欢愉之情。李白素爱饮酒，这时更是酒兴勃然，一进家门就“呼童烹鸡酌白酒”，神情飞扬，颇有欢庆奉诏之意。显然，诗人的情绪感染了家人，“儿女嬉笑牵人衣”，此情此态真切动人。饮酒似还不足以表现兴奋之情，继而又“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一边痛饮，一边高歌，表达快慰之情。酒酣兴浓，起身舞剑，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这样，通过儿女嬉笑，开怀痛饮，高歌起舞几个典型场景，把诗人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内心世界。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这里诗人用了跌宕的表现手法，用“苦不早”反衬诗人的欢乐心情，同时，在喜悦之时，又有“苦不早”之感，正是诗人曲折复杂的心情的真实反映。正因为恨不在更早的时候见到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跨马扬鞭巴不得一下跑完遥远的路程。“苦不早”和“著鞭跨马”表现出诗人的满怀希望和急切之情。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诗从“苦不早”又很自然地联想到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常常担柴走路时还念书。他的妻子嫌他贫贱，离开了他。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诗中的“会稽愚妇”，就是指朱买臣的妻子。李白把那些目光短浅轻视自己的世俗小人比作“会稽愚妇”，而自比朱买臣，以为象朱买臣一样，西去长安就可青云直上了。真是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诗情经过一层层推演，至此，感情的波澜涌向高潮。“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多么得意的神态：“岂是蓬蒿人”，何等自负的心理，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因为描述了李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了解李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其特色。诗善于在叙事中抒情。诗人描写从归家到离家，有头有尾，全篇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体，而又兼采比兴，既有正面的描写，而又间之以烘托。诗人匠心独运，不是一条大道直通到底，而是由表及里，有曲折，有起伏，一层层把感情推向顶点。犹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又生一波，使感情酝蓄得更为强烈，最后喷发而出。全诗跌宕多姿，把感情表现得真挚而又鲜明。
研究性学习
故乡如此，南陵也不例外
细说“南陵诗风暴”
丰吉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康震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称唐朝诗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的“南陵”不是安徽的南陵，说这个“南陵”在山东。这一说，直接引发了“55万南陵人的震惊和愤慨”。南陵人在地方媒体及自己的网站上，“愤怒声讨”康震先生，有人甚至要求他公开向南陵人民道歉。风暴突起，沸沸扬扬。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
学说之争，本来是常见的，因而也是正常的，但争论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观点对的，要坚持；不对的，可以在争论中得到矫正。而观点的对与错，向来不是以所持观点人数的多寡来决定。人数多，不一定观点对；人数寡，不一定观点不对，不是有人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吗！当然，不论观点对否，都可以进行讨论。模糊的，总是越辩越明。然而，在55万南陵人异口同声的谴责、甚至责骂声中，康震先生一直没有回应，似乎“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其实不然，康震先生不仅有不错的学术水平，而且也有相当好的社会阅历，他深知当今“秀才”的水平不一定很高，可“兵”的水平却绝非往日百姓可比，55万南陵人中就没有一个人能与一位副教授平坐论理的？当然不是。可以说，康震先生沉默的原因，是绝大多数人所不明了的：此南陵，非彼南陵——这并不是他的学说发现！早在20多年前，就有教授、专家说过这种话。要道歉，也该是始作俑者道歉！当然，对这事完全可以实话实说：20多年前就有人说这个“南陵”不是安徽的南陵，而是在山东。可在那种公开场合，能说出这种话的，如今恐怕已找不到几个人了。
平心而论，康震先生完全可以公开说一句：你55万南陵人“震惊”啥呢？20多年前，人家教授都说过了，我一个副教授，重复一下教授的观点，就值得你们如此大动肝火？人家说，你们咋不震惊？
面对这样的局面，康震先生只有责怪自己：人家“发现”了，没张扬，只是在学术杂志上说说；俺从那儿看见了，说出来，当了一回“传声筒”，招来一顿谴责，好像是活该！
李白“来不及”去南陵？
关于李白在天宝元年(742)入京之前，南游并寄居在南陵一事，一千多年来，一直是大家的公论。当代研究李白的名家郭沫若、詹锳等都有考论，说得详细明白。可后来詹锳先生的一位学生，名叫葛景春的，称他查找了李白同时代及唐人的相关记载，如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以及李白的好友杜甫等人的诗文，都不曾提到李白在入京前到过南陵。葛先生可能就是戴着这样一副“有色眼镜”来考证李白的游历，说李白没有“寄居南陵”的事实。
那么，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是怎么回事呢？
葛先生称，此南陵，非安徽南陵。那么，这个“不是安徽的南陵”，到底在哪里？理由何在？葛先生说，考太白行踪，天宝元年四、五月间，李白正在游太山(即泰山)，有诗为证，共8首，第一首中有这样的句子：
四月上太山，石屏御道开。
……
第五首中又说：
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
……
这都表明，李白在天宝元年的四、五月间，确实在泰山游玩。
可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李白说：
……秋正肥。
这清楚地表明，李白是在深秋时，从南陵“别儿童”(子女)入京的。
于是葛先生说，李白从四、五月间游泰山到“南陵别儿童入京”的深秋，“其间绝非两三个月内所能完成”。
葛先生还说，他的导师詹锳先生“考虑到这一层，而将(在)《李白诗文系年》一书中，将李白进京的时间推迟了一年”，“但这样一推迟，以后有许多问题都不好解决。如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相见及李、杜与高适同游梁宋，俱在天宝三载，也按顺序推迟到天宝四载，与史实已生冲突。如果不推迟，这许多事，再加上数千里往返的路程，在古代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都发生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由东鲁迁家南陵，客游会稽，又应诏入京，是根本不可能的。”
葛先生在这里再一次说到时间上的“不可能”。
并不存在的“时间问题”
现在，我们来静静地看一下葛先生一再说到的这个“时间问题”。
首先，葛先生可能忽视了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从四、五月到“秋正肥”，如果满打满算，应该有五个月的时间，可葛先生说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这确实使我们感到惊诧：难道一个教授，连起码的、掰着手指都能算出来的加减法都会出问题？笔者说出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可能真的让葛先生难堪，但为了避免这种“低级错误”造成更为不好的影响，指出来加以澄清，完全是有必要的。
其二，葛先生的言语中说李白除了从东鲁迁家到南陵、在南陵应诏到京城之外，中间又凭空夹进了“客游会稽”一事。这“客游会稽”又是怎么回事呢？
以前有人说李白从东鲁迁家南陵后，又东去会稽。对此，在葛先生之前，已经有好几位专家论证过：这期间，李白“客游会稽”的事，根本不存在。葛先生对这一研究成果是知道的，并同意这一观点，在其学术论文中说李白“没有客游会稽”。
这一来，笔者不得不再一次冒犯葛先生：天宝初年，“客游会稽”一段既然已经从李白的游历中被“删除”，那么，就不应该再说李白从东鲁迁家南陵，然后又从南陵到会稽。否则，凭空地为李白“安排”这一旅游活动，李白先生当然“来不及”啰。
其三，顺便提醒一点，就是葛先生称他的导师詹锳先生因考虑李白“时间来不及”的问题，而将李白入京时间“推迟”了一年，从而导致“以后有许多问题不好解决”。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如果詹锳先生轻易就能将研究对象的活动时间“推迟”，那么，他对别的问题考证的准确性及严肃性，都将会受到大家的质疑。学术研究向来是件极其严谨的事，弄不明白的、没有结论的问题很多，可以存疑，但勉强下结论、迁就对象来“吻合”自己先入为主的结论，这都不是真正学者干的事。
言至此，我们再退一步说：既然天宝元年李白被诏入京前不在南陵，那么，这首诗中的“南陵问题”该怎么解释呢？
葛先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这个“南陵”根本就不存在。葛先生说，原来这首诗的题目叫《古意》，直到宋朝，这首诗的题目才变成了《南陵别儿童入京》。二是这个“南陵”是存在的，但不在安徽，而在山东。葛先生说，李白曾寄居在山东衮州的瑕丘县。李白诗歌中虽然没有“瑕丘”，但有“沙丘”。山东省的这个“瑕丘”，就是当年李白诗中的“沙丘”。依据何在？葛先生说，瑕丘的“瑕”与沙丘的“沙”，“只有一音之转”，所以“瑕丘”就是“沙丘”。
可见，葛先生是想从古代音韵学的角度找到“瑕”与“沙”的“亲近关系”。事实上，这两个字在音韵学上叫“叠韵字”，而不是“一音之转”。
再退一步说：即便“瑕丘县”就是“沙丘县”，那么，沙丘与“南陵”又有什么关系呢？
葛先生的论证分两步。第一步是将“丘”论证成“陵”，也就是将“沙丘”变成“沙陵”。怎么变？葛先生引用了著名的权威“字书”《说文解字》。在这部字书里，“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说文解字》说“陵，大阜也……阜最大，名为陵”。葛先生说“由此可见，丘也好，陵也好，都是土高而厚的意思。沙丘也好，南陵也好，意思是一样的。”
事实上，葛先生在这里仅仅论证了“丘”与“陵”的关系，即只证明了“沙丘”就是“沙陵”的关系，他是如何变“沙陵县”为“南陵县”呢？
这是葛先生第二步要论证的。葛先生说，当年李白寄家在今天山东瑕丘县的南边，即当年沙丘县(即沙陵县)的南边，因此“李白称其‘南陵’也是可能的”，“也许当时本地人有称沙丘为‘南陵’者，或未可知。”
诸位可明白了？“南陵”是这么来的！
如此之推理，逻辑不可谓不严密，但事实上，这里有个疑问：既然李白寄家在沙丘县的“南边”，也就是说，沙丘县在李白那个“临时家”的北边，李白只会称沙丘为“北丘”(按葛先生的逻辑，应该是“北陵”)，怎么会说“南丘”(即葛先生说的“南陵”)呢？
当然，葛先生也有谨慎之处：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证，自始至终用的都是“可能”、“也许”。从文意上看，他似乎想肯定自己的论证结论(否则，就很难称其为“学术论文”了)，可在遣词方面，他一直选用着这些模棱两可的词。
事实上，凡是做学问的，没有人不知道这样的道理：人名与地名的考证，和语意、文意的考证不同。孔丘，就是孔子，不能因为“丘”与“陵”的意义相近而说“孔丘”就是“孔陵”；孔子是山东曲阜人，不能因为“陵”与“阜”的意义相近而说“孔子是曲陵人”；就如“葛先生”，就是葛先生，说他是“藤先生”，恐怕他就不愿意了。
由上可知，从瑕丘到沙丘，从沙丘到沙陵，从沙陵到南陵，根本就找不到一点事实根据。
顺便说一句：现在人(包括葛先生)所说的“山东”，在李白那时候是不存在的。作为行政区划，现在人说的“山东”，是从金朝开始的。
葛先生的“新发现”
葛先生说，当他提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的“南陵”不是安徽的南陵时，“首先得到了我们的导师詹锳先生的支持，他不但肯定了我们的这一观点，而且还撰文进一步指出，《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的‘南陵’，就是在‘去鲁城不远的地方’。”(注意：在这里，葛先生又把本应该是“我的观点”说成“我们的这一观点”)
由这段话可知：第一，葛先生在这里已经忘记了他关于“古意”的一番考证，竟然又认为有“南陵”存在了。第二，当葛先生“考证”出《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的“南陵”非安徽南陵时，他并不知道这个“南陵”在哪里——这是很荒唐的：你连“南陵”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就能否定不在安徽呢？
应该说，水平高的还是导师——詹锳先生断言：就在去鲁城不远的地方！
这一断言，无异于一声命令哦：几个人来到“去鲁城不远的地方”寻找。从济宁找到衮州，从衮州找到曲阜，但一直找不到“南陵”。莫非导师的判断有误？这是晚辈们很难接受的事实。
继续找！终于在曲阜县南边找到一个村，名叫“陵城村”。村名中的这一个“陵”字，又无异于一帖兴奋剂！加上这群弟子突然发现这个“陵城村”就在曲阜县的南边，于是“陵城村”就被封为“南陵村”了。
注释
赏析
作者：郑国铨
李白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天宝元年（742），李白已四十二岁，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异常兴奋。他满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立刻回到南陵家中，与儿女告别，并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古诗。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派丰收的景象：“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这不仅点明了归家的时间是秋熟季节，而且，白酒新熟，黄鸡啄黍，显示一种欢快的气氛，衬托出诗人兴高采烈的情绪，为下面的描写作了铺垫。
接着，诗人摄取了几个似乎是特写的“镜头”，进一步渲染欢愉之情。李白素爱饮酒，这时更是酒兴勃然，一进家门就“呼童烹鸡酌白酒”，神情飞扬，颇有欢庆奉诏之意。显然，诗人的情绪感染了家人，“儿女嬉笑牵人衣”，此情此态真切动人。饮酒似还不足以表现兴奋之情，继而又“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一边痛饮，一边高歌，表达快慰之情。酒酣兴浓，起身舞剑，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这样，通过儿女嬉笑，开怀痛饮，高歌起舞几个典型场景，把诗人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内心世界。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这里诗人用了跌宕的表现手法，用“苦不早”反衬诗人的欢乐心情，同时，在喜悦之时，又有“苦不早”之感，正是诗人曲折复杂的心情的真实反映。正因为恨不在更早的时候见到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跨马扬鞭巴不得一下跑完遥远的路程。“苦不早”和“著鞭跨马”表现出诗人的满怀希望和急切之情。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诗从“苦不早”又很自然地联想到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常常担柴走路时还念书。他的妻子嫌他贫贱，离开了他。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诗中的“会稽愚妇”，就是指朱买臣的妻子。李白把那些目光短浅轻视自己的世俗小人比作“会稽愚妇”，而自比朱买臣，以为象朱买臣一样，西去长安就可青云直上了。真是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诗情经过一层层推演，至此，感情的波澜涌向高潮。“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多么得意的神态：“岂是蓬蒿人”，何等自负的心理，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因为描述了李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了解李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其特色。诗善于在叙事中抒情。诗人描写从归家到离家，有头有尾，全篇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体，而又兼采比兴，既有正面的描写，而又间之以烘托。诗人匠心独运，不是一条大道直通到底，而是由表及里，有曲折，有起伏，一层层把感情推向顶点。犹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又生一波，使感情酝蓄得更为强烈，最后喷发而出。全诗跌宕多姿，把感情表现得真挚而又鲜明。
研究性学习
故乡如此，南陵也不例外
细说“南陵诗风暴”
丰吉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康震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称唐朝诗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的“南陵”不是安徽的南陵，说这个“南陵”在山东。这一说，直接引发了“55万南陵人的震惊和愤慨”。南陵人在地方媒体及自己的网站上，“愤怒声讨”康震先生，有人甚至要求他公开向南陵人民道歉。风暴突起，沸沸扬扬。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
学说之争，本来是常见的，因而也是正常的，但争论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观点对的，要坚持；不对的，可以在争论中得到矫正。而观点的对与错，向来不是以所持观点人数的多寡来决定。人数多，不一定观点对；人数寡，不一定观点不对，不是有人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吗！当然，不论观点对否，都可以进行讨论。模糊的，总是越辩越明。然而，在55万南陵人异口同声的谴责、甚至责骂声中，康震先生一直没有回应，似乎“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其实不然，康震先生不仅有不错的学术水平，而且也有相当好的社会阅历，他深知当今“秀才”的水平不一定很高，可“兵”的水平却绝非往日百姓可比，55万南陵人中就没有一个人能与一位副教授平坐论理的？当然不是。可以说，康震先生沉默的原因，是绝大多数人所不明了的：此南陵，非彼南陵——这并不是他的学说发现！早在20多年前，就有教授、专家说过这种话。要道歉，也该是始作俑者道歉！当然，对这事完全可以实话实说：20多年前就有人说这个“南陵”不是安徽的南陵，而是在山东。可在那种公开场合，能说出这种话的，如今恐怕已找不到几个人了。
平心而论，康震先生完全可以公开说一句：你55万南陵人“震惊”啥呢？20多年前，人家教授都说过了，我一个副教授，重复一下教授的观点，就值得你们如此大动肝火？人家说，你们咋不震惊？
面对这样的局面，康震先生只有责怪自己：人家“发现”了，没张扬，只是在学术杂志上说说；俺从那儿看见了，说出来，当了一回“传声筒”，招来一顿谴责，好像是活该！
李白“来不及”去南陵？
关于李白在天宝元年(742)入京之前，南游并寄居在南陵一事，一千多年来，一直是大家的公论。当代研究李白的名家郭沫若、詹锳等都有考论，说得详细明白。可后来詹锳先生的一位学生，名叫葛景春的，称他查找了李白同时代及唐人的相关记载，如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以及李白的好友杜甫等人的诗文，都不曾提到李白在入京前到过南陵。葛先生可能就是戴着这样一副“有色眼镜”来考证李白的游历，说李白没有“寄居南陵”的事实。
那么，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是怎么回事呢？
葛先生称，此南陵，非安徽南陵。那么，这个“不是安徽的南陵”，到底在哪里？理由何在？葛先生说，考太白行踪，天宝元年四、五月间，李白正在游太山(即泰山)，有诗为证，共8首，第一首中有这样的句子：
四月上太山，石屏御道开。
……
第五首中又说：
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
……
这都表明，李白在天宝元年的四、五月间，确实在泰山游玩。
可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李白说：
……秋正肥。
这清楚地表明，李白是在深秋时，从南陵“别儿童”(子女)入京的。
于是葛先生说，李白从四、五月间游泰山到“南陵别儿童入京”的深秋，“其间绝非两三个月内所能完成”。
葛先生还说，他的导师詹锳先生“考虑到这一层，而将(在)《李白诗文系年》一书中，将李白进京的时间推迟了一年”，“但这样一推迟，以后有许多问题都不好解决。如李白与杜甫在洛阳相见及李、杜与高适同游梁宋，俱在天宝三载，也按顺序推迟到天宝四载，与史实已生冲突。如果不推迟，这许多事，再加上数千里往返的路程，在古代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都发生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由东鲁迁家南陵，客游会稽，又应诏入京，是根本不可能的。”
葛先生在这里再一次说到时间上的“不可能”。
并不存在的“时间问题”
现在，我们来静静地看一下葛先生一再说到的这个“时间问题”。
首先，葛先生可能忽视了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从四、五月到“秋正肥”，如果满打满算，应该有五个月的时间，可葛先生说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这确实使我们感到惊诧：难道一个教授，连起码的、掰着手指都能算出来的加减法都会出问题？笔者说出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可能真的让葛先生难堪，但为了避免这种“低级错误”造成更为不好的影响，指出来加以澄清，完全是有必要的。
其二，葛先生的言语中说李白除了从东鲁迁家到南陵、在南陵应诏到京城之外，中间又凭空夹进了“客游会稽”一事。这“客游会稽”又是怎么回事呢？
以前有人说李白从东鲁迁家南陵后，又东去会稽。对此，在葛先生之前，已经有好几位专家论证过：这期间，李白“客游会稽”的事，根本不存在。葛先生对这一研究成果是知道的，并同意这一观点，在其学术论文中说李白“没有客游会稽”。
这一来，笔者不得不再一次冒犯葛先生：天宝初年，“客游会稽”一段既然已经从李白的游历中被“删除”，那么，就不应该再说李白从东鲁迁家南陵，然后又从南陵到会稽。否则，凭空地为李白“安排”这一旅游活动，李白先生当然“来不及”啰。
其三，顺便提醒一点，就是葛先生称他的导师詹锳先生因考虑李白“时间来不及”的问题，而将李白入京时间“推迟”了一年，从而导致“以后有许多问题不好解决”。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如果詹锳先生轻易就能将研究对象的活动时间“推迟”，那么，他对别的问题考证的准确性及严肃性，都将会受到大家的质疑。学术研究向来是件极其严谨的事，弄不明白的、没有结论的问题很多，可以存疑，但勉强下结论、迁就对象来“吻合”自己先入为主的结论，这都不是真正学者干的事。
言至此，我们再退一步说：既然天宝元年李白被诏入京前不在南陵，那么，这首诗中的“南陵问题”该怎么解释呢？
葛先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这个“南陵”根本就不存在。葛先生说，原来这首诗的题目叫《古意》，直到宋朝，这首诗的题目才变成了《南陵别儿童入京》。二是这个“南陵”是存在的，但不在安徽，而在山东。葛先生说，李白曾寄居在山东衮州的瑕丘县。李白诗歌中虽然没有“瑕丘”，但有“沙丘”。山东省的这个“瑕丘”，就是当年李白诗中的“沙丘”。依据何在？葛先生说，瑕丘的“瑕”与沙丘的“沙”，“只有一音之转”，所以“瑕丘”就是“沙丘”。
可见，葛先生是想从古代音韵学的角度找到“瑕”与“沙”的“亲近关系”。事实上，这两个字在音韵学上叫“叠韵字”，而不是“一音之转”。
再退一步说：即便“瑕丘县”就是“沙丘县”，那么，沙丘与“南陵”又有什么关系呢？
葛先生的论证分两步。第一步是将“丘”论证成“陵”，也就是将“沙丘”变成“沙陵”。怎么变？葛先生引用了著名的权威“字书”《说文解字》。在这部字书里，“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说文解字》说“陵，大阜也……阜最大，名为陵”。葛先生说“由此可见，丘也好，陵也好，都是土高而厚的意思。沙丘也好，南陵也好，意思是一样的。”
事实上，葛先生在这里仅仅论证了“丘”与“陵”的关系，即只证明了“沙丘”就是“沙陵”的关系，他是如何变“沙陵县”为“南陵县”呢？
这是葛先生第二步要论证的。葛先生说，当年李白寄家在今天山东瑕丘县的南边，即当年沙丘县(即沙陵县)的南边，因此“李白称其‘南陵’也是可能的”，“也许当时本地人有称沙丘为‘南陵’者，或未可知。”
诸位可明白了？“南陵”是这么来的！
如此之推理，逻辑不可谓不严密，但事实上，这里有个疑问：既然李白寄家在沙丘县的“南边”，也就是说，沙丘县在李白那个“临时家”的北边，李白只会称沙丘为“北丘”(按葛先生的逻辑，应该是“北陵”)，怎么会说“南丘”(即葛先生说的“南陵”)呢？
当然，葛先生也有谨慎之处：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证，自始至终用的都是“可能”、“也许”。从文意上看，他似乎想肯定自己的论证结论(否则，就很难称其为“学术论文”了)，可在遣词方面，他一直选用着这些模棱两可的词。
事实上，凡是做学问的，没有人不知道这样的道理：人名与地名的考证，和语意、文意的考证不同。孔丘，就是孔子，不能因为“丘”与“陵”的意义相近而说“孔丘”就是“孔陵”；孔子是山东曲阜人，不能因为“陵”与“阜”的意义相近而说“孔子是曲陵人”；就如“葛先生”，就是葛先生，说他是“藤先生”，恐怕他就不愿意了。
由上可知，从瑕丘到沙丘，从沙丘到沙陵，从沙陵到南陵，根本就找不到一点事实根据。
顺便说一句：现在人(包括葛先生)所说的“山东”，在李白那时候是不存在的。作为行政区划，现在人说的“山东”，是从金朝开始的。
葛先生的“新发现”
葛先生说，当他提出《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的“南陵”不是安徽的南陵时，“首先得到了我们的导师詹锳先生的支持，他不但肯定了我们的这一观点，而且还撰文进一步指出，《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的‘南陵’，就是在‘去鲁城不远的地方’。”(注意：在这里，葛先生又把本应该是“我的观点”说成“我们的这一观点”)
由这段话可知：第一，葛先生在这里已经忘记了他关于“古意”的一番考证，竟然又认为有“南陵”存在了。第二，当葛先生“考证”出《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中的“南陵”非安徽南陵时，他并不知道这个“南陵”在哪里——这是很荒唐的：你连“南陵”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就能否定不在安徽呢？
应该说，水平高的还是导师——詹锳先生断言：就在去鲁城不远的地方！
这一断言，无异于一声命令哦：几个人来到“去鲁城不远的地方”寻找。从济宁找到衮州，从衮州找到曲阜，但一直找不到“南陵”。莫非导师的判断有误？这是晚辈们很难接受的事实。
继续找！终于在曲阜县南边找到一个村，名叫“陵城村”。村名中的这一个“陵”字，又无异于一帖兴奋剂！加上这群弟子突然发现这个“陵城村”就在曲阜县的南边，于是“陵城村”就被封为“南陵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