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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为什么始盛于浙西?

2017-09-15 16:29阅读:
作者:王华东
我们一般把研究《红楼梦》的学术现象,称为“红学”。最早的红学研究者,我们可以提出周春、戚蓼生等。他们的研究都是在1791年程伟元高鹗刊刻《红楼梦》之前。周春(1728——1815年),浙西海宁人。他研读《红楼梦》的成就体现为所著的《阅红楼梦随笔》,书中有本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所作的自序,可以证实是目前所知《红楼梦》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评论专著。周春文中记载“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乾隆庚戌是1790年,证明了早在程高整理出版《红楼梦》之前,就有一百二十回本的存在,推翻了胡适先生考证的高鹗续写《红楼梦》的结论。
红学为什么始盛于浙西?
再看戚蓼生(1741—1792),浙江德清人。戚蓼生早年在庙市购得八十回本《石头记》的早期抄本,阅读之后,大为赞叹,对该书进行了重新抄录、整理,并亲自为该书撰写序言一篇,对《石头记》的写作艺术推崇备至。戚蓼生序言中对《红楼梦》所作的“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也,吾未之见也”的评价,历来为红学界所称道,尤其为俞平伯先生所赞赏,他说:“戚蓼生序……向来不大受人称引,却在过去谈论《红楼梦》的文章中,实写得很好”。
大家可能注意到,他们都是浙江人。当代著名红学家徐恭时先生提出了“红学始盛于浙西”之说,这是他根据红学诞生之初的清代乾嘉年间,在浙西一地集中出现了大批关于《红楼梦》传播研究的现象,据此所得出的研究考据结论。所谓
浙西,乃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从地理角度来说,由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构成的三曲浙水,天然地把浙江大地划成了浙东、浙西两大部分;浙西就是指浙水之西的杭嘉湖一带丰饶广袤的土地。从历史角度看,以杭州为中心的浙西,乃是古良渚文化、古越文化与南宋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周汝昌先生也曾经指出:“见诸笔墨的红学,端以杭州一带为发祥地”,“个人所见到的,从乾隆末到嘉庆初,最早的有代表性的《红楼梦》题咏者,大多数是杭州人,而第一部‘红学专著’则出于海宁人周春之手。”土默热先生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红学为什么发祥于杭州并始盛于浙西》,其中列举了更多人物。我参照此文,介绍给红迷朋友。
舒元炜,生卒年及生平不详,杭州人。红学家吴晓玲先生藏有一本卷首有舒元炜的序及其弟舒元炳题《沁园春》词的《红楼梦》抄本,习惯称舒序本。舒元炜序的落款是:“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屠维作噩且月上浣虎林董园氏舒元炜序并书于金台客舍,”并有“元炜”、“董园”印二方。可证其序作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年)。 “虎林”亦即杭州的别称。
舒元炜的序言中有“惜乎《红楼梦》之观止于八十回也;全册未窥,怅神龙之无尾”;“漫云用十而得五,业已有二于三分”;“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等句,足证舒元炜知道《红楼梦》全璧应为一百二十回。舒元炜的序言写作时间早于程甲本付印二年,亦从一个侧面证明程伟元、高鹗整理出版前便有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流传于世。
袁枚(1716-1797年),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二中记载:康熙间,曹练亭(注:“练”应为“楝”)“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证明的确有个名叫曹雪芹的人创作了《红楼梦》。本来袁枚与今天红学界考证的曹雪芹应该是同时代人,但袁枚却说他知道的那个曹雪芹,乃是“曹练亭织造之嗣君”,即儿子而不是孙子,并且是“相隔已百年矣”的前代人物。那个曹雪芹撰写的“《红楼梦》中有某校书尤艳”,应该是一本写有妓女生活的小说。
红学为什么始盛于浙西?
苕溪渔隐,名范锴(1764——1845),字声山,号白舫,又号苕溪渔隐,苕溪老渔。浙江乌程(今湖州)人。范锴早年曾收集到一部《石头记》早期抄本,爱不释手,潜心研究,并为此撰写了《痴人说梦》专著。本书内含《槐史编年》、《胶东余牒》、《鉴中人影》、《镌石订疑》四种,还附有其所绘《红楼梦》的四幅图,即:总图;宁国府、贾府宗祠、会芳园、贾赦宅;大观园、梨香院、薛宅;荣国府。
如果说最早评论《红楼梦》的专著是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那么苕溪渔隐的《痴人说梦》应该是红学史上的第二部专著,在红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编制《红楼梦》年谱、《红楼梦》人物谱、贾氏宗族谱牒、版本校勘和绘制贾府及大观园图,则均为红学史上之首创。因此,苕溪渔隐范锴在保存早期《石头记》抄本,开创红学研究新领域方面,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其泰(1800——1864年),浙江海盐人。他有述评《红楼梦》专著多种,其中最有名的是《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对《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和人物形象以及作品特色,作了许多赞美之评语,对后世红学影响较大。
黄金台(1789——1861年) ,浙江平湖人,文学家。曾写有《红楼梦杂咏》等绝句八十首,对《红楼梦》书中人物逐一用绝句形式加以点评,在“红学”界有一定影响。黄金台所写《红楼梦图赋》,反映了他对《红楼梦》主旨的理解,以及对书中女子“万艳同悲”命运的同情。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俞樾在其著作《小浮梅闲话》中曾说:“纳兰容若《饮水词集》有《满江红》词,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即雪芹也。”他是先于胡适考证曹雪芹其人其事的学者,可谓考证红学的奠基人。
胡适先生接过了俞樾的曹雪芹说之后,却认为“俞樾说曹子清即雪芹,是大谬的”,又根据清末杨钟羲《雪桥诗话》的记载,将曹雪芹断定为生活于乾隆朝的人,贫居北京西山时创作了《红楼梦》,并推测为曹寅的孙子。俞樾和胡适的两种说法究竟是谁“大谬”,有待红学界进一步甄别探讨。
三多,号六桥,蒙古族,姓钟木依氏,汉姓张。同治十年辛未(1871)五月二十二日生于杭州,属杭州驻防蒙古正白旗籍。三六桥曾藏有一本独特的《红楼梦》版本,后流落日本,始终未露庐山之面目。据日本人儿玉达童教授介绍,其内容言及宝玉入狱“狴犴”,谓贾芸、小红曾探监;言及宝钗,谓“分娩”“难产”而死;谓湘云适“寡”,与宝玉“结褵”;言及凤姐,谓遭“休弃”;言及探春,谓出嫁“外藩”;言及妙玉,谓沦于“风尘”,等等。其情节与《石头记》前80回上的脂评所提示的后40回的线索,大体相符合。
到了近现代,以“西学”评论《红楼梦》的第一人,当推浙江海宁王国维先生。1904年王国维先生用西方美学观念研究《红楼梦》,写成《红楼梦评论》,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同为浙江海宁人的吴世昌先生,早在英国牛津大学工作时,就用英文写了《红楼梦探源》。六十年代回国后致力于《红楼梦》版本及曹雪芹身事、家世等的研究。
红学为什么始盛于浙西?
(俞平伯)
俞平伯先生,浙江德清人,其曾祖即俞曲园。俞先生是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但晚年对自己毕生的红学成就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认为“胡适、俞平伯有罪”,“红学这个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至于当代著名红学家蔡义江,浙江宁波人;徐恭时,浙江平湖人;丁维忠,浙江吴兴人;周思源,浙江杭州人;杜春耕,浙江杭州人。浙江省特别是浙西红学家之多,各省无出其右,就不一一例举了。
在《红楼梦》出版印刷发行史上,浙西尤其是杭州的地位也是极为突出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11月23日,南京王开泰的寅二号船由浙江乍浦港驶出,船上载有九部十八套《红楼梦》,于12月9日运抵日本长崎。这是《红楼梦》从中国流传到海外的最早记录。此后,从乍浦港出海去日本的商船中,又有多次带有《红楼梦》,如嘉庆八年(1803年)就载去《绣像红楼梦》两部四套。
上述“红学始盛于浙西”的这种特有历史和文学现象,的确十分启人疑窦,也发人深省。当今红坛主流新红学,都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在北京创作的,首先在北京流传,最早的印刷地点也在北京。但却无法解释红学为什么不是“始盛于北京”,而是“始盛于浙西”?关于《红楼梦》记载和研究的史料,为什么最先不是出自于北京,而是出自于浙西?
周春、戚蓼生、舒元炜、袁枚、苕溪渔隐等最先抄录、研究、记载《红楼梦》的文人,不仅都是浙西人,而且几乎都与红学界公认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是同时代人。北京与浙西两地相隔三千里,在当时那种交通条件和文化传播条件下,北京传出来的《红楼梦》,以手抄本的形式,立即在遥远的浙西普及开来,《红楼梦》研究也在曹雪芹生前立即在浙西兴盛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的现象。
在当时那种手抄本传播条件下,这断非1763年去世的曹雪芹写作完成以后,这些红学家就能完成他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像周春、戚蓼生、黄金台、苕溪渔隐这些对《红楼梦》深有研究,并曾写出研究专著的文人,对《红楼梦》作品没有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浸淫,很难想象能写出那些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随笔》、《序言》和考证、题咏文章。
红学不仅“始盛于浙西”,而且普及程度最深最广的也是浙西,这也应该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红学现象。《红楼梦》大量进入闺阁之中阅读,并且历代累出闺阁诗人题咏《红楼梦》的作品,甚至多有为《红楼梦》断肠殉情而死的女子,这种现象历史上大概以浙西为最。有关这方面的事例研究,红学界历来不乏其人,这里就无须赘言了。
红学不仅“始盛于浙西”,并长盛不衰于浙西,大概在全国各省份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如清代中晚期的陈其泰、黄金台、俞曲园、三六桥,近现代的王国维、吴世昌、俞平伯,以及当代的徐恭时、蔡义江、周思源、杜春耕等人,可见浙西红学种子绵绵不绝,历代都有各领风骚的红学名人。没有深厚的红学土壤和悠久的红学传统,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不可思议的。
要想解开红学“始盛于浙西”之谜,恐怕沿着传统红学的视角和思路继续下去是不成的。当今红学界解释这种现象,无一不是采用把浙西红学名人同北京挂钩的办法,但这些“挂钩”并没有任何史料支持,都不过是以曹雪芹为既定前提,加以穿凿附会而已。难道就不能作出另一种“大胆假设”么:《红楼梦》并非始出于北京,而是始出于浙西?如此假设,许多难题都迎刃而解了,何须把“始盛于浙西”的红学,长驱三千里去同北京强行挂钩!
迄今为止红学界发现了红学“始盛于浙西”的现象,但似乎没有发现《红楼梦》小说本身始出于浙西的直接证据。《红楼梦》是红学之源,没有《红楼梦》谈何红学?据此似乎亦可将《红楼梦》文本的始出地推断为浙西。问题在于红学界长期把研究目光紧盯在北京和曹雪芹身上,谁又曾对浙西进行过“小心求证”呢?周春、戚蓼生、舒元炜、袁枚所看到的《红楼梦》,不能证明其文本就出自北京,但也不能否定其出自浙西之可能。因为这几个最早阅读研究《红楼梦》的学者,都是浙西人,这却是毫无疑问的。
“红学始盛于浙西”的现象,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否定了北京西山的曹雪芹,否定了《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代。关于作者问题,很可能是南方的遗民文人,很值得红学界思考,从文本中找出直接的证据,并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即使确定不了作者,只要认真研究文本,也可以体会到作品的伟大政治、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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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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